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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粵港澳大灣區是對外開放的優質大平臺 決策有了,重在執行

  本報評論員 戴春晨 歐陽覓劍  實習生 陳瑞祥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指出,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促進規則銜接,推動生產要素流動和人員往來便利化。

  今年以來,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臺,圍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討論越來越熱。如何看待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之于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意義?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以下簡稱《21世紀》)專訪了鄭永年教授。

  決策有了,重在執行

  《21世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已全文公開。這是不是標志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入落地階段?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下一步的重點是什么?

  鄭永年:決策已經有了,接下來我們就要執行,重在執行。中央規劃文件確定了框架性、方向性的內容,往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點在于落實到具體的細節,建立詳細的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

  粵港澳大灣區涉及“一國兩制”,涉及三個獨立關稅區,協調起來有難度。現在有韓正副總理作為組長、香港澳門特首均擔任小組成員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有中央政府協調的機制,將很大程度上推動粵港澳三地的協調。從中央協調的角度上看,粵港澳大灣區未來不是廣東的項目,也不是香港或者澳門的項目,而是國家主導的項目。灣區內的11座城市都是執行者,都要根據規劃文件進行落實。

  《21世紀》:粵港澳如何才能實現規則銜接、深度合作,促進要素的充分流動?

  鄭永年:我認為,真正的銜接是制度的銜接、規則的銜接。粵港澳如何實現規則銜接?關鍵還是解決機制體制的問題。香港、澳門與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文化的融合沒有任何阻力。地理上的互聯互通現在也做得比較好了,港珠澳大橋已經通車。在這些方面,粵港澳合作已經有深厚的基礎。但它們的規則、制度則有很多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屬于不同關稅區域。這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需要面對的主要挑戰。

  粵港澳大灣區提出來之后,很多人認為,應該到東京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去看看,借鑒借鑒經驗。我認為,當然可以去這三大灣區看看,但這些地區都是同一體制下,基本上沒有“社會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屬于不同關稅區域的問題”。這些地區都沒有粵港澳地區的這種特殊性。

  制度、規則的銜接是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關鍵。這當然不容易,但也有成功先例可供借鑒。歐盟有二十多個國家,有不同的體制,但歐盟在沒有中央政府協調的前提下,在不同體制的國家之間實現了要素、人員的流動。歐盟能夠做得這樣好,而我們在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協調下,應該做得更好。

  現在內地很多城市之間都存在行政分割,造成市場分割,要素難以充分流動。這其實也是體制機制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將這一原則落到實處,不但有利于內地城市之間的要素流動,也有利于粵港澳之間的要素流動。

  首先確定“政府不做什么”

  《21世紀》:那機制體制上需要怎樣完善?

  鄭永年:主要是行政審批權的問題。要看看如何通過政府的“放、管、服”改革孕育市場,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對政府來說,首先要確定是政府不做什么。現在規劃文件一出,大家就想著“他做什么、我做什么”,但第一個清單應該是“我不做什么”。中央政府為什么要出負面清單?下放行政審批權,本質上就是這些政府不要去做。“不做什么”的清單比“做什么”的清單更重要。

  《21世紀》:粵港澳大灣區有三種法律體系,如何才能銜接呢?

  鄭永年:法律不是抽象的,法律的背后都是利益。在歐盟里,英國是屬于英美法系,其他國家屬于大陸法系,從利益出發,就可以找到一種制度安排,來協調不同的法律體系。

  中國加入WTO之后,很多法律法規都跟西方不一樣。中國也是通過制度性安排來解決與西方的差異。中國是不斷擴大開放的,已經有各種制度安排在做了,比如廣州開發區就有接軌國際的知識產權法庭。

  我相信,直面這個問題,就不會解決不了問題。法律制度不同的問題,有人說解決不了,實際上,只要大家都以做大蛋糕的方式,那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粵港澳大灣區,我的理解不是“分大餅”,而是“把蛋糕做得更大”。大家都能獲得利益的話,是能達到共識的。

  對外開放的優質大平臺

  《21世紀》:粵港澳大灣區對中國擴大開放具有什么重要意義?

  鄭永年:這些年,西方有一股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的“反全球化”浪潮。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政府堅定不移地提出要繼續推進全球化,意味著中國需要更大規模的開放政策。這也是國際社會所期待的。

  從國際環境來看,中國的開放政策需要進入新的階段。過去國際社會對中國有良好的期待,而他們基本上也是開放的。但現在中國要面對貿易保護主義,面對反全球化的浪潮。在這樣的環境中,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更大規模的開放政策來克服困難呢?這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是開放的1.0版本。當時中國內地資金短缺,剛剛開放,錢也沒有,怎么辦?只能請進來,包括把港澳資本、中國臺灣資本請進來。上世紀90年代是開放的2.0版本。當時中國政府為了加入WTO,流行的概念叫“國際接軌”。接軌就是要調整中國的法律體系,調整中國的政策體系,符合世界的標準和規范。本世紀初開始是開放的3.0版本。中國也成為對外投資的國家,要走出去了。

  到了現在,是開放的4.0版本。由于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國“走出去”又碰到困難了,需要更大的開放政策。為什么呢?早期中國經濟體量很小,一個地方搞幾個項目,GDP就上來了。現在經濟總量那么大,就像廣東這樣,搞一般的項目對經濟拉動的力度就很小了。現在基層政府都很著急,不知道如何拉動GDP。從國家的角度來說,我認為需要有更大的對外開放平臺。

  所以,這幾年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范圍更廣了。這是經濟發展的需要。通過這些巨大的平臺,可以實現更大的目標,也可以讓市場在更大的空間發揮作用,這對解放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從國際競爭的角度來說,我們也需要更大更優質的對外開放平臺。未來中國拿什么吸引優質資本?拿什么吸引高科技、新技術,拿什么吸引人才?那就是大平臺、優質平臺。粵港澳大灣區要成為中國在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的一個大平臺。

  從這個意義看,粵港澳之間制度不同的狀況其實是一種優勢,珠三角九市的產業優勢、香港的金融市場優勢、澳門的旅游文化優勢,可以形成疊加效應,對優質資本、高端人才形成很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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