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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新時代的奮斗者

——2019全國兩會

時間:2019年3月3日-5日 編輯:涂涂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兩會”時間,大會將有哪些新訊號釋出,來自各行各業的委員代表手中所攜帶的提案與建議成為了公眾關注的焦點。全景網推出2019全國兩會專題“致敬新時代的奮斗者——2019全國兩會”,直擊兩會最新動態。

圖文直播
03月16日

  本報記者 王峰 北京報道

  導讀

  郭瑋在吹風會上介紹,國務院要做好房地產稅立法的前期工作,要進行大量的調研,要認真分析當前的形勢,要制定不同的方案,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有關部門已經在有條不紊地推進。

  10天會期之后,全國人代會3月15日投票通過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最終,這份沉甸甸的報告修改了83處,從19300多字補充到20200多字。

  “吸收涵蓋了代表委員所提出的大部分意見,有的一處修改綜合吸收了多位代表的多條意見。”在3月15日國新辦吹風會上,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成員、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郭瑋說。

  郭瑋介紹,這些修改體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科技創新、深化重點領域改革、鄉村振興、加強污染防治和生態建設、持續釋放內需潛力等6個方面。

  這些修改都是民心所向,比如政府工作報告已經用千余字的篇幅部署優化營商環境,但修改中還是增加了兩項任務,可見高層對此之重視。同樣的重視,也體現在養老、教育等重點民生領域。

  在重點領域改革方面,“推進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改革”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在吹風會上引得媒體兩次追問這項重大改革。

  營商環境:增加深化“放管服”內容

  優化營商環境是今年政府重點工作。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首先需要政府做好“放管服”改革,對此,政府工作報告部署了幾十項任務。

  郭瑋介紹,增加了“繼續壓縮專利審查和商標注冊時間”、“抓緊建成全國一體化在線政務服務平臺”等,這些都是深化“放管服”的內容。

  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3月11日在全國人代會記者會上介紹,商標和發明專利審查周期5年內要達到國際最快的水平。為此,今年將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確保在年底前將商標審查周期由過去已經壓減到六個月的基礎上,進一步壓減到五個月之內,將高價值專利審查周期在去年已經壓減10%的基礎上,再壓減15%以上。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曾提出“形成全國統一政務服務平臺”,今年這項工作將提速。

  “在這個平臺上,全國各行各業以及各地區的數據將一網打盡,有助于實現有效的信用監管,以企業稅號、個人身份證號為基礎,對機構和個人實現跨地區跨部門的有效監管。有助于徹底為各部門和辦事企業、群眾減負,減少重復提交材料,徹底改變證明我是誰的狀況。”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法治國情調研室主任呂艷濱3月15日告訴記者。

  財稅改革:推進央地收入劃分

  郭瑋介紹,深化重點領域改革方面,主要修改集中在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部分,補充了“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推進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改革”“完善轉移支付制度”等表述。

  “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改革’一詞有105處,修改后又增加了4處。實際上,沒有出‘改革’字眼的地方也有很多改革的舉措。所以,報告通篇貫穿了改革的精神。”他說。

  “推進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改革”引起了吹風會上在場記者的兩次提問。郭瑋介紹,“收入劃分的改革和支出劃分的改革,這是財政改革基本的兩個方面。在支出方面,前些年推進得比較快。下一步,怎么樣使各個地方的財力相對均衡、更加合理,不僅僅支出方面要進行改革,收入上哪些歸中央、哪些歸地方,也要和支出改革、中央和地方之間事權劃分改革相互配套。”

  “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央財權加強。近些年來地方事權較多,但可以支配的財力則捉襟見肘,很多地方是靠‘土地財政’彌補財政缺口。最近幾年,地方的‘土地財政’也顯疲態,因此,央地收入劃分已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時候了。”天津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叢屹3月15日說。

  這項改革何時正式啟動、具體怎么改,郭瑋在吹風會上未做明確回應。

  房地產稅立法:制定不同的方案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健全地方稅體系,穩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

  這是政府工作報告連續兩年提出關于房地產稅的相關內容,也是政府工作報告近年來第三次提及房地產稅。其中,對于房地產稅的表述從“穩妥推進”變為了“穩步推進”。

  “房地產稅與央地收入劃分改革應該是一體的,而且是地方財政轉型的方向。西方一些國家的地方財政主要依賴不動產稅,國內也有建議房地產稅成為地方的主力稅種。但我認為這在我國短期內難以落地,這涉及整個稅制的規范調整,比如要將以間接稅為主轉為直接稅為主。”叢屹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今年全國人大在集中力量落實好黨中央確立的重大立法事項方面,就包括審議民法典,制定房地產稅法,修改證券法等。

  郭瑋在吹風會上介紹,國務院要做好房地產稅立法的前期工作,要進行大量的調研,要認真分析當前的形勢,要制定不同的方案,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有關部門已經在有條不紊地推進。

  釋放內需:養老“短板”蘊藏巨大市場

  郭瑋介紹,持續釋放內需潛力方面,推動消費穩定增長部分,補充了“加強農村養老服務設施建設”“促進家政服務業提質擴容”“推動充電、加氫等設施建設”等;合理擴大有效投資部分,補充了“改革完善招投標制度”。

  “報告中‘養老’這兩個字出現了16處,這可能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前面在講標志性成就時講到了養老,講到2018年工作時講到了養老,講問題時講到了養老,講社保時講到了養老,講擴大消費的時候講到了養老,講到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時講到了養老。”郭瑋說。

  現在我國60歲以上人口有2.5億,有預測稱,到2050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到4.8億人,占總人口比重為34.1%。

  “在農村家庭規模縮小、空巢家庭比例上升、勞動力老化等因素影響下,未來很長的一個時期內,我國農村養老服務將面臨著比城鎮更大的壓力,農民如何養老已成為新的社會問題。”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臺盟中央副主席連介德3月8日說,農村社區養老的短板之一即養老服務設施不健全。

  連介德建議,要積極引導鼓勵社會各界投資農村社區養老事業,并提供相關的政策優惠,允許社會企業投資農村社區養老服務產業,向老年人提供有償服務。

  汽車消費是重要內需,但今年前2個月,全國汽車銷量大幅下跌。然而,新能源車卻“風景這邊獨好”。2月,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完成5.9萬輛和5.3萬輛,比上年同期分別增長50.9%和53.6%。

  今年全國兩會上,至少有4位汽車企業代表建議大力發展氫燃料電池汽車。有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11月,中國共有27座建成的加氫站,其中3座已被拆除。“推動充電、加氫等設施建設”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無疑讓汽車行業看到了利好。

  教育:給民辦教育吃下“定心丸”

  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在教育部分補充了“加強鄉村教師隊伍建設”“依法支持民辦教育發展”“支持中西部建設有特色、高水平大學”等表述。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支持和規范民辦教育發展”。2018年,隨著清理整頓小區配套幼兒園、民辦課外培訓機構,“民辦教育退場論”潮起,政府工作報告“依法支持”的表述,鮮明體現了對待民辦教育的態度。

  “國家不需要在西部地區大規模新建大學,重點是扶持西部地區現有的大學,比如增加‘雙一流’建設西部高校的數量,并開展其他專項措施,提升教育質量及辦學特色。”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長李碩豪3月15日告訴記者。

  今年高職院校將擴招100萬人,這將是中西部地區高職院校的發展機會。“地方發展職業教育,主要是看當地的產業需求。中西部地區有特色產業需求,比如湖北潛江的江漢藝術職業學院培養普通專科層次的小龍蝦產業技能型人才,就業情況非常好。”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3月12日告訴記者。

  科技創新:早日落地國家實驗室

  郭瑋介紹,加快科技創新方面,提升科技支撐能力部分,補充了“抓緊布局國家實驗室,重組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完善重大科技項目組織管理”“完善科技成果評價機制”等表述。在回顧2018年工作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一段中,增加了“科技進步貢獻率提高到58.5%”這樣一個表述。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就提出,強化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啟動一批科技創新重大項目,高標準建設國家實驗室。

  2015年10月,中央提出在重大創新領域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的設想,如今3年多過去,國家實驗室建設還未正式啟動。

  今年全國兩會上,早日落地國家實驗室成為科技界代表委員的集體呼聲,量子信息、核動力、環境與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專家都明確表達了需求。“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正在不斷變大。”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王建宇院士呼吁。3月13日,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包信和表示,目前不同的部門正在開方案推進會,也許曙光就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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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5日

  本報記者 李玉敏 張奇 北京報道

  導讀

  建議推動債券市場統一監管,統一監管規則及信息披露規則,建立債券市場違約追償追究機制。

  “城商行與生俱來的資源稟賦,決定了不能做全能銀行,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聚焦優勢、專注特色,這樣才有出路、有未來。”近日,全國人大代表、鄭州銀行董事長王天宇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表示。

  在王天宇看來,銀行業“躺著賺錢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需要“站起來、飛起來、跑起來”。站起來就是要走出去主動了解客戶的需求;飛起來,就是要插上科技金融和特色化、差異化發展的兩個翅膀;跑起來是擺脫同質化競爭,適時搶跑。

  作為一名全國人大代表,王天宇今年提出了兩個議案:一是修改《證券法》,建立債券市場統一監管規則及違約追償機制;二是出臺互聯網金融法,完善互聯網金融長效監管機制。

  建議建立債市違約追償機制

  《21世紀》:又是一年兩會時,今年你準備了哪些議案、建議,為什么?

  王天宇:今年提交了兩個議案,一個是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2014年修正)》債券相關條款的議案。一段時期以來,我國債券市場發展取得了明顯成效,企業債券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逐步提升,從2003年1.5%上升到2018年的14.85%,已經遠超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占比;融資規模從2003年的499億元上升至2018年的24993億元,存量達20.13萬億。

  近年來,受我國經濟增速放緩和金融市場信用緊縮的影響,債券市場違約事件集中爆發,但部分違約責任難以追償追究。原因是我國債券市場法制機制建設相對滯后,在發行機制、信息披露、投資者權益保護、債務追究及統籌監管等方面,存在薄弱環節。

  針對其中的債券市場監管部門分散,監管標準不一致,存在“多龍治水”現象;債券市場信息披露不統一,規則執行偏自由化;債券市場違約追償追究機制缺失,投資者權益保護亟待增強;現有關于債券方面的法律法規碎片化,難以適應債券市場發展的實際需要等主要問題。因此,建議推動債券市場統一監管,統一監管規則及信息披露規則,建立債券市場違約追償追究機制。

  另外一個是關于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互聯網金融法》的議案。互聯網金融促進了金融創新,提高了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在推動普惠金融發展方面,發揮了現有金融機構難以替代的積極作用。但我個人認為,互聯網金融發展正面臨諸多困境,需要法制手段加以解決;互聯網金融風險易發、高發,需要通過立法進行規范;建立互聯網金融領域法律法規,是完善互聯網金融長效監管機制的迫切需要;我國在互聯網金融立法方面已作出積極探索,并取得了明顯成效。

  建議方面,主要是關于緩解民營企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建議;關于支持中小銀行加快不良資產處置的建議;關于鼓勵金融機構尤其是中小金融機構支持鄉村振興的建議等。去年所提議案、建議,各相關部門都及時安排了面談交流和書面回復,非常滿意。

  《21世紀》:去年以來,金融支持民營、小微企業被提到新的戰略高度。作為城商行掌舵人,你如何看待金融支持民營、小微的重要性,怎樣才能有效防范風險?

  王天宇:民營經濟已成為推動我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但長期以來,民營、小微企業一直面臨著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中小銀行與民企、小微具有天然親近的優勢,是我國金融體系中服務民企、小微的主力軍。但緩解民企、小微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不能僅僅依靠銀行業,需政府部門、監管機構、銀行業等達成共識,發揮好“幾家抬”的合力。

  一是制定差異化監管政策,鼓勵銀行業加大對民營、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包括優化不良指標考核標準,調整信用風險加權資產計量規則,實行差異化撥備覆蓋率,優化“兩增兩控”監管指標等。

  二是建立大數據征信平臺,解決“瞎子摸象”信息不對稱問題。政府部門要整合工商、稅收、物價、醫療、海關等碎片化的數據,建立大數據共享平臺,為銀行提供企業與個人征信基礎數據。

  三是解決好風險補償機制,完善自上而下的擔保基本機制。建立國家、地方政府、保險機構、銀行企業風險分擔機制,各負擔一部分,更有助于緩解民營、小微企業融資難題。

  四是加大財稅支持力度,擴大對銀行業的稅費減免范圍。比如,將符合授信額要求的小微企業主貸款利息收入納入免征范圍,延長農戶貸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稅日期至2020年末,后期視情況再適當延長等。

  五是創造良好信用環境,設立專項支持基金。建立良好信用環境,完善民營、小微企業與個人征信體系建設,打擊逃廢債,建立便捷的債權追償與保護機制,公檢法司、金融機構與企業共治助推解決融資難問題。

  特色化發展才能適時領跑

  《21世紀》:過去一年,鄭州銀行營收小幅增長,不過凈利潤同比下滑,不良小幅攀升。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么?

  王天宇:2018年四季度,根據監管要求,我行將本金和利息逾期90天以上的貸款全部納入不良貸款,并足額計提減值準備,導致本行當年減值準備計提超出預期。根據我行2018年度業績快報,實現歸母凈利潤30.34億元,同比下降29.11%。但2018年本行營業收入同比增長8.72%,撥備前利潤同比增長5.36%,均保持良好增長。后續我行將加大不良貸款清收和核銷力度,夯實資產質量,有利于今后穩健長足發展。

  銀行業“躺著賺錢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需要“站起來、飛起來、跑起來”。站起來就是要走出去主動了解客戶,了解客戶的需求和業務;飛起來,就是要插上兩個翅膀,一是金融科技,二是特色化、差異化發展;跑起來是銀行同質化競爭越來越厲害,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要適時搶跑、持續領跑,才能保持持續競爭優勢。

  《21世紀》:你如何定位鄭州銀行未來的發展方向,今年的工作重點是什么?

  王天宇:城商行與生俱來的資源稟賦,決定了不能做全能銀行,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聚焦優勢、專注特色,這樣才有出路、有未來。我行結合自身區位優勢和資源稟賦,確立了“商貿物流銀行、中小企業融資專家、精品市民銀行”的三大特色戰略。

  一是商貿金融爭樹全國標桿。與麥肯錫公司合作,開展深度的優勢挖掘和資源整合,集全行之力開展商貿物流銀行建設。目前在架構改革、制度建設、機制建設、系統建設和業務落地等方面均取得有效突破。

  二是小微金融爭創河南典范。全省首家成立小企業信貸部、首家成立小企業金融事業部,首家擁有獨立牌照的分行級小企業金融服務中心。未來將打造智能化風控體系、平臺化商業模式。

  三是市民金融爭塑省會品牌。啟動麥肯錫零售轉型項目,優化零售條線管理機制、銷售機制,圍繞市民衣食住行,形成了信用卡、消費金融、智慧銀行、生物識別、“金梧桐”理財、工會會員卡、代收水電費等全鏈條便民惠民產品。

  《21世紀》:城商行發展受到科技力量不夠,人才不足,環境不佳等因素制約。目前鄭州銀行在科技投入和人才培養引入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王天宇:目前我們在科技投入與人才培養方面實施六大重點項目,即引入國際一流“外腦”,集全行之力推進六大重點項目,分別是麥肯錫對公、麥肯錫零售、麥肯錫信用風險、大數據風控、畢馬威市場風險和新核心系統項目。

  同時,推動十大能力提升領導小組建設,即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金融市場風險、“人才興行”、“科技興行”、零售業務、對公業務、附屬機構管理能力提升領導小組和履職盡責巡察小組,由主要行領導任組長,明確牽頭部門、配合部門責任,并通過完善督辦、檢視和考核機制,把能力提升工作抓在平時、落到實處。

  2018年,我們還成功上線新一代信息系統,金融創新實驗室、大數據中心、敏捷開發中心也開始發揮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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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5日

  本報記者 周慧 實習生 趙煒 北京報道

  導讀

  湖北一所民辦職業技術學院因為培訓退伍軍人,受到了中央軍委和國家教育部的表彰;還有一所職業技術學院拿到了國家層面數百萬的補貼,這也是過去很少見的。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改革完善高職院校考試招生辦法,鼓勵更多應屆高中畢業生和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報考,今年大規模擴招100萬人。擴大高職院校獎助學金覆蓋面、提高補助標準,加快學歷證書和職業技能等級證書互通銜接。

  3月1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他提到,要打通職業教育的上升通道,讓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有“面子”和“里子”,要讓接受職業教育受到重視、尊重。

  他還指出目前職業教育的六大問題,并提出修改《職業教育法》的相關建議,其中包括整合政府職能,打破部門界限,理順管理體制,對職業教育實行統一協調的領導。

  職業教育的六大難題

  《21世紀》: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高職院校擴招100萬人,這會對招生工作以及經濟帶來哪些影響?

  周洪宇:要在一年內擴招100萬人,力度是前所未有的。1998年的時候,中央提出大學要擴招100萬人,當時是含本科和高職高專。這次是高職院校擴招100萬人。

  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既有利于緩解當前就業壓力,也是解決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戰略之舉,這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大篇幅談職業教育的大背景,但推動職業教育發展有個周期,不會短期內對經濟或者人才結構有較大的刺激。我們應該從國家人才儲備的更長遠的角度來看。

  年初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就提出,經過5-10年左右的時間,職業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舉辦為主向政府統籌管理、社會多元辦學的格局轉變,由追求規模擴張向提高質量轉變,大幅提升新時代職業教育現代化水平,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提高國家競爭力提供優質人才資源支撐。

  雖然現在離目標還有差距,但是已經開始采取具體的舉措推進了。我知道的湖北一所民辦職業技術學院因為培訓退伍軍人,受到了中央軍委和國家教育部的表彰,學院創始人很受鼓舞;還有一所職業技術學院拿到了國家層面數百萬的補貼,這也是過去很少見的。他們跟我說,真正地感受到職業教育的春天來了。

  《21世紀》:很多職業學院反饋招到合適的老師不容易,大規模擴招后師生比進一步拉大,是否會進一步拉大教師缺口,如何緩解教學壓力、保證教學質量?

  周洪宇:教師隊伍建設是當前發展職業教育的薄弱環節,需要切實解決制約教師隊伍建設的問題。我們不能只看到現有的職業院校的教師,需要打通兩個渠道,一方面發展民辦的職業教育院校,另外要大力鼓勵扶持企業辦學。職業院校要培養高素質技能人才,可以讓企業的人才來教技術,學院的老師來講理論,二者可以打通,理論和實踐應盡量結合在一起。僅限于現有的師資力量來看,很難完全符合擴招的需求。

  《21世紀》:除了師資力量薄弱,您認為現在職業教育還存在哪些困難和問題?

  周洪宇:首先是有些地方、部門以及社會,對職業教育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需要切實轉變觀念,營造有利于職業教育發展的良好氛圍。二是職業教育經費穩步增長機制不夠健全,仍不能滿足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需求,需要推動建立健全政府投入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擔、其他多種渠道籌措經費的投入機制,提高職業教育經費保障水平。三是職業教育不能滿足社會對技術技能人才的多方面需求,需要大力提高職業教育質量。四是隨著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調整、技術革新步伐加快,我國勞動力供求不匹配的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要堅持服務發展、促進就業的辦學方向,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使職業教育更好地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五是西部地區、民族地區和農村地區的職業教育發展相對滯后,校舍面積、實訓基地、教學設備等基礎條件亟需改善,需要因地制宜地開展分區規劃,促進協調發展。

  小龍蝦學院服務特色產業

  《21世紀》:目前來看教育不是高利潤的行業,社會資本在興辦職業教育方面有生意上的考量,難免與國家初衷違和。應該如何引導、規制?

