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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專訪周小川: 金融開放 有助于提升效率和競爭力

  李策 周艾琳

  [周小川強調,金融機構準入方面的擴大對外開放,以及金融市場和資本項目的開放,這兩個問題需要區別對待,而開放是否引發宏觀風險,則主要對應宏觀政策框架和改革是否到位的問題。]

  一年一度的博鰲亞洲論壇3月29日在海南落下帷幕。在今年的博鰲論壇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以“攜手應對挑戰實現共同發展”為主題發表主旨演講,并釋放了持續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等重要信息。

  去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進入2019年,中國政策制定者在多個場合強調,將繼續推進改革開放,金融部門的對外開放更是重中之重。在論壇期間,第一財經《首席對策》獨家專訪了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方首席代表、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

  周小川對記者表示,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起步很早,過往已經做了好幾輪準備,如果不是碰到19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金融業開放的步伐會邁得更大更快。

  今年3月初,周小川就在英國中國商會與英國48家集團俱樂部聯合舉辦的“破冰者”專題講座上表示,“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巨大紅利,所以無論我們聽到了什么聲音,都不會改變改革的方向。”今年2月,英國中央銀行業務出版社(CentralBankingPublications)宣布周小川獲得了2019年終身成就獎,稱其在中國央行實施改革和帶領央行度過關鍵時期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金融開放有助提升效率和競爭力

  今年博鰲論壇的主題是“共同命運、共同行動、共同發展”。周小川也表示,博鰲亞洲論壇是一個比較全面、綜合的論壇,以經濟議題為主,聚焦亞洲也面向全球。今年現場有50多場專題討論,很受歡迎。從博鰲論壇的傳統經驗來看,開幕式上的領導人講話歷來是最大的亮點。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更是亞洲最大的國家,所有與會者都十分關心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中國面臨哪些新挑戰,有什么新問題需要解決,中國政府今年有哪些新政策。

  他稱,博鰲論壇在“兩會”之后召開,李克強總理借這個場合,把中國的一系列經濟政策,以及中國政府今年的工作重點,給大家做了重要講解,受到了非常廣泛的關注和贊賞。其中,中國繼續擴大金融開放的信號備受關注。

  近期,中國金融開放也正取得實質性進展。今年3月24日,北京銀行與ING銀行擬設首家外資控股合資銀行,外資持股51%;在隨后的3月29日,摩根大通和野村證券正式獲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核準,在中國建立全新的、由上述兩家外資券商控股以及為實際控制人的證券公司——摩根大通證券(中國)有限公司、野村東方國際證券有限公司。過去兩年來,如貝萊德、先鋒、富達、路博曼、橋水、英仕曼等眾多國際一線資管巨頭也紛紛到中國境內開設外商獨資企業(WOFE)、獲得私募基金管理人資格(PFM)并發行了投資于中國股、債市場的私募證券基金。隨著MSCI、彭博這兩大國際股、債指數納入中國A股和債市,外資更是加速涌入中國市場。

  周小川表示,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起步很早,過往已經做了好幾輪準備,如果不是碰到19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金融業開放的步伐會邁得更大更快。他也從三方面對金融開放的必要性進行了分析。

  首先,在他看來,金融業總體而言是一個競爭性服務行業,金融業開放有助于提高效率,競爭會帶來諸多益處,例如推動機構提供更好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

  其次,他也認為,從市場占有率等數據來看,目前中國金融業開放水平并不高,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政策開放水平低。中國金融市場巨大,前面幾輪開放后進來的外資機構雖然深耕中國市場,但迄今為止市場占有率依舊不高。進一步擴大開放,也不會大幅影響和改變國內金融機構的市場占有率和業務范圍。“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隨著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中國的金融機構也在走向全球市場,進一步擴大金融開放對中國金融機構不會有太大的沖擊。”他表示。

  第三,合資銀行放開外資持股限制是重要舉措。周小川稱,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末就開始引入外資銀行,允許外資銀行設立分支機構和分行。“后來,我們區分了分行和子行(法人銀行),外資銀行可以設立百分之百控股的子行。類似匯豐銀行的分行和子行,很早就設立了。此前對外資銀行唯一的限制,就是參股中資銀行的股份上限。現在,這個上限比例也打開了,這次是51%,下次也可能有60%、75%的情況,持股比例就不再受限制了。”

