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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生:科創板會成為中國版納斯達克嗎? 取決于如何定義與門檻有多高

  李策 孫維維

  [改革開放已經40年了,在40年開始的時候,中國人均GDP只有100多美元,大多數人應該說還是相當貧困的,最近的數字說光是農村人口,這40年當中就有7億多人脫貧,可見當時除了少數城市人以外,農村人口普遍是在貧困狀態的。這40年共產黨的領導沒有變,中國文化的特點也沒有變,最大的改變是什么?無非就是突破了原來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搞了多種所有制,搞了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人們有了自主創業、自由擇業的選擇權,財富就開始涌流。所以我覺得這40年最大的經驗也在這個地方,就是在政治和社會穩定的情況下,怎么能夠真正地把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向前推進,真正能夠把混合所有制搞起來,而且政府怎么跟企業的行為脫鉤,真正實現政企分開,讓普通人享有越來越多的自由發展權利,我認為這是核心的問題]

  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是習近平總書記宣布的黨中央交給上海的三項新的重大任務之一。這也是上海更好服務全國改革發展大局的重要舉措,是上海推進國際金融中心、科創中心建設的有機結合點,是上海證交所和資本市場做大做強的重大機遇。

  那么,科創板的影響有哪些?科創板+注冊制會成為中國版納斯達克嗎?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華生在接受第一財經《首席對策》專訪時認為:現在科技創新成為國家鼓勵的重心,設立科創板對科技創新肯定會有積極的作用。最近殼資源和垃圾股炒作又有回潮,估計今后還會有反復。我們對注冊制的認識其實并不很清楚,對美國版的注冊制在中國資本市場實行需要的條件還有不少誤解。這次科創板搞注冊制能否順利,也取決于我們如何定義科創板,門檻有多高,注冊制怎么注冊法,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理解和定義,實行的結果和對資本市場的影響就會大不相同。所以我們還要看后續的發展。

  華生教授是影響我國經濟改革進程的三項重要變革(價格雙軌制、國資體制、股權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動者之一。新世紀以來,華生教授主要從事城市化和土地問題研究,他在2006年2月正式向中央建議實施以人為核心、以農民工及其家屬市民化為主線的新型城市化戰略。

  華生還認為,過去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主要有四個,改革、市場化、農村、地方競爭。那么從現在來看,這四個因素是否還能繼續支撐中國經濟增長?又出現了哪些新的增長點?如果中國不走靠房地產拉動投資的老路,新的投資出路在哪里?華生在《首席對策》中表示:“這幾年應該說在有些方面,是有一些波動的,增加了企業預期的不確定性,我們市場經濟各個方面都是多種所有制了,現在唯有土地是單一公有制,還沒有進入社會主義多種所有制的基本經濟制度。在土地制度的改革方面,長期沒有明顯突破。這恐怕需要解放思想,有新的思維,需要像改革開放初期那樣,首先要解放思想,打開思想框架,才能夠有新的思路去發展。”

  華生教授還就如何采取措施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如何處理好國企與民企發展的關系,房地產市場怎樣滿足大多數人需求、保持健康發展,改革過程中該如何擺脫路徑依賴等熱點話題,一一發表了看法。

  以下為專訪實錄:

  我們對注冊制的認識并不很清楚

  第一財經:華生教授您好!很開心《首席對策》能專訪到您。11月5日,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主旨演講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將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支持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不斷完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您認為科創板的影響有哪些?科創板+注冊制會成為中國版納斯達克嗎?

  華生:現在科技創新成為國家鼓勵的重心,設立科創板對科技創新肯定會有積極的作用。至于注冊制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后已有五年多了,應當說推進得并不順利。最近殼資源和垃圾股炒作又有回潮,估計今后還會有反復。五年前我就說過,我們對注冊制的認識其實并不很清楚,對美國版的注冊制在中國資本市場實行需要的條件還有不少誤解。這些年注冊制在中國的坎坷道路說明我們原先對困難的估計是不足的。這次科創板搞注冊制能否順利,也取決于我們如何定義科創板,門檻有多高,注冊制怎么注冊法,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理解和定義,實行的結果和對資本市場的影響就會大不相同。中國人對同樣一個名詞和概念的注解可以很豐富、很特別,所以我們還要看后續的發展。

  對民企來說,

  核心是穩定預期增進信心

  第一財經:您曾經說過,過去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主要有四個,改革、市場化、農村、地方競爭。那么從現在來看,這四個因素是否還能繼續支撐中國經濟增長?又出現了哪些新的增長點?

  華生:從這些基本動力來看,當然它變化不是很多,比如剛才講的市場化,現在實際市場化改革要做的事情還很多,現在對經濟主體,特別是在剛才你說的金融領域當中,對市場運行主體的干預還是非常之多,包括在證券市場,過去一段時間連交易都要受到很多限制。因此真正讓市場能夠發揮決定性作用,我覺得要做的事情非常多。這幾年應該說在有些方面,是有一些波動的,增加了企業預期的不確定性。

  在土地制度的改革方面,應該說長期以來也沒有什么突破。這恐怕需要解放思想,有新的思維,否則在原來的框架里面來回徘徊,肯定難以推動經濟的發展。因為中國的土地市場,現在仍是唯一的單一公有制市場。我們市場經濟各個方面都是多種所有制了,唯有土地是單一公有制的,還沒有進入社會主義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些當然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需要像改革開放初期那樣,首先要解放思想,打開這個思想框架,才能夠有新的思路去發展。

  第一財經:經濟的活力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民營企業,但是今年以來,債券市場頻頻違約,企業融資成本上升,股票市場震蕩很大,越來越多的公司面臨爆倉的風險,您如何看待現在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應該采取什么措施去支持民營企業?