  周洪宇:從企業來看,社會資本辦學要兼顧微利和社會責任。從我接觸的來看,很少教育企業是單純追求暴利的,大家基本是追求盈利同時也履行社會責任,和公辦學院沒有區別。比如武昌某職業技術學院,發現退役軍人有職業教育需求,學院負責人就重點對接這部分人群,已經聘請并且還將繼續聘請大量退休軍官來上課。

  民辦職業院校的優勢是靈活性強,對市場的敏感度高,培訓的人才也可以馬上為社會服務。當學院的教育質量做好了,學生規模也起來了,效益就能提高,是可以盈利的,但是肯定不是暴利行業。

  《21世紀》:廣東、江蘇等東部地區對技能人才需求大,經濟發達,職業教育發展會不會比中西部地區更有優勢?

  周洪宇:地方發展職業教育,主要是看當地的產業需求。并不是說浙江、廣東就能發展好職業教育,中西部就不行。比如湖北的職業教育在全國發展得較早,質量也不錯,有的職業院校招生的分數已經是常年超過本科線。

  廣東沿海地區有其產業需求,中西部地區也有特色產業需求。比較有代表性的,比如湖北潛江的江漢藝術職業學院,從2017年起,開始通過單獨招生考試錄取,培養普通專科層次的小龍蝦產業技能型人才,就業情況非常好。職業教育關鍵是要密切對接市場需求,辦出特色,小龍蝦成為潛江的重要名片之一,相應的產業鏈對職業人才的需求也很大,這是職業教育對接產業需求的很好案例。

  《21世紀》:事實上,如果一般學生能選擇讀本科還是不會去讀職業院校吧?目前一二線城市將積分落戶和學歷綁定在一起,你認為這會在將來發生變化么?

  周洪宇:對職業教育的不重視,是國人長期的一個文化觀念。如果制度設計上沒有正確引導,反過來強化這個觀念,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我認為關鍵是要讓讀職業教育的學生有“面子”也有“里子”。“面子”是技術類職業受到尊重,“里子”是畢業后能有好的就業,這對職業教育的質量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關于落戶,事實上除了一線城市對落戶要求比較多,很多城市對職業教育文憑的學生也放開了落戶的門檻,未來對職業教育文憑會越來越友善,這是個趨勢。

  《21世紀》:你一直在關注職業教育,今年你帶來了哪些相關建議?

  周洪宇:2009年開始,我曾多次就修改《職業教育法》提交議案。今年我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加快《職業教育法》的修法進程,爭取在2020年或者2021年提交審議,確保在本屆全國人大審議通過。

  修改《職業教育法》要注意幾個問題,一是理順管理體制。我國職業教育存在多頭管理的現象,教育部門與行業協會以及政府其他部門之間缺乏溝通銜接,教育、就業與培訓之間相互分離。這種管理體制影響了職業教育的發展。建議通過修訂該法,整合政府職能,打破部門界限,理順管理體制,對職業教育實行統一協調的領導。

  二是將中等職業教育免費制度寫入法律。

  三是適當發展本科、研究生層次的高等職業教育,完善職業教育體系。建議明確:高等職業教育是我國職業教育體系中的重要層次,高等職業教育應在目前以大專層次為主的基礎上,適當發展本科層次乃至研究生層次的高等職業教育,做好中等與高等職業教育的銜接,培養高層次技能創新型拔尖人才,完善我國目前人才體系結構。

  四是明確投入責任和標準,加大經費投入。一方面建立經費投入保障制度,確保職教經費“三個增長”。另一方面建立教育附加費用于中等職業教育立項、審計、責任追究制度。

  五是建議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有關經驗做法,構建與現有學位制度相銜接的高職高專院校學位制度,對高職高專院校設立“副學士學位”(或“協學士學位”)。建立副學士學位—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的高等職業教育學位制度。也可考慮將高等職業教育學位命名為“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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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5日

  本報記者 王佳昕 北京報道

  異地就醫難,是不少背井離鄉的人的感慨。

  國家衛健委公布的《2017年國家醫療服務與質量安全報告》顯示,2016年788家醫院2700多萬例出院患者中,7.16%是異地就醫患者。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抓緊落實和完善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政策,盡快使異地就醫患者在所有定點醫院能持卡看病、即時結算,切實便利流動人口和隨遷老人。

  3月12日,全國人大代表、合肥工業大學國際事務處處長檀結慶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表示,異地就醫仍需優化。據記者了解,他所在的安徽省,是2016年患者流出最多的省份,占異地就醫患者的12.16%。檀結慶建議,優化異地就醫,實行屬地報銷、屬地監管、屬地結算。

  異地就醫監管難度大

  《21世紀》:據你了解,異地就醫的主要人群是哪些?你為何關注這一問題?

  檀結慶:異地就醫的主要人群包括長期務工人群、隨子女異地居住人群、限于本地醫療資源轉診至外地醫院就診的人群。

  異地就醫聯網結報已執行多年,雖然解決了部分參保患者的切身問題,但仍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隨著國家醫療保障局的成立,醫保管理已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醫保管理體制頂層設計已基本完成,借此東風,可以更好地優化異地就醫管理。

  《21世紀》:近年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提及了異地就醫。目前異地就醫存在哪些問題?

  檀結慶:從患者的角度來講,仍有許多醫療機構未開展異地就醫聯網結報,參保患者異地就醫“跑腿、墊資”的情況依然存在。往返奔波多,經濟負擔重。

  分級診療也未能有效執行。長期在外務工人員或常住人員未能納入居住地醫保部門管理,難以有效引導分級診療,合理就醫。導致這部分人員往往盲目聽從廣告,選擇一些不規范醫院就醫,遭受到過度醫療、醫療欺詐等行為的損害,難以保障該部分人員的合法權益。

  《21世紀》:除了患者,異地就醫為醫保管理帶來怎樣的挑戰?

  檀結慶:首先是騙保行為。來回報銷的過程中,時有發票等材料丟失的情況發生。既給造假分子有了可乘之機,也加大了經辦機構鑒別真偽的風險。目前因發票等材料丟失,而使用假發票、假病歷等手段騙保的情況比較多。

  其次是控費難度大,過度醫療等情況較普遍。經常有參保患者反映,他們在外地醫院住院時,同一種病,住院費用大幅超過同病房的當地醫保患者。

  究其原因,就是因為當地醫保部門對醫院有控費措施,實行嚴格的監管。但外地的患者則沒有這方面的保護,容易造成部分醫院在利益驅使下過度治療,選擇各種昂貴的藥品及耗材。

  最后,異地就醫監管難度大,易流于形式。現行的醫保政策,作為“買單方”的本地醫保部門對異地醫院缺乏有效的監管手段。因異地就醫的患者不屬于異地醫保部門參保服務對象,異地醫保部門無法像管理本地定點醫療機構那樣進行全面有效的監督。同時,異地、本地醫保部門缺乏溝通協調機制,使異地醫保部門責任心缺乏,對過度醫療、虛假治療、分解收費、違規收費等違規行為的監管流于形式。

  建議屬地報銷、屬地監管

  《21世紀》:如何解決目前異地就醫存在的問題?

  檀結慶:我認為應實行屬地報銷、屬地監管。所謂屬地報銷,即加大異地就醫聯網醫療機構的范圍及力度。將符合條件的基層醫療機構也都納入異地就醫聯網名單。異地就醫的患者在醫院發生的醫藥費都可以直接屬地報銷。

  屬地監管則要理順異地就醫監管責任主體。醫院屬于哪個地方的醫保部門管理,在該醫院發生的醫藥費用就由該醫保部門承擔報銷,醫保基金的監管也由該醫保部門負責。醫療機構多數具有逐利性,只有屬地醫保部門對醫院進行費用控制、規范診療等方面的全覆蓋監管,參保患者的權益才能得到保障。

  《21世紀》:在異地就醫的結算,該如何優化,以提高醫保基金使用效率?

  檀結慶:我建議實行屬地結算。屬地報銷的墊付資金由屬地醫保部門負責與之結算。

  建立異地就醫“調度基金+墊付基金”模式。針對長期居住人群,由“調度基金”結算。國家醫保局可從中央財政配套資金中切塊設立“調度基金”,再根據各地上年度長期居住人群數據,以類似于按人頭付費的方式,經科學測算后撥付給屬地醫保部門。該部分資金超支不補、結余留存。

  針對異地轉診的患者,由“墊付基金”結算,此資金可由各參保地劃撥設立,由屬地管理,用于支付醫療機構的報銷墊付款。

  通過屬地結算,將異地就醫患者的醫藥費用與當地醫保基金池緊密聯系起來,促使屬地醫保部門主動將異地就醫人群納入分級診療管理中。

  《21世紀》:除了報銷、監管和結算,還有哪些方式能優化異地就醫?

  檀結慶:應統一補償類型。現有的基本醫保補償類型各異,有住院補償、慢性病補償、大額門診補償、意外傷害補償等,建議統一補償類型,不同醫保之間只有支付比例的區別,而沒有補償類型的區別。

  此外,統一醫療服務項目。不同屬地的醫療服務價格可以有差別,但收費項目應統一標準;加強信息化結算平臺建設;因異地結算業務增加,造成的人手不足。可以探索“商保經辦”,具體結算工作由商業保險公司經辦,醫保部門專心監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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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5日

  本報記者 綦宇 北京報道

  導讀

  自2012年以來,由于我國政策性糧食收購數量大幅增加、進口增加出口減少、消費量下降等因素綜合作用,稻谷庫存嚴重超過合理水平。

  近一段時間,關于食品安全的問題再一次成為全國百姓關注的重點。

  3月13日,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岳國君向媒體公開了本次兩會他帶來的兩份建議。其中一份,是《關于加快處置超期超標稻谷保障食品安全的建議》。

  作為長年關注糧食問題的專家,他對目前超期超標稻谷庫存的問題憂心忡忡。依據國家糧油信息中心數據,2013-2018年稻谷年末庫存平均每年增加2400萬噸左右。

  “稻谷的特性,是在儲存兩到三年之后,成為超期、超標的糧食,這意味著,無論是人還是畜,都無法使用,”岳國君說。“這樣的糧食,沒有辦法投入市場,也沒有良好的消納途徑,唯一的用處就是投向工業加工——燃料乙醇的制造。”

  也是因此,他的另一建議,是《關于貫徹落實國務院常務會議精神加快推進生物燃料乙醇產能布局和市場推廣的建議》。“解決了糧食的出路問題,才能解決庫存超期超標稻谷的問題,”他說,“更遠期來說,這有利于提升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嚴格監管超期超標稻谷

  作為我國第一大口糧,當稻谷儲存超過正常年限或儲存不善時,稻谷自身會發生生理、生化變化,成為超期超標糧食,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隱患。

  依據公開數據,2011年我國稻谷產量持續保持在2億噸以上,2018年全國稻谷產量甚至高達2.12億噸,處于歷史最高水平。但是,自2012年以來,由于我國政策性糧食收購數量大幅增加、進口增加出口減少、消費量下降等因素綜合作用,稻谷庫存嚴重超過合理水平。

  “目前,我們的稻谷儲存水平6年累計庫存已超過1.4億噸,總庫存量達到稻谷全年產量的三分之二,”岳國君表示。“稻谷兩到三年就會過期,按照行業經驗估算,目前我國超期儲存稻谷占總庫存的10%-15%,約1400萬噸以上。”

  長期儲存的稻谷,不僅基本喪失新大米飯香、黏、軟的食用品質,更嚴重的是易霉變產生黃曲霉毒素等毒素。黃曲霉毒素被世界衛生組織劃定為1類致癌物,是目前發現的穩定性最高的真菌毒素,極難在烹飪中消除。

  它通過食用進入人或動物體內后,除抑制DNA、RNA合成外,也抑制肝臟蛋白質合成,導致人體中毒,還可引起人或動物膽管上皮細胞增生及脾、腎、睪丸、大腦、神經系統病變。我國目前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對大米中黃曲霉毒素限量有明確要求。

  但是,目前由于監管缺失、沒有分類儲存、缺乏有效處理手段等原因,加上陳糧極為低廉的價格,導致一部分投機商人采取摻兌等方式進行使用和銷售,危害人體健康,對食品安全構成了極大威脅。

  同時,過大的庫存對國家財政造成了巨大的負擔,并且,時間越高、費用越高,對于財政造成的壓力也就越大。

  他建議,在當前國家正在開展的全國政策性糧食庫存數量和質量大清查中,徹查我國庫存糧食中超期超標稻谷的數量、分布以及流向,科學評估超期超標稻谷對食品安全的影響,制定消納計劃,明確時間表和路線圖。

  “我們還應該加快建立長期穩定的超期超標稻谷定向供應機制,明確供應對象,”他說,“強化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對稻谷流通和消費環節的日常監管,嚴禁超期超標稻谷流入食品領域。”

  無法被人畜食用的超期超標稻谷,最好的去處是作為原料供給燃料乙醇的生產。

  然而,燃料乙醇行業同樣面臨產能建設相對較慢、普及相對困難等障礙,需要進一步改善。

  加快推進乙醇產能建設

  2018年8月2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生物燃料乙醇產業總體布局,審議通過了《全國生物燃料乙醇產業總體布局方案》。生物燃料乙醇產業已經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

  一方面,推廣乙醇產能建設有利于農業可持續發展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目前,我國糧食政策性庫存總量高達3億噸以上,其中以玉米問題最為突出,政策性庫存高達8000萬噸以上。

  “春節之后,我去黑龍江進行調研,沿途的售糧點都沒有人買玉米,玉米主產地的‘賣糧難’、‘壞糧’現象已經非常突出。”他說。

  同時,中美貿易摩擦給糧食安全帶來了新的挑戰,在目前已經進行的貿易磋商中,中方同意從美國進口更多農業商品。因此,美國玉米或將沖擊國內市場,進而擠壓國內玉米需求空間。

  長期來看,美國將進一步擴大玉米生產,實現在2030年玉米每公頃單產近20噸的目標,從各方面對我國糧食安全構成新的威脅。“相比之下,中國的玉米每公頃單產也就5噸左右,美國產品將極大地沖擊中國市場,最終受損的是農民和國家。”他說。

  而他認為,生物燃料乙醇是糧食生產的推進器和安全的調節閥,對建立生產能力儲備、農民增收和財政少補也有重要意義。通過發展生物燃料乙醇可以為大宗農產品建立加工轉化渠道,提高國家對糧食市場的調控能力。

  在我國,通過生物燃料乙醇產業能夠對糧食形成“多則多消化、少則少消化”,可以增強國家對糧食市場的調控能力,提升糧食質量安全水平,也是實現“農頭工尾”的有效途徑,能夠在更高的層次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不過,生物燃料乙醇項目審批流程長、速度慢,導致項目不能按期開工,嚴重影響后續的保供。按照2017年設定的,2020年全國全面采用乙醇燃料的路線圖來看,目前乙醇產業的建設和推廣速度相對較慢。

  “究其原因,每到產業要發展的關鍵時期就有人擔心發展生物燃料乙醇會影響我國糧食安全,”他說。“結果,糧食庫存超過4億噸,大量人畜不能使用的糧食亟待處理,下游需求受限,糧農措手不及,嚴重傷害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

  他建議,應加快完善產業政策,抓緊出臺《生物燃料乙醇生產與車用乙醇汽油推廣管理辦法》和《可再生液體燃料追溯管理辦法》等配套政策。同時,加快審批進度,加快發展生物燃料乙醇產業納入重點工作。

  比如,有關部門應加快車用乙醇汽油市場推廣,京津冀及周邊、長三角、珠三角等車用乙醇汽油推廣使用重點地區的省級政府應積極落實國家車用乙醇汽油推廣政策。

  同時,針對纖維素等先進生物燃料產業化示范的財稅扶持政策也要盡快落實,推動相關企業專注技術創新和產業化迭代,實現我國纖維素乙醇戰略性趕超,盡早大規模推廣,保障全國生物燃料乙醇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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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3日

  本報記者 王峰 實 習 生 陳雨晴 北京報道

  導讀

  三年來,人民法院共受理執行案件2043.5萬件,執結1936.1萬件,執行到位金額4.4萬億元,“基本解決執行難”這一階段性目標如期實現。

  3月12日,院長周強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今年的報告有一個重要創新就是把執行工作單列出來,作為一個大部分專門進行報告。”最高法辦公廳副主任陳志遠說。

  這是因為,最高法2016年3月提出“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現在,到了“交賬”的時候了。

  周強指出,三年來,人民法院共受理執行案件2043.5萬件,執結1936.1萬件,執行到位金額4.4萬億元,“基本解決執行難”這一階段性目標如期實現。

  法院執行工作最根本的就是“查人找物”,這塊硬骨頭是如何啃下的?以信息化建設為抓手的聯合信用懲戒、網絡查控系統等科技手段功不可沒。

  一千多萬“老賴”上了黑名單

  “什么是執行呢?執行就是通過國家的強制力,使生效的法律文書所確定的權益得到實現。比如說,判決書判決要還錢,那么使這個錢能還到申請執行人的手里,這就是強制執行。”在3月12日舉行的全國人代會記者會上,最高法審委會副部級專職委員劉貴祥說。

  查人找物難是執行工作的首要困難。對此,最高法在懲戒老賴和查控財產方面,不斷通過信息化手段發力。

  周強作報告時指出,最高法會同國家發改委等60家單位推進失信懲戒機制建設,采取11類150項懲戒措施,366萬人迫于壓力自動履行義務。劉貴祥介紹,這幾年實行失信名單制度以來,納入失信名單的有一千多萬人。

  這些“老賴”將被限制乘坐飛機、高鐵,限制擔任企業法定代表人及高管,限制旅游、度假等高消費,限制子女就讀高收費私立學校等生產和生活非必須消費。

  截至2018年11月30日,全國法院累計發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1258萬例,通過信用懲戒系統累計限制1644萬人次購買機票,538萬人次購買動車、高鐵票。限制失信被執行人擔任企業法定代表人及高管29萬余人次。

  “在執行領域使用的限制高消費等措施,實際上就是個人破產制度規定的制裁措施,不過,破產后的制裁措施要比執行制裁措施還要廣泛得多。”3月12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說。

  聯合懲戒也存在一些爭議。一名地方國企負責人3月12日告訴記者,他被母公司調任一家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就進了“老賴”黑名單,被限制高消費,原因是這家子公司有債務未執行。“可這些債務都是歷史形成的,原因很復雜,與我本人任上也完全沒有關系。”他說。

  “查老賴”手段也還需要進一步“借力”提升。近日發布的《中國法院“智慧執行”第三方評估報告(2018)》指出,就“找人”而言,目前法院系統在資源與技術缺乏的情況下,單獨建立查控人員的系統不現實,而借助公安的布控系統,確實是捷徑。可以參照公安自身的協助追逃機制,由事發地公安布控后直接送拘留所辦理入拘,再與布控法院取得聯系,徹底解決“人難找”的問題。