  “既然(之前的百分之百控股的子行和分行)都允許,那么如今控股51%,應該不是問題。”周小川對第一財經表示。他認為,這釋放了中國金融開放的重大決心,也是重大的進展,隨著這個領域進一步推進開放,合資銀行將有更多案例,會使外界對未來中國金融的發展更有信心。

  區分金融業市場準入和資本項目開放

  目前,各界對金融開放的必要性和益處達成共識,不過當年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在金融開放尤其是資本賬戶開放進程中,曾出現重大金融風險,中國應該如何吸取教訓?金融開放中如何預防和化解重大金融風險?

  對此,周小川強調,金融機構準入方面的擴大對外開放,以及金融市場和資本項目的開放,這兩個問題需要區別對待,而開放是否引發宏觀風險,則主要對應宏觀政策框架和改革是否到位的問題。

  他稱,事實上,梳理全球經濟體的金融開放案例,沒有開放的部分,往往是行業內部實行的標準不高,沒有向更高的競爭力和國際水平看齊,這樣就容易出現一些落后現象,例如業務品種單一、財務會計標準不高、競爭力不強、風險管理能力弱,等等,反而更容易出現風險。就這一點而言,金融開放有助于金融機構的健康發展,提升競爭力。

  在他看來,宏觀上的金融風險則是另一個概念,諸如資本項目開放的節奏和步驟、匯率制度的安排,等等,這對應著另外的一組考量,即宏觀政策框架。這里的情況比較復雜,因為風險的引發因素有些是國內的宏觀脆弱問題,有些是外部沖擊因素,這類宏觀風險無論是金融開放還是不開放的國家都會面臨,“不管在什么時候都需要管理好宏觀經濟(風險)”,他稱。

  事實上,防范宏觀金融風險對各國都具有挑戰性,即便是發達國家也經常在宏觀上出問題。2008年在美國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隨后在歐洲蔓延的主權債務危機,都是深刻的例證。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不見得誰比誰做得好”,周小川強調。不過,他也指出,一國的經濟基礎條件和金融市場條件存在異質性,具體面臨的宏觀金融風險也會有所不同。

  中國堅持改革開放是當前的“確定性”

  經歷了沖擊不斷的2018年,2019年的不確定性似乎并未減少。多家主流國際組織下調了全球經濟增速預期、技術革命正在帶來顛覆性挑戰、貿易摩擦仍存、全球地緣政治風險也充滿變數,似乎“不確定性”成了2019年和未來的主基調。

  “所謂不確定,貿易摩擦進展是現在大家最關注的,不僅是中美,而且是全球關注的不確定性。此外還會有其他因素,諸如地緣政治等等。”周小川稱。

  但他也從不確定性中看到了確定性。例如,“科技發展肯定是正面的,”他表示。不過,未來科技的發展速度并不可預測,何種重大技術在何時會出現重大突破,從而對潛在經濟增長產生明顯的提升作用,目前來看并不能充分預知。

  其次,中國服務業在GDP中占比偏低,中國服務業在未來會長足發展,這也是確定的。“服務業大發展需要一系列政策體制的支持,這方面的改革肯定會向前推進,這也是確定的。”周小川稱。

  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儲蓄率,“未來儲蓄率會逐漸下降,消費對整個經濟的推動會越來越大,這也是確定的。”他提及。

  在撥開迷霧后,中國的“確定性”躍然紙上——不斷推進改革開放、練好內功、加速國內經濟轉型升級。

  周小川3月初在英國的上述講座上就提及,“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巨大紅利,所以無論我們聽到了什么聲音,都不會改變改革的方向。”在他看來,40年改革開放政策引入了市場經濟概念,中國也在探索如何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運行,尋求轉型的更佳方式,過渡期間也出現了很多挑戰。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在這一過程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人均GDP大幅增長。

  盡管中國尚有諸多改革事項未完成,且保護主義不斷在全球抬頭,但周小川始終對持續推進中國改革開放表示樂觀。“一些經濟體可能出現了保護主義傾向,挑戰了多邊主義,但我們也聽到了中國的回應,尤其是兩年前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期間表示,中國會支持自由貿易、投資體系,并支持多邊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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