  華生:這肯定是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民營企業自身怎么應對危機,特別是中美貿易摩擦在不斷地發展深化,這對中國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會造成一些壓力。一些經營比較激進,負債率比較高的企業,這個時候肯定困難會特別大,需要根據自己的情況來應對,企業家自己會做出每個不同情況的應對策略。我覺得從整個環境上來說,核心是國家,恐怕在減稅降費這方面需要采取很大的動作,否則,因為民營企業本身負擔就不輕,再加上明年要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社保基金,如果不相應降低稅率,企業的負擔會進一步增加,壓力就會更大。所以我覺得,一方面企業自己要努力,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創造條件,兩方面需要并行。好在中央已經注意到這方面情況,并開始采取措施。

  第一財經: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依然是金融工作的重點,而且去杠桿還在進行中,去杠桿肯定會對企業的貸款難度增加壓力,怎么來協調?關于國企和民企的關系,易綱行長也指出了競爭中性的原則,您認為民營企業融資和貸款方面的問題會有效解決嗎?

  華生:我估計只能是部分緩解,因為中小型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全世界都存在,不能設想有一個地方說融資都不難,這不太可能。在中國的情況下,我覺得對于民營企業來說,核心還是穩定他們的預期,增進他們的信心,我認為這是最主要的。現在很多企業對將來經濟社會發展的環境,認為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有非常大的不安全感,在這個情況下,其他的那些措施都只是輔助性的,所以我覺得對于民營企業發展來說,包括它的融資,恐怕最主要的是要讓它們能夠有信心,預期能夠比較穩定,如果考慮人身和財產安全都有問題的時候,此時民營企業要想健康發展,當然就會很困難。

  國企改革核心是解決政企分開的問題

  第一財經:您曾經提到,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小步慢跑才能走得遠,例如曾經的價格雙軌制改革,這種循序漸進的方法能給現在的國企改革提供哪些思路?循序漸進該如何避免半途而廢?現在也有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的說法,您怎么看?

  華生:我猜想現在說到的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主要是指那些僵尸的、長期虧損的國有企業,該破產的應該讓它破產。這當然是對的。但這僅僅是一個具體問題的處理。從國企改革整體來說,最根本的還在于它的體制、機制能不能夠改變。我們的國企改革要向前發展,關鍵還是要在市場經濟當中采取混合所有制和股份制的形式,而且最核心的問題是解決政企分開的問題,做到政企、政資分開。如果搞了混合所有制,管理還是照搬國有企業的一套制度辦法,那搞混合所有制和股份制有什么意義呢?因為政企政資不分的話,企業很難公平競爭,政府也很難公平執法。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想做到所有制中立或者競爭中性就會很困難。我從來都說,改革不怕慢。其實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發展像是坐上了火箭,全世界矚目,還慢嗎?中國這樣的大國,只要方向正確,不怕慢一點、穩一點,就怕走彎路、摔跟頭。

  房地產健康發展

  還是要滿足大多數人需要

  第一財經:中國房地產市場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目前國內經濟三輛馬車中都出現一定程度的增速滑坡,央行多次降準穩經濟,雖然政府多次強調房地產調控的決心,但市場上仍有觀點認為經濟不景氣下房地產會成為大多數資金的歸宿,只是傳導的鏈條變長了。對此您怎么看,房地產市場還會重走老路嗎?您如何看待房產稅政策?

  華生:衣食住行,住是人民生活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所以就房地產市場而言,它長期都會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的推動力。中國現在城市化還遠遠沒有完成,所以房地產市場長期應該還是有它的發展。但問題是當前房地產發展有相當的畸形化。因為在城市化發展過程當中,真正大量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屬,卻是現在房地產市場基本上不怎么包括的。如果房地產市場要健康發展,它最主要的還是要滿足大多數人的需要,不是把它高端化。房價搞得很高,不要說是農民工和家屬,就連城市里面一般市民家庭都覺得非常難承擔,這樣房地產發展就會是危險的。所以房地產發展本身沒有問題,它的核心問題是這一發展是不是符合了多數人的需要,是否有真實的需求,特別是有支付能力需求的支撐,而我們的供給結構是不是符合這樣一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40年最大的經驗

  是把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向前推進

  第一財經: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在發展的道路上,新常態要按經濟規律辦事,改革不能拖,更不可止步。您認為走過高速增長階段的中國在未來新常態下,應該如何保證繼續發展?有哪些改革迫在眉睫?而在改革的過程中,該怎么擺脫路徑依賴?

  華生:改革開放已經40年了,在40年開始的時候,中國人均GDP只有100多美元,大多數人應該說還是相當貧困的,最近的數字說光是農村人口,這40年當中就有7億多人脫貧,可見當時除了少數城市人以外,農村人口普遍是在貧困狀態的。這40年共產黨的領導沒有變,中國文化的特點也沒有變,最大的改變是什么?無非就是突破了原來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搞了多種所有制,搞了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人們有了自主創業、自由擇業的選擇權,財富就開始涌流。所以我覺得這40年最大的經驗也在這個地方,就是在政治和社會穩定的情況下,怎么能夠真正地把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向前推進,真正能夠把混合所有制搞起來,而且政府怎么跟企業的行為脫鉤,真正實現政企分開,讓普通人享有越來越多的自由發展權利,我認為這是核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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