  防止隱匿轉移財產

  比“查老賴”更難的是“挖資產”。

  劉貴祥介紹,過去是在“登門臨柜”的形式下,一家銀行一家銀行地跑,一家房地產部門一家房地產部門地跑,效率是很低的。

  目前,最高法建立的“總對總”網絡查控系統,已經與自然資源部、交通部、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等16家單位和3900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聯網,可以查詢被執行人全國范圍內的不動產、存款、金融理財產品、船舶、車輛、證券、網絡資金等16類25項信息,基本實現對被執行人主要財產形式和相關信息的有效覆蓋。

  “全國法院正在大力推行‘一案一賬號’,以前是所有案件案款進到法院的一個賬戶中,所以法院有時候搞不清楚某筆錢是誰的。現在一個案件對應一個賬號,甚至北京等地一些法院已經實現了‘一案一人一賬戶’,一個當事人就有一個虛擬賬戶,這筆錢進來之后是明明白白的,而且這筆錢是不是按照期限對當事人發放了,也是可監管的。”12日,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法治國情調研室主任呂艷濱說。

  當然,法院的查控系統也需要進一步改進。呂艷濱介紹,有些省份是以對接方式使用最高法的執行系統,會出現一定程度的脫節現象,如數據傳輸不及時、網絡卡頓等,影響了辦案效率,也容易導致相關數據失真。

  最重要的執行難題是如何破解隱匿財產、轉移財產。“他根本不進行財產信息登記,或者用別人的名字登記,雖有網,但撈不著魚,這是個短板。”劉貴祥說。

  或者,“利用關聯公司和股東關系隱匿轉移財產、逃避執行。姊妹公司之間互相轉移財產,股東花著企業法人的錢就像花自己的錢一樣。”劉貴祥說。

  對此,《公司法》規定: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我們要充分發揮這種功能作用,穿透公司的獨立人格,使公司股東承擔連帶責任。另外,我們還要充分有效利用多種查控手段,比如說對企業的審計,這種手段雖然麻煩點,也要用。”劉貴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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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3日

  本報記者 宋興國 實 習 生 范孜恒 北京報道

  3月12日,2019年全國兩會第四場“部長通道”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王蒙徽表示,房地產市場總體保持平穩運行態勢,市場預期發生積極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住房的成交面積增速放緩,二是住房成交價格總體平穩,三是住房市場預期逐漸趨于理性。

  王蒙徽指出,2019年要穩妥實施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的工作方案。

  多位分析人士均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從兩會傳遞的信號來看,2019年樓市“穩基調”、“有松動”的趨勢已經明顯。

  堅持“房住不炒”

  王蒙徽此次發言被認為延續了2018年末全國住房和城鄉建設工作會議以來,樓市政策“穩”字當頭的基調。

  在回答媒體“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沒有再強調‘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是否意味著房地產行業的監管有所調整”的問題時,王蒙徽表示,2019年,住建部將繼續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穩妥地實施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的工作方案。

  具體來說,王蒙徽指出,要具體做到五個堅持:一是堅持住房定位: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炒的;二是堅持完善兩個體系,即住房市場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三是堅持落實城市的主體責任,因城施策,分類指導,不斷完善市場的監測預警和考核評價機制,特別是要把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責任落到實處;四是堅持調結構轉方式,特別是大力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重點解決新市民的住房問題;五是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防止大起大落。

  3月12日,貝殼研究院首席市場分析師許小樂表示,與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房地產市場的定調相比,王蒙徽部長提到的五個堅持中增加了對 “房住不炒”的重申、大力培育發展租房租賃市場、完善市場的監測預警和考核評價機制、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更加明確了‘穩’將是2019年房地產市場的主基調”。

  許小樂認為,當前調控已經取得實質性成果,市場出現明顯回落,價格保持穩定,但市場上仍積壓了大量潛在需求,尤其是基本面較好的一二線城市。若調控政策放松,市場容易出現大幅波動。穩定的政策可以保持市場預期的穩定,從而市場需求不會出現大增大減,市場才能保持穩定。

  不過,多位受訪人士均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住建部此次表態再次強調“房住不炒”,同時明確要把穩地價穩房價和穩預期落到實處,這既預示著主要調控政策將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也預示著2019年的政策力度已經見頂,不會再有更大規模和更大力度的調控措施出臺,部分地方存在政策松動的可能。

  3月6日,全國政協委員、房天下董事長莫天全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等媒體群訪時表示,2019年政策松動,樓市回暖應該是一個趨勢,但不會有太多的大起大伏。

  莫天全認為,因城施策作為長效機制的安排,也會讓一些地方的房地產市場有所松綁。

  完善考核評價機制

  地方樓市則迎來新變化。易居研究院發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1-2月,其所監測的40城新建商品住宅累計成交面積同比下降13%。其中4個一線城市累計同比增長24%,18個二線城市累計同比下降13%,18個三四線城市累計同比下降21%。

  該報告指出,一線城市由于目前成交量能已處于低位,開始企穩;東部二線城市后續將繼續降溫,其他地區的二線城市以及三四線城市的成交量則面臨較大的下降風險。

  3月12日,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夏丹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一方面,一線城市前期政策收緊時間過長,包括剛需和部分改善需求在內的合理需求開始進入市場;另一方面,年后往往也是交易回暖的高峰期,雙重因素導致部分一線城市開始出現樓市“小陽春”。

  這也讓各方對“因城施策、分類指導”政策落地的需求更加迫切。有分析人士預測,相關細化政策將在兩會后陸續出臺。

  根據同策研究院統計,進入2019年以來,包括交易稅率調整、房貸利率調整等,已有20個左右的城市開始微幅調整調控政策。

  實際上,“因城施策”賦予地方政府更大自主權,主管部委則被認為將會通過樓市的指標考核體系,來約束地方政府的樓市調控政策。因此,王蒙徽在“堅持落實城市的主體責任”部分所提到的“不斷完善市場的監測預警和考核評價機制,特別是要把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責任落到實處”,受到廣泛關注。

  3月12日,同策集團首席分析師張宏偉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此類指標體系中,首要的核心指標是房價的變動幅度;其次應關注到公租房、保障性住房等托底性需求市場的變動;第三是對各個城市的租賃市場監控,包括租賃市場的供應情況、租金走勢等;最后是土地市場的樓面價格和溢價率。由于其對后續樓市價格的傳導影響較大,所以也應該作為一個重要的指標來進行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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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2日

  本報記者 王海平 北京報道

  近4年來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天能集團董事局主席張天任都在密切關注鉛蓄電池行業的稅率問題。

  2016年1月1日,財政部等下發文件,對鉛蓄電池征收4%的消費稅。查閱當時的文件可以開出,開征的初衷是從環保角度出發,限制“兩高一資”產業,引導綠色發展理念。

  3月10日,張天任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指出,經過近些年的國家大力度重拳整治,行業集中度空前提升,企業已在生產環節實現了零污染,不再是“兩資一高”產業。因此,他建議國家要對鉛蓄電池消費稅實施效果進行重新評估,以建立科學的發展政策。

  建議取消4%消費稅

  《21世紀》:4%的消費稅,對企業和產業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張天任:據中國電池工業協會對52家規模以上大中型鉛蓄電池企業統計,2016年(征收消費稅之后)主營業務收入為1006.54億元;凈利潤為22.25億元,利潤率僅為2.21%。這52家大中型企業,繳納稅費總額(共24個類別稅項)為74.50億元,稅負率高達7.4%,遠遠高于全國工業企業的稅負率。

  同時,數據顯示2016年鉛蓄電池行業出口額為24.68億美元,比2015年下滑16.93%,2017年出口額與2015年相比仍下滑4.81%。

  浙江省蓄電池行業協會調查顯示,一些內外資鉛蓄電池企業已經開始向稅費成本較低的東南亞國家轉移投資建廠。2017年以來,已有10多家企業到東南亞、南美等國家投資建廠,由于國外建廠利潤豐厚,其中有一家在越南建廠的企業利潤率達25%,另一家在孟加拉國投資建廠的企業利潤率達40%左右。

  《21世紀》:你提出取消4%的消費稅,理由是什么呢?

  張天任:經過近幾年的努力,鉛蓄電池全生命周期的污染防治重點已經從生產企業轉移到了廢舊電池回收處置環節,面向生產企業征收的懲罰性消費稅,不夠精準突出“防污治污”,反而給生產者造成過重負擔,創新研發和環保投入后勁乏力,不利于企業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也不利于全行業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首先,經過幾輪整治,中國鉛蓄電池的行業集中度得到大幅提升,企業數量已從近2000家銳減至300家左右,其中經工信部嚴格審核,截至2018年底,符合《鉛蓄電池行業規范條件》的企業有144家。

  二是,生產過程中不斷融入最新技術,使得能耗降低了30%,電耗下降了40%,綜合節能超過50%。

  三是,鉛蓄電池中70%的成分是鉛,但從全生命周期看,鉛蓄電池并非資源消耗型,中國目前的回收率達到90%以上。

  四是,廢舊鉛蓄電池具有極高的回收再利用價值,是唯一可以高效循環利用資源的電池產品,也是所有的廢物中資源回收可利用率最高的。發達國家回收再利用率達到98%以上,我國也已達到90%以上,部分龍頭企業的鉛回收率更是高達99%以上,與國際最高水準一樣。

  五是,鉛蓄電池是中國使用范圍最廣、市場份額最大的電池產品,近幾年的年遞增率達8.2%,剛性需求明顯,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無法被替代。據預測分析,各類低速電動交通工具鉛蓄電池的年需求量約在11000萬千伏安時以上。據國際可持續發展聯盟(TSC)2017年度《跨供應鏈集體行動倡議》影響報告,鉛蓄電池躋身可持續消費品排行榜第二位。

  六是,西方發達國家并未限制鉛蓄電池的發展,也沒有列入污染產業。

  實踐顯示,目前僅存的大型骨干企業,已全面實現了清潔化生產和環保達標,鉛蓄電池不是高污染產品,只要合法規范貯存、運輸和處置,就不會產生環境污染。總之,鉛蓄電池不再是“兩高一資”產業。

  《21世紀》:你連續幾年提出取消4%消費稅的議案,有關部委是如何答復的?

  張天任:相關部委都非常重視,財政部甚至派專員與我聯系,也組織了力量進行了調研回訪,認真聽取了諸多企業的建議。

  今年,因為4%的消費稅已執行滿3年了。從中國財稅制度的慣例出發,3年一般是一個觀察和調整的周期。從當前整個經濟形勢尤其是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看,我預計調整的可能性會很大,這對行業是利好的。

  建立正規回收渠道

  《21世紀》:你認為鉛蓄電池應該如何建立回收和再生環境?

  張天任:目前,鉛蓄電池的污染源的重點已經從生產環節轉移到了回收和再生環節。統計顯示,中國每年有1.98億只、重量超過500萬噸的鉛蓄電池報廢,其中七成以上廢鉛蓄電池流入非正規渠道。

  污染的根源在于,非正規渠道中,電解液(主要是硫酸和鉛泥)較難回收處理,被直接排入環境中。另外,全國有資質、上規模、專業化的廢鉛蓄電池回收處置企業不到30家,開工率不足五成,經營壓力巨大。

  《21世紀》:為什么正規企業回收不足?

  張天任:我們企業是通過全國30多萬家經銷商來回收。然而,由于廢舊鉛蓄電池來源面太廣,他們未必會全部賣給我們。非法回收、冶煉商販因為不需要出具發票,因此回收價格相對較高。他們的冶煉過程非常簡陋,隨便支一口鍋就可以冶煉,成本低。

  所以,一方面應加快完善制度,制訂相應的財稅扶持政策,鼓勵規范企業積極履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構建“生產—消費—回收—再生”的閉環體系;另一方面要加強監管,重拳打擊“地下產業鏈”,徹底消滅污染源。

  《21世紀》:你如何看待鉛蓄電池和鋰電池的差異?

  張天任:從應用領域看,汽車起動電池幾乎100%是鉛蓄電池;通信領域(主要是后備電源)鉛蓄電池應用仍是主力軍;即使是國家大力推進的可再生能源工程,凡新上項目70%以上仍應用鉛蓄或鉛碳電池配套儲能。再有,據協會對專業化集中生產低速電動交通工具動力電池的大型企業調研,動力鋰離子電池僅占3%左右。并且,新型鉛蓄電池研發和產業化步伐的加快。

  在這種情況下,以鋰離子電池替代與其應用領域存在較大差異的鉛蓄電池,沒有必要,亦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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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2日

  本報記者  陳植  上海報道

  隨著中美經貿磋商取得實質性進展,雙方圍繞匯率問題達成了哪些共識,一直備受機構投資者關注。

  3月10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十三屆全國大二次會議記者會上對此首度做出回應。

  易綱透露,中美在剛剛結束的第七輪經貿磋商談判過程中,確實就匯率問題進行過討論,比如雙方討論的內容包括如何尊重對方貨幣當局在決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權;雙方都應堅持市場決定匯率制度的原則;雙方都應遵守歷次G20峰會的承諾,比如不搞競爭性貶值、不將匯率用于競爭性目的,且雙方就外匯市場需保持密切溝通;雙方都應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透明度標準,承諾披露數據等問題。在眾多關鍵和重要問題上,雙方已達成了共識。

  在一位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看來,易綱的這番表態,令市場諸多傳聞“不攻自破”。此前華爾街不少對沖基金相互傳聞,在近期中美經貿磋商期間,美方不但要求中方確保人民幣不貶值以縮小美中巨額貿易逆差,還對中國央行在遠期匯率市場干預匯市提出要求;甚至一些機構投資者傳言美方還要求人民幣在未來5年后與美元匯率脫鉤,實施自由浮動匯率機制并自由兌換。

  “其實,這些傳聞并沒有被全球大型資管機構采納,因為他們發現,過去數年中國一直在努力阻止人民幣匯率下跌,美方對人民幣匯率不貶值要求顯得多此一舉;此外即便美方提出人民幣在未來5年后匯率自由浮動,但在實際操作環節,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等金融業開放進程是根據中國改革開放需要而決定,不會因一份貿易談判協議而輕易改變。”3月11日,上述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目前不少華爾街金融機構更關心的,一是圍繞上述共識,中方是否會加快人民幣匯率衍生品的研發實施進程,讓投資者擁有更多元化的匯率風險對沖工具,從而讓人民幣匯率定價更能反映市場真實供需關系。二是隨著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步伐提速,中美雙方是否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以應對海外資金大進大出中國市場所衍生的潛在風險。

  3月10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記者會上表示,隨著金融市場開放力度加大,中國面臨的跨境沖擊與跨境風險的確會有所加大,因此外匯局在不斷完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的管理,建立宏觀審慎和微觀市場監管的雙層管理框架同時,推動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發揮人民幣匯率在調節國際收支中的作用。

  “未來,中國收支結構仍然會呈現一個自主平衡的狀態。”潘功勝表示。

  匯率干預“陰云”散去

  “易綱對中美經貿磋商過程中匯率問題的表態,讓我們吃下了一顆定心丸。”上述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表示,隨著中美雙方討論如何尊重對方貨幣當局在決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權,預計美方不會因為貿易問題,再度拋出人民幣匯率是否“被操縱”這個話題,作為經貿磋商過程爭取更多利益的一大籌碼。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多方了解到,此前不少華爾街對沖基金認為,若中美圍繞經貿磋商無法達成共識,美方可能會借中國實施寬松貨幣政策引導匯率下跌為由,直指人民幣匯率“受到操縱”,從而迫使中國央行不得不大幅提高人民幣匯率,間接縮小巨額中美貿易順差。

  “目前而言,這種可能性發生的幾率正變得很低。”他認為,只要中美雙方彼此“尊重”對方貨幣當局在決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權,就無法拿對方貨幣政策“說事”。

  在這位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看來,在易綱上述表態后,不少華爾街投資機構開始“評估”美方對近年中國外匯管理措施的態度是否進一步緩和。

  此前,不少對沖基金發現只要人民幣快速大幅下跌逼近“7”整數關口時,中國央行會引入逆周期因子、抬高遠期匯率市場銀行售匯業務交易保證金比例等措施“干預”匯市以穩定人民幣匯率,但此舉導致在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的定價主導權受到“逆周期調控”政策很大影響,令匯率走勢未必反映真實的市場供需關系,給海外機構配置人民幣資產、貿易投資結算都帶來較大困擾。

  “這也是市場一度傳聞美方在中美經貿磋商過程對中國央行干預遠期匯率市場提出要求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不希望人民幣匯率定價時常受到政策影響,對中美貿易投資環境帶來新的沖擊。”3月11日,美國對沖基金Axiom分析師Gordon Johnson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說。

  在他看來,所幸這個問題似乎不再成為中美雙方經貿磋商過程匯率問題的焦點之一,因為華爾街多數投資機構相信雙方很可能在堅持市場決定匯率制度的原則層面已達成共識。

  易綱表示,某種程度而言,匯率形成機制既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又要兼顧維持匯率穩定,其中的確存在矛盾,也對貨幣政策存在影響。但在過去這些年的實踐中,中國央行部門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考慮貨幣政策要以國內為主,實際上,我們考慮貨幣政策的時候,主要是價格和數量這些變量,匯率在其中的考量并不占據重要地位。比如存款準備金率、利率方面的貨幣政策調整,都是以國內經濟形勢和發展趨勢為主考慮的。”易綱指出。

  在多位華爾街對沖基金人士看來,這番表態顯示當前中國貨幣政策調整主要基于國內經濟發展形勢,并非作為中美貿易摩擦的工具,也讓美國內部對中國貨幣政策意圖的“非議”減少,有助于中美雙方圍繞匯率問題達成更多共識。

  “事實上,近期美聯儲日子也不好過,一方面美聯儲當前貨幣政策備受爭議,包括前美聯儲主席耶倫直指美國總統特朗普未必知道美聯儲的政策目標——實現最大化就業和穩定物價,反而認為美聯儲還有一個匯率目標,是為了支持他的貿易計劃,此舉無疑給美聯儲打上了操縱匯率以實現總統貿易政策的印記,另一方面美聯儲順從美國政府要求一再釋放鴿派聲音,也令市場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獨立性心存懷疑。”3月11日,對沖基金MKS PAMP分析師Sam Laughlin透露。在這種環境下,中美雙方彼此尊重各自貨幣政策自主權,重申市場決定匯率制度的基本原則,也有助美國政府得以緩解“自己干預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質疑聲音。

  “自動穩定器”機制浮出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如何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里的“自動穩定器”作用,同樣成為海外對沖基金日益關注的熱門話題。

  易綱表示,以波動率分析,去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波動率為4.2%。較同期歐元兌美元匯率波動率(7%)、英鎊兌美元波動率(8%)還是偏低,這既反映去年人民幣匯率波動保持相對穩定,但這不代表人民幣匯率“緊盯”美元不動,事實上人民幣匯率必須要有彈性,要有一個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才能起到“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這也讓不少對沖基金意識到,未來一段時間央行匯率管理政策的一大調整,就是適度放寬人民幣匯率波動率。”前述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直言。他們通過自身研發的人民幣匯率投資模型發現,去年人民幣匯率之所以波動率較低,一個重要原因是央行在匯率下跌期間會引入逆周期因子、抬高遠期匯率市場銀行售匯業務交易保證金比例等措施,導致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受到一定幅度“遏制”。

  “盡管這種措施能暫時穩定人民幣匯率,但它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帶來影響。”3月11日,一位海外銀行對公資金業務部門業務主管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直言,盡管近年歐洲英國深受脫歐波折與意大利債務風波困擾,但不少國際大型資管機構之所以依然愿配置英鎊歐元作為儲備貨幣,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可以借助歐元英鎊兌美元較高的波動率,通過波動性套利策略獲取可觀的無風險套利收益,而海外大型資管機構“看不到”這項套利收益,配置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額度自然不會太高。

  “因此,中美經貿磋商給雙方解決匯率問題分歧帶來了一個新契機,若中美雙方能在人民幣衍生品市場完善、匯率形成機制自動穩定器完善等方面達成共識,將有助于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進一步加快。”這位業務主管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

  易綱表示,當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符合中國在G20與所有其他重要國際場合所作出的承諾。這些年來,匯率形成機制在朝著市場方向改革和不斷完善方面邁出實質性的步伐。

  “所以,當我和我的美國同事在討論上述問題時我們認為,中國的匯率形成機制是市場決定的。一方面市場的感覺、企業的感覺越來越清晰,而且人民幣是朝著一個可自由使用貨幣的方向在發展的,另一方面中國貨幣形成機制實際上也是跟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和跨境風險防范聯系在一起的。”他指出,隨著居民用匯、企業對外貿易投資結算、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過程的貨幣兌換使用,人民幣匯率衍生品和對沖工具越來越完善。中美雙方對中國未來匯率制度改革進程和外匯市場建設過程的共識將變得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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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2日

  本報記者 周慧 實習生 趙煒 北京報道

  3月11日上午,科技部負責人就“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回答記者提問。科技部部長王志剛談到科技體制改革要圍繞人做改革,減少科研人員帽子、牌子、報銷、填表等等方面困擾。

  他還談到對年輕科研人員的期待和關系。他不太贊同年輕人心思太活泛、太著急,人才流動很正常,而且必須流動,但是三天兩頭流動可能就有問題。國家政府層面以及從自身該做什么,大家都要思考。同時他也建議全社會多給年輕人機會,掌握資源的老一輩科學家,也要多給年輕人機會。

  讓給年輕人一些機會

  王志剛首先肯定,青年是國家民族的希望,一個國家科技創新能不能持續發展、不斷提高,關鍵在于有沒有一批年輕人愿意投身科技、投身創新,關鍵在于這批年輕人是不是敢于超越前輩。

  王志剛強調,科技創新方面往往是英雄出少年,競賽的時候不能根據年齡段來選,希望老一代科學家多讓出機會。導師和博士生之間的關系,組長和成員之間的關系,都有師傅帶徒弟的關系。

  “為什么過去很多年輕人很早能擔任科技組長、主任設計師,現在是不是這樣的機會少了一些?已掌握資源的前輩們該注意,如何讓出一些機會給年輕人?”王志剛說,不要喊(導師)“老板”就真是“老板”了,科技界“老板”的說法,他總覺得不好聽。師生之間還是教學相長的關系。

  2018年國內出現多起導師和博士之間關系緊張導致的惡性事件,年輕博士、科研人員的壓力也受到關注。

  3月11日,北京一位工作近十年的國家科研事業單位科研人員張偉(化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北京的高房價對他們來說是杯水車薪,他慶幸十年前用父母的錢在北京買了房子,不然可能考慮回杭州老家了。不過近兩年他們系統內也在改革,像他這樣有專業特長的博士,有新的項目激勵機制,人忙了,收入也有增加,此外單位有幼兒園學校等配套,生活開銷也比較低。還有北京有市屬重點高校教授反饋,目前該校青年教師的戶口問題部分得不到解決,也是引進年輕人才的一塊心病。

  3月11日,另一位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的80后海歸博士則表示,他原先首選高校或科研院所工作,但是收入太低,還是去了某科技巨頭拿近百萬年薪。但他認為該企業把科研人員當碼農用,因此博士離職率也是極高。“如果高校收入尚可,我還是想回去做科研。”這位河南籍博士表示。

  2016年,《知識分子》發布了“青稞”的職業現狀調查結果顯示,僅有10.41%的受訪者表示經費充裕,可以開展一些費用高的實驗;超過30%的受訪者經費缺乏,研究受到嚴重影響。還有81.87%受訪者認為人際關系影響項目申請。

  談及青年科學家壓力大的問題,王志剛說,的確存在這些現象,年輕人剛進入社會,確實壓力很大,包括生活的壓力,科技資源申請的壓力等。王志剛說,從科技部的角度來講,他們需要更多地關注這些年輕科技人員,為他們創造條件,發現其中那些安安靜靜的,把科研創新作為自己畢生事業、職業選擇的人員,給予更多更大的支持。

  “我不太贊同年輕人心思太活泛、太著急,人才流動很正常,而且必須流動,但是三天兩頭流動可能就有問題。”王志剛說,從國家層面應該積極創造環境,從科研人員層面,特別是一個優秀的科研人員,要受到社會尊重。

  科技改革圍繞人開展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在推動科技體制改革舉措落地見效上下功夫,決不能讓改革政策停留在口頭上、紙面上。大力簡除煩苛,使科研人員潛心向學、創新突破。

  3月11日,科技部長王志剛表態說,科技體制改革主要是圍繞人來開展,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包干制”,就是要對廣大科技人員給予充分信任,讓科研人員有更好的科研環境,比如減少帽子、牌子、報銷、填表等等方面困擾。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中科院以及中國地質大學的兩位科研人員,均表示2018年以來在報銷方面有明顯的便捷化。“現在報銷不像原來那么嚴格了,報銷填表的程序簡化了。”3月11日,中國地質大學一位副教授表示,還有一個變化是學校比過去更重視教學,整體風氣在變好。

  王志剛說,科技部和相關部門一起開展減輕科研人員負擔七項行動,使得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能夠落地。

  王志剛說,文件下了,一些措施也都明確了,但是知曉度不夠高,特別是像現在平面媒體、網絡媒體都非常發達的時代,傳播好像還顯得慢一點,這個慢可能是宣傳的方法、宣傳的力度還不夠,有些人還不知道。

  另外,他還提到政策的協同問題。有的政策和政策之間可能有點打架,科技部正在和相關部門一起梳理,有些可能要改動一些既定的政策,使它們能夠一致起來,不會讓科研人員無所適從。

  “我們的創新生態、科研生態還有這樣那樣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需要進一步完善。”王志剛說,科技部要做的事情,就是服務大學、科研機構、企業和社會一切愿意參與科技創新活動的人。政府的工作是要更好地把法律、政策、環境以及在科技資源配置方面,能夠真正解決科技人員在科研活動中間、創新活動中間的所需,特別是法律政策。

  其中王志剛提到的法律政策也廣受關注。2018年10月,中國科學院物理所一位研究員在西安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直言,這一年新政策很多,但是大家擔心的新政策能否從法律上穩定下來,比如有些科研成果轉化的收益問題,按照新政策可以給科學家70%—90%,科學家也不敢要,如果沒有穩定的法律保障,科學家擔心“秋后算賬”。“摸著石頭過河,本身是沒有規則的,大家還需要制度和法律上的信心,這是目前最大的問題。”這位研究員說,目前獎勵措施已經做得足夠好。

  王志剛還回應了“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占比長期徘徊在5%左右”,與美國15%有較大差距的問題。他表示,確實美國在基礎研究方面投入很大,并且產出也是世界第一。就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來說,美國是聯邦政府、地方政府、企業、社會力量都在投,中國的5%基本上是中央財政投的,地方財政和企業投得很少。

  “但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好的勢頭,在中央財政持續加大投入的同時,我們的企業特別是一些高新技術企業,現在都開始把基礎研究作為重點了。”王志剛說。

  3月11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兩位分別從事數學和化學基礎學科的重點高校的研究人員,均表示目前高校是“全民報項目熱”,大家報項目的積極性都激發出來了。

  “基礎研究包括很多方向的,有的是冷門,做冷板凳的;有的很熱門,容易發論文的。”其中一位科研人員表示,每個學科包括很多子方向, 有的方向容易出成果,大家一窩蜂做熱門的、短平快的研究,也是個要注意的新不良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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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1日

  科技部部長王志剛表示,澳門科技力量是國家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把香港、澳門的科技力量統籌起來,與內地科技力量一起,來建設好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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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1日

  科技部部長王志剛表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必須把科技創新擺在核心位置。我國計劃在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2035年進入科技創新型國家前列,2050年要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目前我國綜合科技創新排名排在第17位,但0到1的顛覆性技術研究仍有短板,創新生態也有不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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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1日

  在3月10日舉行的記者會上,央行行長易綱表示,人民幣匯率還是相對穩定的,我們絕不會把匯率用于競爭的目的,也不會說用匯率來提高中國的出口,或者進行貿易摩擦的工具的考慮,這是我們承諾絕對不能夠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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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1日

  在3月10日舉行的記者會上,央行行長易綱表示,今年前兩個月,中國社會融資新增5.3萬億元,社會融資增速連續兩個月高于2018年底的數據,顯示中國社會融資持續下滑的態勢得到了初步遏制,為2019年經濟金融開局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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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1日

  本報兩會報道組 左永剛 

  3月10日晚間,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劉新華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提交了《關于建議制定<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法>的議案》。

  劉新華此前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于2015年卸任。2018年3月份至今,任十三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他對資本市場有深刻認識。

  目前,中小投資者是我國現階段資本市場的主要參與群體。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資本市場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問題。

  劉新華表示,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資本市場建設的重要指示精神和黨中央國務院的有關要求,切實加強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工作,建議抓緊制定《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法》,健全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法律法規,構建各類資本市場產品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的上位法,成為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的基本法。

  劉新華指出,目前,我國現有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的規定多根據具體業務散落在不同層級的多部法律法規中。同時,囿于資本市場民事侵權案件隱蔽性強、周期長、成本高、案件復雜,我國法律法規對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的事前預防性保護與事后救濟性規定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制度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投資者權利的行使機制仍需細化,證券侵權行為歸責原則以及主體資格的確定不夠明確,對資本市場欺詐發行、虛假陳述、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違法違規者的處罰過輕、威懾不足。

  目前,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情況時有發生。劉新華指出,在《證券法》等資本市場核心法律之外,缺少配套實施的專門法律對投資者合法權益進行全面充分的保護,導致資本市場矛盾糾紛難以及時有效解決,受損投資者難以及時得到賠償。投資者維權、損害賠償等也缺乏制定相應安排的法律依據。

  結合我國資本市場發展實踐,借鑒國際成熟經驗,從我國資本市場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出發,劉新華建議抓緊啟動專門的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的立法進程,制定《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法》。

  具體建議包括,一是明確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立法宗旨,綜合考量公平、秩序和效率,注重法律的評價、指引、強制和教育功能,促進資本市場公平有序運行。

  二是整合現有各層級法律法規中關于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的規定,完善近年資本市場在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方面的新情況、新做法,健全投資者適當性制度,強化對投資者知情權、投票權、補償權等基本權利的保護。

  三是創新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的體制機制,完善資本市場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及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的體系,確保調解、仲裁、訴訟有效銜接,同時探索市場保險制度、保護基金制度、集團訴訟制度、公益訴訟制度等,明確其相應的運行機制,豐富維權途徑,暢通維權渠道,降低維權成本。

  四是歸納整合侵害投資者合法權益的行為模式、類型、構成要件,加大監管力度,強化法律責任,明確罪責,大幅提高違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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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1日

  本報兩會報道組 左永剛 

  “由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組織起草的《證券法》以及負責聯系起草和初審的資源稅法、外商投資法(草案)等三部法律,現在已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3月9日,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烏日圖表示。

  當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梅地亞中心舉行記者會,邀請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烏日圖等就“人大立法工作”的相關問題答記者問。

  烏日圖表示,按照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的要求,在116件一類、二類立法項目中,有36件立法項目是由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財經委)負責起草或者聯系起草單位并進行初步審議。

  據烏日圖介紹,2018年以來,財經委組織起草的電子商務法以及聯系審議個人所得稅法(修改)、車輛購置稅法、耕地占用稅法等四部法律,已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由財經委組織起草的《證券法》以及聯系審議的資源稅法、外商投資法等三部法律,現在已提請常委會審議。其余的29件立法項目正在按照計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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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1日

  針對險資入市放開限制等問題,銀保監會副主席周亮3月11日在全國政協經濟界別駐地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監管部門總體鼓勵和支持險資作為長期資金入市,支持資本市場的發展。資本市場是牽一發而動全身,保險資金具有長期資金的功能,所以總體是鼓勵和支持的,但險資對于所投資的行業具體能投多少(規模),在資金使用上還要考慮行業結構布局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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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1日

  在回應是否會放開外資持有A股比例的問題時,證監會副主席閻慶民11日在人民大會堂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下一步統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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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1日

  每年三月,兩會召開讓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北京,兩會現場也成為每一位新聞工作者的“競技場”。各大媒體的新聞看點不斷從這里進入大眾視野。為了快速且高質量的完成新聞報道,媒體記者們也在不斷升級自己的工作裝備,帶著各種黑科技產品捕捉兩會熱點。有360度呈現實景細節的全景相機、有說說話就能拍照、眨眨眼就能錄制視頻的智能眼鏡。今年,中國“智”造的訊飛人工智能錄音筆首度亮相兩會現場,助力記者們緊追熱點,實現輕松撰稿。

  訊飛智能錄音筆助力兩會報道

  語音實時轉寫,錄音筆的一次顛覆式智能升級

  歷年兩會,記者們的標配就是兩支筆——錄音筆和寫字筆。兩會高強度的采訪和密集的新聞點,一天下來就是七八個小時的錄音和厚厚一打筆記。回到新聞中心,再花兩、三個小時配合筆記整理錄音,接著撰寫文字、編輯出稿。承接高強度工作壓力的同時,還要和同行比拼出稿速度和新聞看點,即使是資深記者也深感疲憊。不過今年,記者們的老搭檔——錄音筆成功搭配人工智能技術,讓整個工作流程變得高效有序。

  傳統錄音筆能夠記錄語音,但是在文字的轉化上卻遇到了難題,錄音文件的人工整理十分繁瑣,一段錄音可能要反復聽好多遍。所以在分秒必爭的兩會報道現場,科大訊飛智能錄音筆革命性地推出了語音實時轉寫功能,極大地提高了媒體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和準確性。

  訊飛智能錄音筆邊錄音邊轉寫,幾個小時的采訪錄音,一杯咖啡的時間就能編輯成稿,真正用AI技術為錄音筆硬件領域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CRI日語頻道記者點贊訊飛智能錄音筆語音轉文字功能

  在全國人大代表、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接受記者采訪的現場,訊飛智能錄音筆也一同亮相,不僅在現場記錄下了大家的發言,還實現了語音到文字的實時轉換,說話的同時,文字躍然屏上。

  全國人大代表劉慶峰使用訊飛智能錄音筆

  相對于傳統錄音筆單純的錄音--回放功能,訊飛智能錄音筆進一步探索使用場景,擴展錄音筆的使用深度。訊飛智能錄音筆不再只是降噪錄音的工具,而是集錄音、轉寫于一體的專業智能終端。

  致敬新聞工作者,中國人工智能強勢助力兩會

  中國新華社新聞電視網(CNC)董事長、總裁姜巖表示,習總書記指示要探索人工智能,運用到新聞采集、內容生產、分發、接收等環節。今年兩會的媒體報道就采用了科大訊飛即將上市的新品--訊飛智能錄音筆。科大訊飛將智能語音、人工智能技術落地應用,傳統錄音筆進化迭代擁有智能屬性,幫助兩會記者提升工作效率和準確性,而這也正是人工智能的意義所在。

  科大訊飛--新一代人工智能語音開放創新平臺

  抓住人工智能的歷史性機遇,才能在未來搶占先機。今年的兩會現場上,智能錄音筆大放異彩,語音轉文字的高效給新聞工作者們的報道工作帶來創新體驗。未來,這款搭載人工智能的中國“智”造產品也將越來越多的在世界舞臺上亮相,成為新聞工作者高效率工作的必備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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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11日

  本報記者 李果 北京報道

  備受關注的外商投資法草案提交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再次審議。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工商聯副主席王麒有著自己的看法。王麒目前還是四川啟陽汽車集團董事長,其公司業務與外貿關系密切,因此外商投資法草案公布后,王麒一直非常關注。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王麒對外商投資法草案的修改提出了諸多建議,其中在“間接投資”的認定邊界方面,她認為“既要從外商投資立法的目的來合理考量認定‘間接投資’的邊界,也要結合各國對外商投資的立法實踐綜合權衡”。

  改善投資營商環境以吸引外資

  《21世紀》:你對正在審議過程中的外商投資法草案有何評價?草案與過去的“外資三法”相比,它出臺的時代背景和現實需求分別體現在什么地方?

  王麒:利用外資屬于我國擴大對外開放和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應有的重要內容。過去我們吸引外資主要靠優惠政策,而現在,要更注重靠改善投資營商環境來吸引外資。

  我國原有的“外資三法”相關規范已逐步為公司法、合伙企業法、民法總則、物權法、合同法等市場主體和市場交易方面的法律所涵蓋,而新形勢下如何全面加強對外商投資的促進和保護,如何進一步規范外商投資管理的要求,都已超出“外資三法”原有調整范圍。所以應當客觀地看到,在新形勢下,“外資三法”已難以適應新時代改革開放實踐的需要。

  為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發展戰略,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實現我國國情與國際規則的有機銜接,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為外商營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投資環境,保障外商合法投資的權益,為外商享有國民待遇條件,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促進外商投資的決心和信心,確有必要在總結改革開放40年相關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制定新的外資基礎性法律——外商投資法。

  《21世紀》:在上述的認識基礎上,你對現有草案文本條款的修訂完善有哪些建議?

  王麒:建議對草案第二條中“外國投資者”、“間接在中國境內進行的投資活動”等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予以進一步的界定厘清。比如“外國投資者”中的“其它組織”是否包括境外國家或地區的政府以及國際組織。外國投資者身份如何進行判斷認定,是以其直接持有在中國投資企業股份或者企業權益的登記地或者注冊地為判斷標準,還是以實際控制人的登記地和注冊地為判斷標準。又比如“間接在中國境內進行的投資活動”是否意味著在中國境內的投資需要通過追溯到最終實際控制股東來進行判斷?之前原《外國投資法(草案征求意見稿)》中列明的“合同、信托等方式控制境內企業或者持有境內企業權益,如VIE結構”是否屬于“間接投資”?我個人建議在現有草案中應當明確“間接投資”的認定標準。

  第二是草案確立了外商投資企業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制度,考慮到國家對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負面清單制度等實踐情況,從完善立法條文角度出發,建議在草案第二十七條中增加一款:“經國務院批準設立的特定區域對負面清單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第三是考慮到外商投資法制定后,為有效保障在制定之前已成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的經營穩定性,建議將草案第四十一條第一款中的“同時廢止”修改為“不再適用”。提出此建議的理由就在于,我認為,對現有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的已簽署的合資或合作合同中對合營或者合作期限有約定的,應當遵守該約定。

  應明確“間接投資”形式

  《21世紀》:我們可以看到VIE結構已經被大量運用于涉及外商投資限制或禁止類業務領域(例如TMT、民辦教育等行業)的中國境內企業搭建境外紅籌架構融資或海外上市。但是,現行有效的中國法律法規尚未對VIE結構作出明確定性,你認為如何去認定“間接投資”,而VIE是否屬于這一類型?

  王麒:如何認定“間接投資”,認定的邊界在哪里,確實是個值得關注和討論的重點問題。

  對經法律確立的規則,在實踐中確有為達到規避法律規則的目的,而采取的一些變通處理措施。對此,我個人的觀點是:既要從外商投資立法的目的來合理考量認定“間接投資”的邊界,也要結合各國對外商投資的立法實踐綜合權衡。

  我個人還是傾向贊成將協議控制明確規定為是外國投資的一種形式,也就是將VIE結構確認為是“間接投資”的一種形式。由此以避免在外商投資限制或禁止類業務領域,出現規避法律規制的投資。當然,我希望在未來制定配套性法規和規章時,能進行具體細化,為高水平促進外商投資提供堅實的、可操作性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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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證券時報e公司訊,3月8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栗戰書說,今年要抓緊制定修改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急需的法律,加快推進民生、國家安全、知識產權保護、社會治理、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的立法,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完善國家機構有關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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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3月8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栗戰書說,“集中力量落實好黨中央確立的重大立法事項,包括審議民法典,制定房地產稅法等”立法調研、起草,加緊工作,確保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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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如何在粵港澳大灣區“一二三四”(即一個國家、兩個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特征下發展經濟,兩會代表提出了建議。

  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央行廣州分行行長白鶴祥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確保融合不僅停留在經濟合作層面,也要實現社會治理制度的對接和整合。他建議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促進法(條例)》。

  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央行金融穩定局局長王景武建議,建立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包括將部分貼近市場、便利產品創新的監管職能下放至在粵金融監管部門和金融市場組織機構。

  制定經濟發展促進法

  白鶴祥表示,現有涉及粵港澳大灣區政策文件未經立法程序確認,在內地不能成為法律淵源,不具備明確的法律效力。他建議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促進法(條例)》。

  在立法模式上,主要適用于廣東省珠三角九市,香港、澳門的立法機關可通過相應的法律程序認可該法律規定,從而使其在整個粵港澳大灣區適用。

  他表示,考慮到粵港澳大灣區在未來建設發展過程中可能存在的法律差異問題,應當從兩方面進行解決。一方面,對于珠三角九市和港澳之間存在的法律差異,由廣東省政府和香港、澳門特區政府共同設立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合作委員會,協調解決相關法律差異;另一方面,對于珠三角九市在與港澳融合發展過程中和內地法律的差異,中央政府在特殊情況下可授權珠三角九市在一定時間、一定范圍內不適用現有相關行政法規和規章。

  金融監管如何協調?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建立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監管協調溝通機制,加強跨境金融機構監管和資金流動監測分析合作。完善粵港澳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監管合作和信息交流機制。建立和完善系統性風險預警、防范和化解體系,共同維護金融系統安全。

  王景武建議,建立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包括監管機制創新試點、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建立監管信息共享平臺、在金融產品和業務創新強化監管。將部分貼近市場、便利產品創新的監管職能下放至在粵金融監管部門和金融市場組織機構,加強跨部門、跨行業、跨市場的金融業務監管協調和信息共享。此外,試點建立粵港澳金融監管聯席會議制度。

  在基礎信息共享方面,探索建設粵港澳金融監管信息共享平臺,實現三地金融監管部門日常金融監管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完善區域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經濟金融調查統計體系和分析監測及風險預警體系,及時提示金融風險,健全金融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機制,提高監管效率。

  王景武表示,應借鑒香港經驗,在粵港澳大灣區探索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金融創新產品監管制度,確立適合國情的金融創新產品監管模式,試點推行金融“監管沙盒”,試點建立粵港澳跨境金融產品登記備案中心。

  對于跨境資金流動,王景武認為,探索借助大數據、云計算提高跨境資金監管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守住不發生風險的底線,維護大灣區金融市場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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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58同城CEO姚勁波提交了三個議案,分別是《關于降低用工成本、促進中小企業吸納就業的建議》《關于補齊租房市場短板、解決新市民居住需求的建議》和《關于多措并舉提振生育率的建議》。

  近幾年,進城務工持續升溫,以農民工等外來務工人員、新就業大學生為主的“新市民”,合計近3億人口。根據國家統計局和教育部公布的材料顯示,2017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8億人,全國高校畢業生在2017年、2018年分別達795萬和820萬。

  規模龐大、分布廣泛、流動性強,且經濟基礎相對薄弱,這些因素決定了新市民群體的租房需求相比買房更加迫切,其安居問題也受到政府和社會的廣泛關注。

  此前住建部確定北京、上海、廣州等13個城市開展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

  但值得注意的是,保障性住房申請門檻高和公積金提取不便捷等問題,為新市民在城市的“落腳”產生了較大阻礙。

  具體該如何實施有效的戶籍和租賃制度、如何優化相關公積金政策,姚勁波給出了詳細建議:

  首先,取消保障性住房的戶籍要求,放寬申請限制。針對部分城市新市民保障性住房申請以戶籍作為準入門檻的要求,建議打破戶籍限制,將社保繳納或個人所得稅征收時長作為申請依據,使住房福利政策更全面地惠及新市民群體。同時,放寬保障性住房在年齡、可支配收入等方面的限制,承租人年滿18歲即可申請,全部月收入不足個稅起征點的可以優先申請,以此滿足新市民群體的合理住房需求。

  其次,實施靈活的公積金存取政策,充分滿足租房需求。過去一年,全國大中城市房屋租金上漲明顯。新市民由于其經濟收入不高,依靠自身收入解決租住房問題難度增大,迫切需要公積金制度的保障來改善居住質量。

  姚勁波建議,在大中型城市加強公積金的租房提取功能,使住房公積金適當向租房傾斜。特別是針對一些大中城市公積金每月提取額度遠低于當地房租平均水平的情況,建議降低租房提取門檻,進一步靈活提高租房公積金的提取金額上限,使公積金制度在租房領域發揮更大效用。同時,簡化公積金提取流程,如在辦理過程中不再要求提交租房發票等材料,增加線上辦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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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對于2019年房地產發展,全國政協委員、房天下董事長莫天全給出了如下建議:

  一是明確稅法定義,劃清征收界限。

  目前對房產稅、房地產稅等的定義還不是很清晰,雖然“房產稅”與“房地產稅”只有一字之差,但也存在區別。房地產稅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一切與房地產經濟運行過程有直接關系的稅種都屬于房地產稅,是包括十多個稅種的體系,主要涵蓋了開發建設、房產交易和保有三大環節。

  我國的房地產稅稅負結構呈“重增量住房輕存量住房,重開發建設與交易環節輕保有環節”的特點。房產稅自始至終都是整個房地產稅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只不過因其屬于房屋保有階段的稅種,對民眾持有住房的成本產生較大影響而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建議稅務部門明確房產稅的定義與征收辦法,做好廣大民眾對房產稅的認識和理解,避免出現對房產稅的模糊認識甚至誤解。

  二是謹慎把握出臺房產稅的時間節點,確保維護市場信心。

  從國家對樓市調控的角度看,構建樓市長效機制,是三令五申需要落實的政策。2018年以來,我國樓市調控正處于向長效機制完善落地的關鍵過渡期,調控地域不斷拓展,一城一策,差別調控。作為長效機制主要內容之一,房產稅的出臺看似已是時機成熟、板上釘釘,許多機構與媒體均預測房產稅將在年內推出。

  房產稅遲早要推出,而且應該要推出,這是大勢所趨。但房產稅推出的時間節點,值得謹慎考慮和把握。

  建議稅務部門在經濟形勢比較好,經濟上行的時候,同時房地產勢頭好的時候,找準時機推出房產稅。在目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同時兼顧去杠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時候,仍需持續提振市場信心,所有對國民信心和經濟發展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的政策在這樣一個關鍵節點都應暫緩出臺。因此,建議稅務部門謹慎把握開征房產稅的時間節點,確保市場信心不受影響,在市場向好、信心充足的前提下進行房產稅的征收,由點及面逐漸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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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禹洲集團董事局主席林龍安提交了關于粵港澳大灣區融合及發揮香港特長等方面的議案。

  議案中提出,香港作為開放式小型經濟體,應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的國家發展戰略,配合國家所需發展香港所長。長遠而言,對于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對于香港轉口港的角色,是共贏的發展。

  林龍安建議,在貿易保護主義面前,內地可借助香港轉口港和稅務等方面的優勢,將內地貨物經香港出口,減少因由內地直接出口的關稅。

  在林龍安看來,大灣區內有龐大的港口群、空港群,目前內地各自貿區、自貿港正在積極推進的貿易自由化,與香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功能的方向一致。未來可進一步對接國家正在建設的福建、天津、上海、海南等自貿區或自貿港的合作,助力國家自由港建設。

  林龍安建議,大灣區內應進一步提升粵港澳口岸通關能力和通關便利化水平,促進人員、物資高效便捷流動。粵港澳地區的“雙牌制”通行制度應該逐步取消,變換更加方便車輛流通的管理制度。借大灣區規劃綱要金鑰匙,促進大灣區互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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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全國人大代表、陽光控股董事局主席林騰蛟對民營企業的發展尤為關注。

  數據顯示,作為市場主體之一的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民營經濟為國家強大和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作出了突出貢獻。

  林騰蛟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2018年,中國民營企業在世界500強榜單上占28家,一批大型民營企業逐漸崛起,走入全球的視野。但是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世界級民營企業的數量、體量、贏利能力仍顯不足。

  因此,林騰蛟建議,把培育更多的世界級民營企業作為國家戰略。建議將培育更多世界級民營企業作為我們的國家戰略來實施,讓更多具有優勢的企業都能夠朝著世界一流企業的目標發展,讓更多資源都能夠服務于世界級民營企業的培育。

  林騰蛟表示,民營企業要順應時代大潮,更要苦練內功,提升能力,包括研發創新、管理創新、風控能力,尤其要加強海外經營的法律、環保和社會等風險認識與防范。在此基礎上,要培養“有信仰、有擔當、懂管理、會算賬”的中國企業家精神,鼓勵企業家從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出發,向社會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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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全國政協委員、碧桂園董事局主席楊國強連續6年兩會提案都避談房地產,而是持續關注鄉村振興,并致力于推動建筑業機器換人。今年全國兩會,他提交了兩份提案,分別為《關于推進農民在小鎮集中居住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提案》以及《關于加快人工智能和建筑機器人深度融合推動建筑業機器換人的提案》。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這兩份提案與碧桂園目前正在進行的多元化發展有著密切關系,楊國強提案的內容正是碧桂園正在努力發展的業務方向。2018年,碧桂園完善在農業以及機器人產業方面的布局,正式確立了地產、農業以及機器人三大產業并駕齊驅的格局。

  與2018年全國兩會提案關注鄉村振興保持一致,楊國強2019年全國兩會提案持續關注鄉村振興。楊國強認為,近些年來隨著我國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因為種地收入少,農村缺少就業機會以及農村居住生活條件較差,導致很多年輕人不愿意回農村生活和發展。大量年輕人外出務工導致農村人口流失,出現了大量“空心村”,引發留守兒童等社會問題,農村失去了活力。

  為改變這種局面,楊國強提出,有條件的地區,在小鎮上規劃建設農民集中居住小區,把附近農村的農民集中起來居住,形成一兩萬人口規模的小鎮。政府可以更加方便和低成本地配套建設教育、醫療、商業、文化、交通等基礎設施和服務,改變農民的生活環境,吸引更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回到農村。

  為提高農村生產效率,楊國強提出,在農民集中到小鎮居住后,對原來村落開展土地平整,盤活閑置土地,平原地區可推廣農業機械化作業,提升生產力。

  同時,楊國強認為,需要因地制宜發展小鎮特色產業,鼓勵有實力的企業和企業家到鄉村小鎮發展,發展農產品深加工、民宿農家樂、休閑康養、電子商務等,讓搬出來的農民和返鄉的年輕人在家門口就業創業,從根本上實現農村人口的就地城鎮化,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目前,中國建筑大國與建筑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較低不匹配,未來建筑業或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據了解,近年來,機器人技術在工業領域的普及速度非常快,如果一棟30層樓的建設,70%的工人用建筑機器人替代,留30%的建筑熟練工,培養20%的操作建筑機器人的新型建筑工人,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安全和質量問題,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并節約大量成本,讓“中國建造”更有科技含量。

  楊國強提出,政府層面加強對人工智能和建筑機器人深度融合的引導和支持,加強對建筑自動化等基礎性課題研發的支持,通過工信、科技部門的科技項目,引導機器人領域、人工智能領域的專家學者對建筑相關應用場景的重視。促進建筑機器人的產學研用,建立人才培養、技術交流的渠道和平臺,研究人工智能在單體建筑機器人以及系統化解決方案中的應用。

  同時,建筑行業協會、高校等積極參與行業標準制定,施工單位也要積極導入建筑機器人。

  據了解,碧桂園已于2018年9月正式進軍智能制造業,將斥800億元巨資投入機器人板塊的建設。目前,位于總部基地組團的機器人谷首開區已開建,竣工后五年內達到100%設計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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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特別要在涉及規劃管理、土地管理、投資管理、要素流動、財稅風險、公共服務等方面成為跨區域制度創新和政策突破的“樣板間”。

  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成為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的關鍵詞之一。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將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編制實施發展規劃綱要。

  在3月6日舉行的上海市代表團全體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委書記李強表示,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之后,上海、江蘇、浙江交界處將設立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當前上海正“緊鑼密鼓”與江蘇、浙江研究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相關規定和制度設計。

  改革開放以來,跨省一級的示范區建設從未設立,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可謂開啟了這一制度創新的先河。那么當前究竟該如何理解設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實際作用?在哪些領域需要發揮其制度創新的示范效果?其與上海正在推進建設的上海自貿區新片區又有怎樣的聯系?

  3月7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北京專訪了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副院長張兆安。他表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能夠在小范圍內進行體制機制的創新探索,未來可在六個不同方面努力打造成為全國深化改革的試驗田。此外,上海自貿區建設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在推動上海形成“一個對內、一個對外”高質量發展驅動格局的同時,二者間更是相互促進、相互借鑒的關系。

  重點探索體制創新

  《21世紀》: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并編制實施發展規劃綱要,該如何準確認識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政策內容?

  張兆安: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經歷多過年的探索與實踐后,在去年11月初首屆進博會期間,被明確要上升為國家戰略,今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指出要編制相應的規劃綱要,這些都說明當前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有了新的戰略定位與發展目標,此前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探索與實踐,都需要在推進實施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國家戰略背景下執行,放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去實施與推進。

  在這種情況下,以前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所涉及的區域協同發展、都市圈建設等實踐,都需要在推進實施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這個國家戰略背景下進行思考與探索。

  《21世紀》:3月6日,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指出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之后,上海、江蘇、浙江交界處將設立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如何準確認識這一示范區的作用與意義?

  張兆安: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既是中央交給長三角的重大任務,對長三角地區來說又是重大的發展機遇。個人覺得一體化發展的益處顯而易見,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這種跨省一級的示范區建設,實際上也并不容易,畢竟其涉及到三省一市如此之大的區域。

  根據以往的發展經驗來看,實際上區域發展的一體化,要真做好的難度也是不小。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創建一個跨省一級的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就會成為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其與創建自貿試驗區有異曲同工之處,即在一個小范圍內也進行體制機制的先行先試。

  通過在示范區內探索總結的體制機制創新,可以向整個長三角地區進行復制與推廣,再推廣至全國范圍內,對整個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為當前很多區域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一些體制機制的創新問題沒有辦法得到解決,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創建的意義正在于此。

  從這個角度來說,示范區建設所進行的制度探索經驗,正是符合當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踐,具有很強的復制推廣價值。

  打造跨區域“樣板間”

  《21世紀》:未來該如何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建設?

  張兆安:其實所謂的一體化發展,實際歸納起來就是要推動整個區域范圍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與信息流等要素的順暢流動,且要素之間的流動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流動,這就需要相應的體制機制去保障。

  因此,我建議可以在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內將黨的十八大、十九大確定的一系列改革任務凡是涉及到地方,都應該放到這個示范區里面進行探索實踐,實現集中落地、率先突破、系統集成,成為全國深化改革的試驗田,特別要在涉及規劃管理、土地管理、投資管理、要素流動、財稅風險、公共服務等方面成為跨區域制度創新和政策突破的“樣板間”。

  除此之外,還要在示范區內形成一系列跨區域的、一體化的新體制機制,這在全國范圍內是沒有先例的,這些都需要在未來示范區的建設過程中積極探索,先行先試。此外,在示范區內還需要建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推進機制。

  事實上,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建設,與此前上海自貿區建設有異曲同工之處,上海自貿區建設進程中所進行的大膽試、大膽闖、自主改精神,在未來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建設進程中更應該如此。

  比如,在財稅體制創新方面,示范區內如何構建一個行之有效的分享機制,因為原來跨省界的分享機制并不存在,在相關的產業稅收方面,在實現示范區內一體化發展后,如何避免此前的那種“產業落在哪里,稅收就在哪里”的局面。

  總之,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內如果能夠在上述6個方面率先實現了體制機制創新,其總結的實踐經驗對全國區域經濟的發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實踐意義。

  《21世紀》:當前,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和上海自貿區,在上海構建出一東一西“兩翼齊飛”的驅動力格局,如何看待未來這種格局對上海進一步深化改革與發展的作用與意義?

  張兆安:上海自貿區是圍繞著擴大開放,增設自貿區新片區將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創新,核心是增強對外開放的程度;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也是一個區域內的開放舉措,重點是打造一個對內開放的重要載體。

  如果將這兩個在上海的政策舉措比擬為“發動機”的話,未來將很大程度上推進上海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進程。設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與增設上海自貿區新片區未來主要構建出一個對內、一個對外的高質量發展格局。

  與此同時,二者間還存在著相互促進、相互借鑒的關系。一方面,上海自貿區新片區不僅僅涉及開放問題,同時也將涉及深化改革的問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內探索出的體制機制改革經驗等,也可以復制推廣至上海自貿區內。

  另一方面,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核心是解決對內開放的問題,但在發展上也存在吸引國際資源等開放問題,上海自貿區新片區的建設探索經驗,也能夠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發展提供可借鑒之處。通過二者間的相互促進、相互借鑒,為上海新時代的發展構建起“兩翼齊飛”的驅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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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每年的全國兩會,與會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們都會帶來各種各樣的議案提案。

  如去年全國兩會,房地產行業的代表和委員們便提出了很多行業之外的建議,涉及公益扶貧、區域發展、科技創新和文化教育等方面。

  那么,在2019年全國兩會上,房地產行業的代表和委員們又帶來了哪些議案提案?

  為此,《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了部分房地產行業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后發現,今年的議案提案內容更加豐富,除了租房市場、房產稅、建筑機器人等與行業有關的內容外,還涉及民營企業、鄉村教育、粵港澳大灣區、鄉村振興等多個領域。

  全國政協委員、碧桂園董事局主席楊國強:持續關注鄉村振興 推動建筑機器換人

  全國政協委員、碧桂園董事局主席楊國強連續6年兩會提案都避談房地產,而是持續關注鄉村振興,并致力于推動建筑業機器換人。今年全國兩會,他提交了兩份提案,分別為《關于推進農民在小鎮集中居住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提案》以及《關于加快人工智能和建筑機器人深度融合推動建筑業機器換人的提案》。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這兩份提案與碧桂園目前正在進行的多元化發展有著密切關系,楊國強提案的內容正是碧桂園正在努力發展的業務方向。2018年,碧桂園完善在農業以及機器人產業方面的布局,正式確立了地產、農業以及機器人三大產業并駕齊驅的格局。

  與2018年全國兩會提案關注鄉村振興保持一致,楊國強2019年全國兩會提案持續關注鄉村振興。楊國強認為,近些年來隨著我國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因為種地收入少,農村缺少就業機會以及農村居住生活條件較差,導致很多年輕人不愿意回農村生活和發展。大量年輕人外出務工導致農村人口流失,出現了大量“空心村”,引發留守兒童等社會問題,農村失去了活力。

  為改變這種局面,楊國強提出,有條件的地區,在小鎮上規劃建設農民集中居住小區,把附近農村的農民集中起來居住,形成一兩萬人口規模的小鎮。政府可以更加方便和低成本地配套建設教育、醫療、商業、文化、交通等基礎設施和服務,改變農民的生活環境,吸引更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回到農村。

  為提高農村生產效率,楊國強提出,在農民集中到小鎮居住后,對原來村落開展土地平整,盤活閑置土地,平原地區可推廣農業機械化作業,提升生產力。

  同時,楊國強認為,需要因地制宜發展小鎮特色產業,鼓勵有實力的企業和企業家到鄉村小鎮發展,發展農產品深加工、民宿農家樂、休閑康養、電子商務等,讓搬出來的農民和返鄉的年輕人在家門口就業創業,從根本上實現農村人口的就地城鎮化,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目前,中國建筑大國與建筑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較低不匹配,未來建筑業或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據了解,近年來,機器人技術在工業領域的普及速度非常快,如果一棟30層樓的建設,70%的工人用建筑機器人替代,留30%的建筑熟練工,培養20%的操作建筑機器人的新型建筑工人,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安全和質量問題,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并節約大量成本,讓“中國建造”更有科技含量。

  楊國強提出,政府層面加強對人工智能和建筑機器人深度融合的引導和支持,加強對建筑自動化等基礎性課題研發的支持,通過工信、科技部門的科技項目,引導機器人領域、人工智能領域的專家學者對建筑相關應用場景的重視。促進建筑機器人的產學研用,建立人才培養、技術交流的渠道和平臺,研究人工智能在單體建筑機器人以及系統化解決方案中的應用。

  同時,建筑行業協會、高校等積極參與行業標準制定,施工單位也要積極導入建筑機器人。

  據了解,碧桂園已于2018年9月正式進軍智能制造業,將斥800億元巨資投入機器人板塊的建設。目前,位于總部基地組團的機器人谷首開區已開建,竣工后五年內達到100%設計產能。

  全國人大代表、陽光控股董事局主席林騰蛟:把培育更多世界級民營企業作為國家戰略

  全國人大代表、陽光控股董事局主席林騰蛟對民營企業的發展尤為關注。

  數據顯示,作為市場主體之一的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民營經濟為國家強大和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作出了突出貢獻。

  林騰蛟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2018年,中國民營企業在世界500強榜單上占28家,一批大型民營企業逐漸崛起,走入全球的視野。但是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世界級民營企業的數量、體量、贏利能力仍顯不足。

  因此,林騰蛟建議,把培育更多的世界級民營企業作為國家戰略。建議將培育更多世界級民營企業作為我們的國家戰略來實施,讓更多具有優勢的企業都能夠朝著世界一流企業的目標發展,讓更多資源都能夠服務于世界級民營企業的培育。

  林騰蛟表示,民營企業要順應時代大潮,更要苦練內功,提升能力,包括研發創新、管理創新、風控能力,尤其要加強海外經營的法律、環保和社會等風險認識與防范。在此基礎上,要培養“有信仰、有擔當、懂管理、會算賬”的中國企業家精神,鼓勵企業家從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出發,向社會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

  全國人大代表、禹洲集團董事局主席林龍安:發揮香港特長 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禹洲集團董事局主席林龍安提交了關于粵港澳大灣區融合及發揮香港特長等方面的議案。

  議案中提出,香港作為開放式小型經濟體,應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配合粵港澳大灣區的國家發展戰略,配合國家所需發展香港所長。長遠而言,對于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對于香港轉口港的角色,是共贏的發展。

  林龍安建議,在貿易保護主義面前,內地可借助香港轉口港和稅務等方面的優勢,將內地貨物經香港出口,減少因由內地直接出口的關稅。

  在林龍安看來,大灣區內有龐大的港口群、空港群,目前內地各自貿區、自貿港正在積極推進的貿易自由化,與香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功能的方向一致。未來可進一步對接國家正在建設的福建、天津、上海、海南等自貿區或自貿港的合作,助力國家自由港建設。

  林龍安建議,大灣區內應進一步提升粵港澳口岸通關能力和通關便利化水平,促進人員、物資高效便捷流動。粵港澳地區的“雙牌制”通行制度應該逐步取消,變換更加方便車輛流通的管理制度。借大灣區規劃綱要金鑰匙,促進大灣區互聯互通。

  全國政協委員、正榮集團董事局主席歐宗榮:補齊鄉村教育短板 建設教育強國

  教育是國之大計,教師是立教之本、興教之源。在全國政協委員、正榮集團董事局主席歐宗榮看來,當前我國鄉村教育發展最大困境就是教師資源的緊缺。

  近年來,國家密集出臺了支持鄉村教育和鄉村教師發展的政策,鄉村教育狀況得到了明顯改善,但城鄉教育資源配置不平衡、鄉村教育發展不充分等問題和短板仍然存在,鄉村教師“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問題依然較為突出。

  因此,歐宗榮建議,當前要緊緊抓住鄉村教師隊伍建設這個根本,通過“待遇有保障、發展有空間、職業有榮譽”良好職業生態系統的構建,建設新時代高素質鄉村教師隊伍。

  歐宗榮認為,實施鄉村教師收入倍增計劃,構建“以省為主”的鄉村教師工資保障機制,要關心解決鄉村教師生活實際困難,改革鄉村教師職稱評定與評價體系,要持續加大對鄉村教師職稱政策傾斜力度,建立“定向評價、定向使用”的職稱制度。

  同時,要全面提升鄉村教師的榮譽感,要在全社會營造尊重鄉村教師的良好氛圍,要多宣傳鄉村教師陽光、幸福、博愛的職業形象,要建立鄉村教師榮譽制度,優秀教師、勞模等榮譽表彰要擴大鄉村教師比例。

  全國政協委員、房天下董事長莫天全:謹慎把握出臺房產稅的時間節點

  對于2019年房地產發展,全國政協委員、房天下董事長莫天全給出了如下建議:

  一是明確稅法定義,劃清征收界限。

  目前對房產稅、房地產稅等的定義還不是很清晰,雖然“房產稅”與“房地產稅”只有一字之差,但也存在區別。房地產稅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一切與房地產經濟運行過程有直接關系的稅種都屬于房地產稅,是包括十多個稅種的體系,主要涵蓋了開發建設、房產交易和保有三大環節。

  我國的房地產稅稅負結構呈“重增量住房輕存量住房,重開發建設與交易環節輕保有環節”的特點。房產稅自始至終都是整個房地產稅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只不過因其屬于房屋保有階段的稅種,對民眾持有住房的成本產生較大影響而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建議稅務部門明確房產稅的定義與征收辦法,做好廣大民眾對房產稅的認識和理解,避免出現對房產稅的模糊認識甚至誤解。

  二是謹慎把握出臺房產稅的時間節點,確保維護市場信心。

  從國家對樓市調控的角度看,構建樓市長效機制,是三令五申需要落實的政策。2018年以來,我國樓市調控正處于向長效機制完善落地的關鍵過渡期,調控地域不斷拓展,一城一策,差別調控。作為長效機制主要內容之一,房產稅的出臺看似已是時機成熟、板上釘釘,許多機構與媒體均預測房產稅將在年內推出。

  房產稅遲早要推出,而且應該要推出,這是大勢所趨。但房產稅推出的時間節點,值得謹慎考慮和把握。

  建議稅務部門在經濟形勢比較好,經濟上行的時候,同時房地產勢頭好的時候,找準時機推出房產稅。在目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同時兼顧去杠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時候,仍需持續提振市場信心,所有對國民信心和經濟發展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的政策在這樣一個關鍵節點都應暫緩出臺。因此,建議稅務部門謹慎把握開征房產稅的時間節點,確保市場信心不受影響,在市場向好、信心充足的前提下進行房產稅的征收,由點及面逐漸推行。

  全國人大代表、58同城CEO姚勁波:補齊租房市場短板 解決新市民居住需求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58同城CEO姚勁波提交了三個議案,分別是《關于降低用工成本、促進中小企業吸納就業的建議》《關于補齊租房市場短板、解決新市民居住需求的建議》和《關于多措并舉提振生育率的建議》。

  近幾年,進城務工持續升溫,以農民工等外來務工人員、新就業大學生為主的“新市民”,合計近3億人口。根據國家統計局和教育部公布的材料顯示,2017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8億人,全國高校畢業生在2017年、2018年分別達795萬和820萬。

  規模龐大、分布廣泛、流動性強,且經濟基礎相對薄弱,這些因素決定了新市民群體的租房需求相比買房更加迫切,其安居問題也受到政府和社會的廣泛關注。

  此前住建部確定北京、上海、廣州等13個城市開展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

  但值得注意的是,保障性住房申請門檻高和公積金提取不便捷等問題,為新市民在城市的“落腳”產生了較大阻礙。

  具體該如何實施有效的戶籍和租賃制度、如何優化相關公積金政策,姚勁波給出了詳細建議:

  首先,取消保障性住房的戶籍要求,放寬申請限制。針對部分城市新市民保障性住房申請以戶籍作為準入門檻的要求,建議打破戶籍限制,將社保繳納或個人所得稅征收時長作為申請依據,使住房福利政策更全面地惠及新市民群體。同時,放寬保障性住房在年齡、可支配收入等方面的限制,承租人年滿18歲即可申請,全部月收入不足個稅起征點的可以優先申請,以此滿足新市民群體的合理住房需求。

  其次,實施靈活的公積金存取政策,充分滿足租房需求。過去一年,全國大中城市房屋租金上漲明顯。新市民由于其經濟收入不高,依靠自身收入解決租住房問題難度增大,迫切需要公積金制度的保障來改善居住質量。

  姚勁波建議,在大中型城市加強公積金的租房提取功能,使住房公積金適當向租房傾斜。特別是針對一些大中城市公積金每月提取額度遠低于當地房租平均水平的情況,建議降低租房提取門檻,進一步靈活提高租房公積金的提取金額上限,使公積金制度在租房領域發揮更大效用。同時,簡化公積金提取流程,如在辦理過程中不再要求提交租房發票等材料,增加線上辦理功能。

  全國政協委員、祈福集團副董事長孟麗紅: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養老服務合作

  2019年兩會,全國政協委員、祈福集團副董事長孟麗紅共提交了4份提案,一份是關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提案,其他3份提案從醫療和養老角度關注民生問題。孟麗紅對粵港澳大灣區的養老產業發展尤其關注。

  在《實施健康中國戰略,緩解醫療資源緊張,加強助產士專業人才培養的建議》提案中,孟麗紅指出,國內助產士存在角色定位模糊,作用未被引起重視,且發展受限等問題。

  孟麗紅提出,希望借助香港及國際上助產士行業的發展經驗,建議鼓勵醫學院校設立專門的助產專業,提升助產士在孕前、母嬰保健等方面的能力及服務。在法律方面,制定助產士從業相關法律法規、資格認定及職稱晉升機制,加強職業保護措施。

  祈福集團一向對國內醫療環境較為關注,孟麗紅在《關于完善兒童保障體系,逐步建立統一的兒童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的建議》中指出,“看病貴、看病難”是目前醫療領域存在的普遍問題,對兒童群體,這一問題更為嚴重。孟麗紅建議,建立專門針對兒童的全國統一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并設立統一的兒童醫療管理部門,針對兒童用藥基本藥物編制目錄并規范收費制度。

  作為在粵港澳大灣區深耕多年的企業,祈福集團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也保持了高度關注,孟麗紅的兩份提案都在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建言。

  孟麗紅指出,香港與內地均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建議在大灣區內加快落實深化粵港澳養老服務合作的政策、措施,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建立粵港養老服務合作試點地區,推進醫養結合、社區養老,引導社會資本建設健康、智慧養老新業態。同時,粵港兩地政府提供優惠政策、便民措施,港澳與內地相互學習借鑒先進經驗,共同提升養老康復產業的發展。

  同時,針對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差異,孟麗紅建議先制定大灣區統一示范法以作參考指引,逐步減少區際法律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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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我國人口紅利消失了嗎?如何發展0-3歲托育?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2019年的全國兩會上,上述話題不僅被代表委員們所關注,也頻頻登上熱搜,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

  3月7日,長期從事人口學研究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專訪,為上述問題“開藥方”。

  關鍵在于經濟社會政策

  《21世紀》:目前有一種觀點,稱由于人口老齡化加重等因素,我國的人口紅利消失。對此你怎么看?

  賀丹:按照人口學的概念,人口年齡結構比較有利時,即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高,撫養比低于50%,是收獲人口紅利的窗口期。按這個標準來看,中國還有十年左右的時間。

  需要明確的是,人口紅利是隨著老齡化趨勢的加深而減少。另外,新生兒出生增加會使人口紅利加速消失,因為非勞動年齡人口中,除了老人還有兒童。我們人口紅利期縮短,主要是因為老年撫養比的上升。

  能不能實現人口紅利,不是人口年齡結構決定的,而是經濟社會發展政策制度決定的。能否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是能否實現人口紅利的關鍵。我國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也是收獲人口紅利的四十年。我國能夠收獲人口紅利,除了人口年齡結構有利這一基本條件外,改革開放、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勞動力要素流動、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才是最重要的。面對未來產業結構的變化,資本和技術對勞動的替代加快,勞動力素質的提升更加重要。

  我不贊成人口決定論,人口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能由人口數量和結構簡單判斷。人口很重要,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有基礎性、戰略性、長期的影響,但不是決定性影響。起決定作用是相關政策能否與人口總量、素質、結構、分布狀況相協調,能否充分利用人口發展狀況、人口年齡結構的優勢實現發展。反過來,經濟社會發展又促進人口受教育水平、健康狀況的提升。以后,國家在充分挖掘人口紅利的同時還可以收獲人才紅利、健康紅利。

  《21世紀》:如何看待我國的低生育率問題?

  賀丹:首先要有一個認識,低生育率和老齡化是人口發展的自然規律,是不可逆的,是人口和經濟社會發展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國人口基數大,14億的人口規模要至少持續15年以上,將長期面臨人口總量和人口結構的雙重壓力。對于低生育率問題要高度重視,但不要過度焦慮。

  需要高度重視是因為,生育率過低對人口自身發展及經濟社會發展都有很多影響。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如果沒有提前做好相關制度準備的話,以后解決會很困難。但也不要過度焦慮,因為人口變動是長周期的慢變量,在外部條件影響下,在適當的政策干預下,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會有一個自我調適的過程。

  當前最需要關注的,是如何提高勞動力素質。我們的存量勞動人口受教育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這也是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原因。

  另外,對健康的投入同樣不可忽視。我國人口的預期壽命與發達國家比差距不大,但健康預期壽命,即健康地生活多少年,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很大。優先投資于人的教育、健康,是不會出錯的,可以重塑有利于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人力資源基礎。

  鼓勵家庭“托育點”建設

  《21世紀》:0-3歲托育是2019年全國“兩會”的重點,被多次提及。請問你對此有何看法和建議?

  賀丹:相關部門一直在研究0-3歲托育的政策,應該很快就會有這方面的政策意見出臺。我們曾配合原國家衛計委做過調研,0-3歲的托兒需求的確旺盛,40%的家庭都有需要,尤其是2-3歲的孩子。很多人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主要是沒人看、沒人帶。

  目前0-3歲還沒有納入國家的學前教育規劃或公共服務范圍內。這一方面還是空白,是很明顯的短板,不像3-6歲學前教育,國家有明確的要求和目標。因此需要引起社會各界重視,包括政府加大投入。

  0-3歲托育如何做,政策和標準都需要研究。嬰兒照料還是要以家庭為主,這是國際社會的共識。但是家長要有喘息的機會,就需要符合條件的能夠照看孩子的人嬰兒照料。托育機構的建設需要時間、資本、投入,如何在花錢較少的情況下切實解決問題?我認為可以鼓勵“托育點”的建設,基于鄰里間的信任,就近方便嬰幼兒托管。

  例如已經退休的老人,可以鼓勵他們通過一定的培訓和資格認證,在家提供托育服務。這是一份正式工作,能有收入,方式也比較靈活。在家庭、社區設立托兒點,應該得到國家政策的支持。

  目前,幼兒園供不應求,尤其是大城市,符合條件(3-6歲)的都收不過來,招收3歲以下的很少。應該有政策支持,鼓勵幼兒園招生向下延伸1歲,這應是未來托育機構發展的一個方向。

  《21世紀》:“一老一小”是最大的民生。除了小,老齡化問題同樣不可忽視。請問你如何看待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養老問題?

  賀丹:人口老齡化對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是深刻的。中國老齡化速度較快,因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處于出生人口高峰期時每年出生人口規模很大。2018年我國有1523萬新生兒,但上世紀出生高峰期,每年出生人口在2000萬以上,最高年份接近3000萬,這些人現在正在進入老年。

  我們現行的養老制度、養老服務體系對老齡社會的到來還準備不足。隨著社會經濟變化,家庭養老功能弱化,靠子女照顧老年生活已經很不現實。尤其在生命的最后階段,老人大多處于失能、半失能狀態,對他們的照料專業性要求很強,還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失能、半失能老人規模會持續擴大,他們的照料還需要機構或社區支持,單靠家庭很難。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改革完善醫養結合政策,擴大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政策信號。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應該是應對老齡化的一項基本公共服務制度,能夠為老年服務提供支持,也能減少國家的醫療負擔。加入保險后,一旦老人進入失能、半失能狀態,在家中、護理機構都能得到保險補貼。

  按現在的政策,不住醫院就不能報銷。但在醫院護理、長期照料老人,需要占用床位等醫療資源,服務成本很高。因此,長期護理保險大方向應是社會保險而非商業保險,這應是一種基本公共服務的制度安排,但運營方式和模式可以引進專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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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3月5日,李克強總理所作的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6.5%。

  在這一目標發布后,市場普遍討論為何今年的經濟預期增速要設定在一個比去年預期目標(6.5%左右)有所下調的區間值?這一安排是否意味著今年經濟下行壓力比去年加大?這一經濟預期增速是否能幫助我們完成長期發展目標?

  對于“6%~6.5%”這一目標安排,3月6日下午,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作了詳細解讀。

  實體經濟供求失衡問題仍待解

  楊偉民向記者表示,當前我國正面臨影響發展的長期性問題。此前一段時間,一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措施促使了經濟出現回升,主要原因在于“去產能”取得了明顯效果,促使工業品價格企穩回升,帶動了經濟回升。但與此同時,還有一些問題需要我們花大力氣去繼續加以解決。

  楊偉民具體指出:“比如說實體經濟自身的供求失衡問題,不是說在一年兩年之內就能解決的,‘去’的部分很好壓,但‘補’的部分很難補。”他強調,一方面是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產品滿足不了需求,這在中高端消費品和高端中間產品領域比較明顯。比如說許多人想要去國外采購奶粉、紙尿褲等嬰幼兒用品,一些高端零部件短時間內無法生產出來或達不到先進水平等等。

  由于這方面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再加上一些短期因素影響,比如去年個別“搶訂單”效應消退對今年出口增長帶來壓力、政策疊加和“嚴監管”帶來的預期變化還需要時間修復等,使中國目前的經濟依然面臨著下行壓力。

  楊偉民表示,在充分考慮以上因素的背景下,此次政府工作報告確定今年經濟增速預期為“6%~6.5%”,既符合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要求的今后兩年經濟至少要增長6.2%的情況,又結合了現實經濟環境的變化,充分預留了國內外不確定性可能帶來的變化空間。

  對于這一問題,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國務院研究室主任黃守宏也在5日的一場記者會上表示:今年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很多,有的變化和風險挑戰目前也難以預料,經濟增速等指標在季度、月度之間,可能會出現一定的波動,應該增加預期目標的彈性。綜合以上考慮,采取適當降低GDP增速預期目標并設定為區間值的方式。

  化解隱性債務風險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有效發揮地方政府債券作用。今年擬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券2.15萬億元,比去年增加8000億元。對此有觀點認為,增加地方專項債規模是否是一種新形式的“刺激計劃”。

  對于這種觀點,楊偉民回應稱,這當中存在誤讀。他解釋說,過去一些地方通過“隱性債務”的方式融資,開工了很多在建項目。而在嚴控增量、逐步化解存量債務的要求下,我們要考慮如何化解隱性債務,而不能出現在建項目變成“半拉子工程”。所以說要通過專項債券解決隱性債務退出后的資金缺口問題。

  記者發現,此前黃守宏在解讀政府工作報告時也表示,今年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增加8000億元,同時提高了地方政府債務限額,提出繼續發行一定數量的地方政府置換債券,以減輕地方政府存量債務利息負擔。既要采取這些措施開前門、讓地方干事,還要把后門堵住,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堅決把隱性債務風險控制住。

  楊偉民還針對財政預算收支平衡問題表示,今年的預算增加了赤字,也增大了專項債規模,此外,中央財政還會適當增加對地方的專項轉移支付,因此在預算上能夠保證平衡。

  去年不存在“主動守匯率”情況

  近一段時間以來,金融界對決策層提出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度關注。在采訪中,楊偉民表示,強調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符合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主線的要求。

  他向記者分析稱,目前金融體系的結構存在問題。如果不改變的話,金融將很難很好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比如說許多國有大行,很難面向近億規模的小微市場主體提供服務。之前中小企業申請貸款中出現的所謂“過橋貸”現象,就不符合實體經濟的需要。此外,如何讓資金通過傳導機制流向民營企業,目前也存在問題。因此需要在很多方面作出改變。

  針對金融業普遍關注的利率市場化問題,楊偉民回應稱,如果打分的話,當前利率市場化水平可以達到“接近90分”的水平。不過他也強調,對利率作指導有一定必要性,因為利率與匯率相關,不能為了追求市場化而市場化,利率市場化的步伐還要和服務實體經濟以及國內經濟形勢結合起來。

  在談及匯率問題時,楊偉民表示,從去年情況看,不存在“主動守匯率”的問題。中國經濟基本面依然穩定,雖然存在經濟下行壓力,但在世界范圍內能達到6.6%增速的國家很少。此外,出口數據很好,外匯儲備很多,雖然美聯儲加息等因素對人民幣匯率產生了壓力,但事實上上述影響很快就緩解了,這也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依然穩健,并沒有出現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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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全國人大代表、宇通客車董事長湯玉祥,今年在履職盡責之路上已是第17個年頭。這些年,他不斷圍繞“促進國家和社會及交通運輸事業更好更快發展”等議題,積極建言獻策。

  今年,他又帶來了《加快智能駕駛在城市快速公交和環衛領域建立示范工程》和《加快推動優勢裝備制造業走出去》兩項建議。

  據《證券日報》記者了解,湯玉祥在建議中提及,加快智能駕駛在城市快速公交和環衛領域落地實施,不僅有助于促進我國智能駕駛汽車產業健康發展,對改善城市環境、緩解城市擁堵,也可以提供有效幫助。

  “智能駕駛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由互聯網時代到人工智能時代過程中出現的第一個精彩篇章,也是世界新一輪經濟與科技發展的戰略制高點之一。發展智能駕駛,對于促進國家科技、經濟、社會、生活、安全及綜合國力有著重大意義。” 湯玉祥分析道。

  從目前技術發展來看,智能駕駛在城市公交和環衛車輛兩個公共服務領域已具備推廣應用的基礎,可加快落地實施。

  湯玉祥在建議中提到,加快智能駕駛在城市快速公交和環衛領域落地實施,不僅有助于促進我國智能駕駛汽車產業健康發展,引領我國汽車工業在新一輪世界產業變革中占據優勢地位;還有助于提升交通效率,減少城市擁堵,增強交通安全性;同時還有助于改善城市環境污染,降低勞動強度,為城市環衛工作效率及持續性發展提供幫助。

  雖然推動加快智能駕駛在城市快速公交和環衛領域示范應用前景可期、價值顯著,但企業在推動的過程中仍存在三大障礙。

  首先,面向示范運營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夠,無法有效拉動智能駕駛在BRT快速公交的示范應用;其次,智能駕駛BRT快速公交和新能源智能駕駛環衛車系統整體成本偏高,示范應用資金投入巨大,僅靠企業推行難以落地見效;再次,缺少面向智能駕駛汽車示范運營的保險法規。

  針對現狀,湯玉祥從四個方面給出了建議。

  建議從國家層面明確示范運營城市及示范區域,提供示范運營政策支持。依托新型城鎮化和智能化道路交通設施等重大工程建設,建立智能公交與車路協同技術應用示范線路,分階段開展智能公交與車路協同示范運營,制定示范應用推廣計劃,逐年擴大智能網聯公交車示范區域和應用數量。

  鼓勵開展新能源智能駕駛環衛車示范應用,制定相關采購要求,逐年提高新能源智能駕駛環衛車的示范應用比例,不斷擴大示范應用規模,以示范應用帶動產業發展。

  建議國家層面牽頭,修訂“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覆蓋范圍,將智能駕駛車輛納入保險承保范圍,明確保險對象、承保金額、事故責任劃分標準、免責條件、賠償標準等,支持智能駕駛汽車開展示范運營。

  建議國家重點扶持一批具有優秀的智能駕駛技術研發能力的企業,鼓勵地方政府設立人才專項配套政策,引導行業人才向重點企業聚攏,構建“智慧”高地,快速突破智能駕駛關鍵技術,提升我國智能駕駛研發水平,力爭在新一輪的國際化競爭中占據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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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3月6日上午,全國政協第十三屆二次會議中華全國總工會界別舉行小組會議,熱議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會上,委員們踴躍發言,各抒己見。

  全國政協委員、中聯重科黨委書記、董事長詹純新表示,特別關注到報告中有“加快培養國家發展急需的各類技術技能人才”的論述,“這對裝備制造業的升級發展非常重要。”因此,他表示,“在加快技能人才培養的前提下,關注當前技能人才隊伍的穩定。”

  據介紹,裝備制造業處于轉型升級關鍵期,急需各類技術技能人才。但現狀是,職業院校招生難、企業招工難、工人在城市扎根難,技能人才短缺,對中國裝備制造業的高端升級帶來較大影響。

  詹純新從技能人才的來源、培養和穩定這三個維度,進行了分析。

  詹純新談到,首先,是因為傳統價值觀在源頭上抑制了供給。他進一步闡釋道:“西方在長期的工業化進程中,大批技能人才推動了手工向機器生產的飛躍,工匠的社會經濟地位很高。而中國社會自農耕時代形成‘唯有讀書高’的觀念仍影響著現代社會的價值判斷。盡管技能人才有可能成為工匠,也很少有家庭愿意把后代送進職業院校培養成為工匠。”

  “其次,是因為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制約了培養”。詹純新指出:“制造業發達的德國,職業教育已經從技能培訓上升為職業本科教育,美國、日本的職業教育成為公民終身習慣,教育資源豐富、均衡甚至個性化,能夠培養出有實操能力、理論涵養、自信的勞動者。”

  據統計,中國的職業技術教育規模世界最大,職業院校已達1.17萬所,年招生928.24萬人,現代制造業、新興產業中新增從業人員70%以上來自職業院校。但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上處于弱勢,在教學設計上也以操作型初級技能培訓為主。畢業生進入工廠后,獲得繼續教育機會也不多,自我提升的途徑少、難度大。

  詹純新談到的第三個原因是“因為城市高生活成本影響了穩定。”

  譬如,歐美的許多歷史悠久的企業周邊自然形成特色小鎮,小鎮居民就是企業員工,專業技術在家庭實現代代傳承,工匠世家與百年企業互為依托相互成就。加之有完善的社會保障托底,技能人才的生活壓力小,階層穩定。

  而在中國,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影響了技能人才的穩定和傳承。年輕一代的產業工人,正越來越多地遠離制造業。

  詹純新舉例道:“根據美團發布的數據,美團在線騎手270萬人,其中三分之一騎手前一份職業是產業工人。盡管裝備制造企業在薪資、福利、生活配套方面付出很多努力,也難以抵消城市購房、教育、醫療等高生活成本對技術工人群體的生存壓力。”

  中聯重科在十多個園區均建有單身公寓等配套設施,但相當比例的技工在工作4年到5年后選擇返鄉,中斷了技能人才之路。

  面對這種現狀,詹純新建議:“我們需要在供給、培養和穩定方面做文章。具體來說就是要在社會環境中提高地位,要在教育端加快培養,在用人端對企業穩定技能人才有所扶持。”

  詹純新認為,一是要從社會價值觀和輿論導向上積極引導,尊重勞動,尊重技能人才。二是為企業參與職業技術教育給予政策支持。就在上月,國務院下發了《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全面落實需要制訂實施細則,尤其需要用具體的政策鼓勵裝備制造企業整合職業院校資源,做實工學結合。三是鼓勵企業改善技能人才的城市居住條件,為他們提供安居住房并給予政策支持。建議國家充分考慮工業項目用地中擴大技能人才安居所需的配套用地,鼓勵制造企業為技能人才建設安居小區,以成本價長期租賃給優秀的技能人才,讓他們能夠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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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時下正值兩會時間,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上把鄉村振興、精準扶貧給出了明確的目標和方向,其中,報告中提到,加大“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力度。而據《證券日報》記者了解,全國人大代表、東阿阿膠黨委書記、總裁秦玉峰今年兩會上也帶了關于積極參與環京津和“三區三州”產業扶貧暨推動三北地區養驢業發展的議案,希望此議案能為推動國家的扶貧戰略貢獻智慧。

  據記者了解,此次秦玉峰根據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扶貧脫貧攻堅的決策部署,結合2019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和全國農業農村廳局長會議精神,提出了把養驢業融入環京津和“三區三州”產業扶貧;將養驢業發展納入“畜禽養殖標準化示范創建”范圍;建設國家和省級毛驢核心良種繁殖場;把養驢業列入“糧改飼”試點;實施“糧食+秸稈”機械化一體化收貯試驗示范的六個建議。

  秦玉峰表示,“三區”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區;“三州”是指甘肅的臨夏州、四川的涼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是國家層面的深度貧困地區。按照相關部委扶貧安排,東阿阿膠可深入對環京津和“三區三州”地區的產業扶貧,探索部、省、市縣、企業、農業新型主體“五位一體”產業扶貧機制,通過發展養驢業,實現精準扶貧脫貧。而將“三北地區”養驢業發展,納入“畜禽養殖標準化示范創建”范圍,以創建活動示范、引領和推動“三北地區”養驢業發展。另外,在三北地區,規劃建設一批集種公驢站、保種場、良種驢繁殖場于一體的國家和省(自治區)級毛驢核心良種繁殖場。將毛驢列入“牧區畜牧良種補貼項目”,加快毛驢良種繁殖改良步伐。

  對于“糧改飼”試點,秦玉峰稱,將養驢業列入三北地區“糧改飼”范圍,在政策上給予鼓勵,在項目上給予支持,鼓勵發展“種糧家庭農場+家庭養驢場”新型聯合主體,從機制上實現“農牧結合、種養一體”,從根本上解決養驢飼草飼料問題。

  而據《證券日報》記者了解,身為央企華潤一員和阿膠行業第一品牌,東阿阿膠與許多地、市、縣一起,堅決貫徹落實中央脫貧攻堅戰略與鄉村振興戰略,積極實施精準扶貧部署,逐步形成了頗具中國特色、可持續、可復制的“養驢扶貧模式”,覆蓋養殖生產、飼草飼料、交易銷售、精深加工、旅游餐飲“三產融合”產業鏈,真正做到了驢產業在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實現了農村經濟供給側改革的升級,使當地群眾做到了脫真貧、真脫貧。

  “養驢扶貧不僅僅帶動了中國驢產業的發展壯大,在產業鏈上游端,讓當地群眾致富脫貧,助力鄉村戰略實施。在產業鏈下游端,更為傳統名貴中藥材阿膠產業提供原料保障,發揚光大了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助力中醫藥事業傳承發展,增強中醫藥文化自信,構建健康中國戰略的偉大藍圖。”秦玉峰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堅持中西醫并重,傳承發展中醫藥事業。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工作報告中也著重提及了要大力支持中醫藥事業的傳承創新發展。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深信,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和中醫藥文化的傳遞將更加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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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在2019“聲音·責任”醫藥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座談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步長制藥總裁趙超以“消除偏見、完善評價管理機制是保護好中藥發展的關鍵”為題發言。

  趙超認為,目前還有很多因素影響中醫藥發展、中西醫并重。一是符合中醫藥特點的現代中醫藥管理與發展體制仍未建立,社會與各部門對中醫藥的歧視和偏見依然嚴重;二是西醫藥方法評價中藥也亟待有國家標準規范;三是中成藥不良反應被過度放大;四是醫療合理用藥與醫保控費管理矛頭處處都在重點指向中藥。

  據中國制藥工業發展報告(2018)數據,中成藥主營收入只有化藥的一半。而醫保對藥品實際報銷,中成藥占比約25%,生物藥約15%,60%是化學藥。中成藥一般價格低廉,本不應成為醫保控費的主要目標。

  趙超介紹,當前醫療費用不合理的快速增長,現有醫療體制和醫院補償機制不健全,應該是主要原因。回避對不合理的體制改善,對不規范用藥行為的嚴格監管,反而采用了目錄管理為中藥品種打上沒有法定規定的輔助用藥等標簽,加以限制使用,顯然是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國家相關法律。更在實質上違背了中醫藥法確定的中西醫并重的原則。

  趙超表示,應盡快建立符合中醫藥特點的評價機制,強化完善中藥全產業鏈管理的發展機制,建立符合中醫藥特點、合理滿足醫療保健需求的中藥合理使用與中藥價格費用管理機制。

  一是,中西聯合用藥是臨床必需,不存在主次之分,需科學對待臨床用量大的中藥大品種。

  趙超介紹,聯合用藥是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藥物聯合配伍使用,目的就是為了增量療效和減少藥物不良反應。臨床用藥中單一用藥往往不能滿足復雜病癥,慢性病的疾病治療。在西藥聯合中不分主次,聯合的藥物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為何到中西聯合用藥時,就想當然地認為西藥為主,中藥次之呢?這樣的認知沒有科學依據,無法令人信服,應該被及時糾正。以避免中藥大品種因臨床療效確切、用量大,卻被“輔助用藥”誤傷。

  二是,中西醫生比例失調,需加強中醫醫師人才培養。

  截止到2017年底,全國共有醫療醫生機構98.7萬個,醫師總數達到339萬名。2017年末,全國中醫藥衛生人員總數達66.4萬人,比上年增加5.1萬人(增長8.3%)。中醫衛生人才發展不足,中醫醫師和中醫藥師占同類人員總數的比重偏低,特別是中醫醫師的比重還不到20%,需要加強中醫醫師人才的培養。

  三是,科學評價、理性對待中藥注射劑,加快中藥注射液再評價。近20年來,在政府部門的引導和支持下,一批有實力、負責任的中藥注射劑生產廠家通過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協同、合作,引進現代制藥技術,完成了工藝升級改造,中藥注射劑產品質量得以大幅度提升;同時通過開展大樣本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臨床評價研究,提供了越來越多的臨床療效及不良反應的科學證據;作用機制研究逐漸深化,強化了中藥注射劑產品的質量可控性及其臨床規范應用,提高了臨床療效,保證了醫療安全。

  “強烈呼吁政府及專家、院士們在推動醫藥產業升級發展的過程中,科學地認識、理性地對待中藥注射劑。梳理中藥注射劑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探索中藥注射劑的臨床價值,加快中藥注射劑的再評價,充分發揮中醫藥的獨特優勢,推動中藥現代化,推動中藥走向世界。”趙超表示。

  第四,建立中藥獨立評價體系。當前的中藥創新藥臨床評價體系,沒有充分尊重中醫藥理論體系和中醫藥的特點,而是基本參考了西醫的臨床評價體系與評價指標,中西醫是完全不同的醫學體系,中醫是經驗醫學,辨證施治,講究從整體觀來治療;而西醫是辨病施治,講究循證醫學。創新藥的評價,均以醫療機構、科研院所等為主體,企業參與程度低。

  趙超認為,應該建立中醫臨床證候的診斷標準、療效評價技術與方法應用于中藥藥效學研究,制備符合中醫臨床病證特征的動物模型,建立動物模型的中醫證候評價技術與方法,構建反映中藥臨床療效與作用特點的中藥藥效學獨立評價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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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醫藥產業是落實健康中國戰略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保障。近年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我國醫藥產業快速發展,市場規模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醫藥市場,但離制藥強國仍有一定差距,創新能力不足、仿制藥質量參差不齊等問題仍然較為突出。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華海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保華在今年的兩會上提交了《關于進一步促進醫藥行業高質量發展的建議》、《關于進一步完善藥品關聯審評審批制度的建議》等。

  陳保華建議,為進一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推動醫藥產業高質量健康發展,更好滿足人民群眾高質量用藥要求,建議完善藥品生產工藝變更機制等。

  生產工藝變更為業界關注

  隨著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醫藥產業正加快從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型。依據國務院下發的《關于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要求以提高藥品質量為核心,對已上市仿制藥分期分批進行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此后,國務院下發的《關于開展仿制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的意見》,要求采取切實有效措施推進一致性評價工作。

  截至2019年2月份,已有近200個仿制藥產品通過或視同通過一致性評價。

  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技術進步、裝備提升、藥典及標準提高等原因,絕大多數制藥企業都會對最初批準的原工藝進行技改,這成為行業的普遍行為。雖然國家對工藝變更采取分級管理,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生產工藝包括的內容多且復雜,致使企業與監管部門對變更的歸類理解存在不一致的情況。因此,藥品生產工藝變更是業界普遍關心的問題。

  隨著我國藥品監管體系逐步接軌國際,陳保華建議,參照國際通行做法,秉持科學原則,進一步細化和明確藥品生產工藝變更類別的內涵,同時簡化工藝變更審批流程,確保新技術、新設備在提高藥品質量、環境保護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此外,陳保華還建議完善醫務人員考核和薪酬體系。陳保華認為,要打通高質量藥品臨床使用的“最后一公里”,必須加快、加強合理補償機制的落實,建議進一步完善醫務人員的考核和薪酬體系,讓醫務人員能夠得到陽光體面的收入、充分的職業發展空間和安全的職業環境,為推進醫藥分開等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奠定堅實基礎。

  完善藥品關聯審評審批

  近年來,國家深入推進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2017年11月30日,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關于調整原料藥、藥用輔料和藥包材審評審批事項的公告》正式取消原料藥、藥用輔料與直接接觸藥品的包裝材料和容器(以下簡稱“原輔包”)的單獨審評審批,改為與制劑一同關聯審評審批,原輔包不再頒發批準文號,進行原輔包登記管理。

  陳保華認為,實施關聯審評,促進了原料藥企業和制劑企業更緊密的溝通與合作,有利于提高藥品質量;加快藥品審批速度,大幅縮短產品審評、上市周期;降低了藥品注冊成本;審評更加科學,節約審評資源,提升審評效率和藥品可及性。

  但部分藥企反映藥品關聯審評審批相關政策不明朗,應對比較困難,主要表現在:配套政策體系建設滯后;國際市場準入受阻;藥品安全監管難點較多等。

  對此,陳保華建議,出臺實施細則,完善配套政策體系;出具有關證明,適應境外市場形勢;明晰質量責任,完善監管法律法規體系,建議進一步落實藥品生產企業主體責任,明確制劑生產企業負責原輔包質量安全責任,由采購使用原輔包的制劑生產企業所在地藥品監管部門對原輔包生產企業開展延伸監管;出臺扶持政策,切實提高原料藥生產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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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提出2019年政府工作任務之一是“堅持創新引領發展,培育壯大新動能”,生物醫藥作為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再一次得到了政策的力挺。在此次兩會上,生物醫藥創新也成為代表關注的焦點。

  對于創新藥,全國人大代表、恒瑞醫藥董事長孫飄揚表示,創新藥是高投入、高風險、周期長的行業。創新藥應該繼續支持,如果沒有創新,臨床上有些疾病就不能進行有效地治療。

  但在中國,創新藥是不是高回報引起了業界的討論。在4+7城市藥品帶量采購政策出臺之后,創新藥企的估值一度受到影響。

  海通證券醫藥首席分析師余文心近日表示,不必擔心4+7對于創新的影響,創新藥行業是否有資金投入只與創新藥本身的投資回報率變化有關。

  一位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合理的專利保護期限是企業獲得市場回報的重要保障,此外,是否能快速進入醫保也是影響創新藥得到市場回報的重要因素。

  專利期補償引關注

  孫飄揚介紹,從研發的實力來說,到2018年1月份,全球新藥研發的醫藥企業共4134家,其中中國擁有的新藥研發企業的數量和加拿大并列第三,占5%。中國啟動的臨床研究數量居全球第四,而且中國擁有的生物藥研發的數量全球第一。

  全國人大代表、貝達藥業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丁列明介紹,自2008年以來,在“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以下稱專項)推動下,中國創新產品參與國際醫藥競爭與合作的能力不斷加強,2008年至2018年底,通過專項快速審批支持,共有38個1類創新藥獲得上市批準。

  在今年的兩會上,丁列明提交了《關于完善專利法修正案草案創新藥品專利期補償制度的建議》,他認為,目前,對我國已上市創新藥剩余專利保護期的分析表明,我國創新藥要在現有專利期內獲得良好的經濟回報難度比較大。

  丁列明介紹,根據創新藥一般市場收益模型,銷售額需要經過5年到 8年的快速增長,才能進入穩定收益期。一方面,由于我國藥品招標采購與使用政策的特殊性,創新藥在我國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獲得收益。美國專利藥上市后,剩余專利期經補償后平均為13.2年,而目前國產1類新藥獲批后剩余專利期平均僅為8年。另一方面,相較于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我國在創新藥研究、開展臨床試驗、申報、審批方面經驗和能力不足,需要花費比醫藥創新發達國家更長的時間完成研發,創新藥上市后享受的有效專利期更短。因此,相比國外企業,我國研發創新藥更加需要專利期補償制度。

  “獲得充分的市場回報是醫藥企業持續創新的根本動力,而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合理的專利保護期限是企業獲得市場回報的重要保障。”丁列明建議,把專利法修正案草案的相關表述修改為:為補償創新藥品上市審評審批時間,對首次在中國境內上市的創新藥品實施專利期補償,補償期最長不超過5年;授權國務院制定藥品專利期補償管理辦法,并明確補償的范圍、申請條件、期限計算方法、申請程序和資料、補償期內專利保護范圍等內容。

  建立創新藥醫保準入體系

  在國家創新驅動政策引領下,隨著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藥品監管領域阻礙醫藥創新的政策障礙逐步消除,中國醫藥企業創新活力得到激發,研發投入持續增加,創新能力不斷增強;部分大型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例已經達到國際平均水平。

  數據顯示,恒瑞醫藥去年累計投入研發資金26.7億元,比2017年增長51.81%,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重達到15.33%。百濟神州2018年的研發費用為6.79億美元,同比增長152%。貝達藥業在2018年的業績預告中也提到公司在研發上持續投入。

  值得一提的是,越到研發后期,企業的投入也將加大。

  在接受采訪時,歌禮制藥創始人兼CEO吳勁梓向記者表示,建議我國政府通過政策推動,重點扶持、從不同方面為致力原始創新的中國企業提供一定的資金扶持和保障。企業是創新藥研發的主體,但資本市場融資保障和政府資金獎勵是確保企業保持可持續性創新的關鍵要素。

  除了資金的支持外,進入醫保是企業的創新藥商業化的關鍵。

  據了解,我國創新藥醫保準入體系的構建與發達國家尚存差距。一方面,我國尚未建立允許創新藥持有者提交申請的醫保目錄動態調整機制,醫保目錄調整的周期、標準、流程等問題仍不明確;另一方面,在大部分地區,談判藥品在醫保報銷、地方采購、醫院準入等環節依然存在諸多障礙。

  對于創新藥的發展,孫飄揚建議,發展商業保險迫在眉睫。醫保政策不發展,行業創新發展也會受到影響。

  吳勁梓向《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只有將本土創新藥盡快納入醫保,讓中國新藥創制企業的巨額研發投入有合理的回報,企業才能持續發展,才能擁有持續創新的動力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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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促進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深化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研發應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新興產業集群,壯大數字經濟。與此同時,“數字經濟”也成為兩會上的時興詞,加快數字經濟與實體產業的融合成為不少代表委員的共同心聲。

  目前,數字經濟發展已經成為我國落實國家重大戰略的關鍵力量,對實施供給側改革、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意義。回顧年初,隨著各省市政府報告陸續出臺,“數字經濟”被包括浙江、云南、福建等多數省份寫入工作報告中,統籌省內資源、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成為地方經濟的重要著力點。

  多位學企界專家對發展壯大數字經濟有著高度共識,他們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數字經濟是融合性經濟,將在經濟發展中比重越來越高,如何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其與實體產業融合為當前重頭工作,同時也要警惕新技術帶來的安全性風險,提高技術水平,穩步發展壯大數字經濟。

  兩會建言:依托新技術

  加快傳統產業數字化發展

  通常來說,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數字經濟不止是互聯網行業,傳統行業也涵蓋其中。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表示,數字經濟包括兩大部分:一是數字產業化部分,即信息通信產業,具體包括電子信息制造業、電信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互聯網行業等;二是產業數字化部分,即傳統產業由于應用數字技術所帶來的生產數量和生產效率提升,其新增產出構成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多位兩會代表委員對傳統產業應依托新技術、加快與數字經濟融合建言獻策。

  全國政協委員、360集團董事長兼CEO周鴻祎表示,數字經濟下半場或由傳統產業主導。“過去一提到數字經濟,我們往往想到互聯網公司,好像互聯網公司才是數字經濟的代表。但是我覺得未來,實業和傳統制造業將會是數字經濟的代表”。他認為,互聯網下半場數字化的主角是傳統企業,民營企業尤其是以高科技為代表的互聯網公司應與傳統行業合作而非取而代之。“IMABCDE每個字母都有所指代,分別是IoT、移動通信、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邊緣計算……,這些技術綜合運用在一起,恰恰能夠幫助很多傳統行業,特別是傳統制造業解決業務數字化的問題。”周鴻祎進一步表示。

  數字經濟在中國率先在消費領域展開,包括移動支付和電子商務,并以此不斷向金融和物流行業演進,香頌資本執行董事沈萌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作為實體經濟重要基礎的工農業部分,對數字化技術的應用程序還較低,這也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瓶頸之一,因此如何利用互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云計算等先進技術更好地推動制造業、農業、建筑業等基礎領域,將是中國數字經濟出現跨越式發展的關鍵環節。

  就行業現狀來看,我國傳統行業進行數字化、智能化改造的動力仍顯不足。為解決以上問題,全國人大代表、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提出“明確‘效率紅利’的政策導向”、“加強對智能物聯網產業的政策扶持力度”、“打造智能物聯網標桿案例”等建議性解決方案。楊元慶認為,傳統行業要充分利用5G帶來的市場機遇,推動智能化改造,創造出更多“效率紅利”。“效率紅利”有望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抓手和新動能。

  針對具體的5G產業應用,全國人大代表、小米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CEO雷軍建議,加速工業物聯網應用,助力工廠智能化轉型;發展智慧農業,助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發展無人駕駛與車聯網,提高交通智能化程度;普及醫療物聯網應用,助力“健康中國”建設。

  數字經濟為大勢所趨

  應警惕安全性風險

  數字經濟一直是學界研究的課題,相比傳統經濟,數字經濟發生了深刻變化。

  商務部CECBC區塊鏈專委會副主任、數字經濟商學院院長吳桐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在發展數字經濟的同時應該注意到數字經濟的微觀基礎、運行邏輯相對傳統經濟都已發生深刻變化。

  吳桐認為,數字經濟是一條既有傳承又有創新的賽道,深刻變化主要變現為以下四點:一是供給和需求的界限日趨模糊。從傳統的經濟形態看,供給側和需求側相互分離。然而,到了數字經濟時代,區塊鏈、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數字化技術的成熟推動供給側和需求側逐漸走向融合;二是消費與投資的界限日益消失。以互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邊緣計算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使得交易中時間和空間的雙重巧合不復存在,交易速度能趕上甚至超越生產速度,而在生產端生產率大幅度提高,商品也越來越具有投資品的屬性;三是,數據成為推動經濟發展關鍵的生產要素。數據是未來企業和國家之間競爭的核心資產,是數字經濟時代的“新石油”;四是,數字基礎設施成為新的基礎設施。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生產要素,改變了基礎設施的形態,數字基礎設施成為新的生產要素。利用數字化技術對傳統的基礎設施進行數字化改造是未來公共治理領域的一大課題。

  數字經濟是融合性經濟,通過5G、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新技術,促進與實體經濟融合,從而推動數字產業化進程。IEEE國際軟件測試驗證大會會議主席、Netta Labs創始人楊子江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人工智能是數字經濟發展重要方向,將極大地提高生產效率,中國人工智能科研能力突出,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在未來數字經濟中將發揮出更加重要作用。

  數字經濟是全球信息化發展的新階段,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大方向,歐鏈科技首席科學家譚智勇對本報記者表示,作為數字經濟的著力點之一,區塊鏈技術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區塊鏈可以確保數據信息真實,以超大規模個體和企業協作的方式,利用共識機制實現體系內多方參與共建,另一方面,相較于互聯網上進行的信息傳遞,區塊鏈則是價值傳遞的載體,區塊鏈通過數字權益和智能合約來進行價值傳遞和業務重構,將促進信息互聯網向價值互聯網的轉變。“數字經濟發展道路是艱難的,需要技術不斷演進,應在符合社會發展規律下循序漸進式發展,注重前期積累實踐和經驗,有望迎來數字經濟階段性爆發式發展,”譚智勇進一步說道。

  數據安全問題一直是困擾著數字經濟發展的難題。“我國正全面進入數字社會,構建包容、可信賴、可持續的數字經濟社會。數字技術在帶來眾多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信息過載、數據安全等問題。”全國人大代表、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表示。

  馬化騰建議,要加快研究新興技術領域的法律規則問題。數據規則方面,應進一步完善數據治理的頂層設計,建立數據收集、利用與保護的基本規則秩序,防范并打擊數據濫用行為。

  對于數據安全問題,全國人大代表、蘇寧控股集團董事長張近東建議,要加快制定數據安全法律法規和配套標準,構建防護技術體系;加大財政資金對大數據領域關鍵技術自主研發的投入,同時也鼓勵市場力量積極參與,共同打造安全的信息消費環境。他還建議,在貿易全球化背景下,我國有必要成立跨境數據安全合作組織,引導跨境數據安全高效流通。

  然而,除了數據安全,數字經濟的發展也面臨著技術安全性隱患,需要重點關注軟件安全。楊子江認為,“隨著數字經濟將社會每個人都緊密聯系到一起,帶來繁榮的同時,新技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問題也逐漸突顯,給監管帶來了新的挑戰,因此我們不僅要關注數據安全,同時也要關注處理數據的軟件安全,不斷提高技術水平,防范化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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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深交所總經理王建軍形成了4份議案建議,其中2份議案、1份建議涉及修法和出臺新司法解釋,以此為注冊制改革穩步推進提供保障。

  3月6日晚間,王建軍在廣東代表團駐地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欺詐發行以及內幕交易、操縱市場、虛假陳述等本質都是詐騙,這些違法違規行為的危害程度相當于挖資本市場的根基,如果行政處罰、民事賠償、刑事處罰不足以威懾違法主體,將拖累注冊制改革。

  “因此,我建議建立責令違法主體向受損投資者返還違法所得的行政處罰制度,構建賠罰一體機制;將欺詐發行犯罪刑期增至無期,重罰參與合謀的中介機構;出臺新的司法解釋明確取消證券民事賠償訴訟的前置程序。”王建軍表示。

  構建賠罰一體機制

  直接返還受損投資者

  目前,注冊制改革事關資本市場大局,萬眾矚目,期在必成。通過注冊制改革,放寬前端準入,對搞活市場大有益處。王建軍指出,在放寬前端準入的同時,必須強化后端責任追究,特別是提升行政執法效率,加大行政處罰力度,否則將泥沙俱下,影響改革成效。

  近年來,對于一些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危害證券市場秩序,如欺詐發行、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違法行為,證監會持續加大處罰力度。據統計,自2016年至2018年,上述三類違法行為的年罰沒款總額分別達到29.87億元、60.73億元和62.96億元,呈逐年遞增趨勢。

  “賠償投資者被欺詐的損失,被騙財物物歸原主,天經地義,因為證券市場中欺詐發行、內幕交易和操縱市場等典型違法行為,雖然具體違規形式存在差異,但其共同本質都是通過欺詐方式損害投資者的利益,其違法所得通常直接來源于受害人損失的財產,這些財產本應返還給受害人。”王建軍表示,如果行政處罰將來源于受害人損失的財產上繳國庫,客觀上會導致受害人的財產被無辜剝奪。但由于違法行為中受損的投資者采取民事訴訟方式提起民事賠償請求時,行政處罰或刑事處罰往往已經執行完畢,違法所得(即投資者的損失)作為罰沒款已經上繳國庫,違法主體通常難以再對投資者進行民事賠償,客觀上導致投資者財產被無辜剝奪,有違公平正義原則。

  “就像警察抓了小偷,錢財要歸還于民。這是基本的公益要求,也是保護投資者最直接具體體現。”王建軍比喻說。

  “未來隨著注冊制的推行,行政處罰力度將持續加大,上述問題可能會進一步突出。因此,亟需建立落實民事賠償責任優先原則的配套機制,才能充分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為注冊制改革保駕護航。”王建軍指出。

  為此,王建軍建議建立責令違法主體向受損投資者返還違法所得的行政處罰制度,構建賠罰一體機制;繼續完善行政和解制度,促使相關責任主體主動賠付投資者;改革現有證券行政罰沒款繳納制度,建立行政罰沒款先賠后繳(國庫)機制;延長凍結、查封等證券行政強制措施的期限,確保行政罰沒款執行到位,夯實責令返還違法所得制度的基礎。對應地在修改《證券法》時增加或修改相關條款。

  加重欺詐發行刑罰力度

  最高可判無期徒刑

  欺詐發行是注冊制改革中需要重點防范的違法行為之一,但實踐中,我國現行《刑法》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犯罪類型歸類不夠準確、刑事處罰力度不足等問題日益凸顯。

  王建軍指出,我國1997年《刑法》第160條首次規定了“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該條文歷經二十余年不曾修改。與此同時,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迅速,證券欺詐發行類案件不斷增多。此類違法犯罪行為嚴重損害廣大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具有涉眾性強、涉及金額大、影響范圍廣、社會危害程度高、對國家金融管理制度破壞性強等特點。

  “欺詐發行股份或債券有特殊性,對社會危害深,必須重處,這是典型意義的詐騙社會公眾,社會后果比普通金融詐騙要嚴重。”王建軍指出。

  以此前A股兩家上市公司欺詐發行案為例,這兩家公司通過財務造假向社會公眾分別募集4.2億元和1.6億元,涉及數萬名中小投資者,社會危害極大,但作為董事長、總經理和財務負責人等主要責任人員僅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和緩刑。另一家欺詐發行股票案,該公司通過欺詐發行募資4.25億元,涉及近萬名中小投資者,但作為主要責任人員的公司董事長也僅被判處三年六個月。

  “顯然,當前我國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的社會危害和影響,已與我國刑法對相關犯罪主體的刑事處罰嚴重不相適應。”王建軍強調。

  王建軍指出,注冊制改革,是我國證券發行制度從核準制進一步邁向市場化和法治化的重大革新。實施注冊制改革,迫切要求盡快修訂《刑法》第160條。建議加重欺詐發行罪的刑罰力度,拓寬欺詐發行罪的適用范圍,使該罪的犯罪類型、刑罰設置與社會危害程度相匹配。通過提高犯罪成本,健全金融法制,來為注冊制改革保駕護航,矯正資本市場誠信缺失問題,以充分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解決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過低問題,有效維護國家金融管理制度的安全與穩定。

  王建軍建議,將欺詐發行納入“金融詐騙罪”這一犯罪類型,更符合欺詐發行犯罪行為的危害性質和“罪責刑相當”的原則,將罪名從“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改為“欺詐發行證券罪”。他說,應該提高該罪刑期,由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提升至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時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無期徒刑,切實發揮徒刑對于犯罪行為的強大威懾力。同時加大單位罰金額度,將對單位判處的罰金幅度提升至非法募集資金金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

  取消民事賠償訴訟前置程序

  保障投資者合法訴權

  除上述兩份議案以外,王建軍的另一份建議涉及完善投資者民事賠償訴訟權利。據王建軍介紹,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2月1日頒布施行的《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對投資者提起民事賠償訴訟設置了一定的前置條件,即需有關機關先對虛假陳述行為作出行政處罰或者刑事處罰,然后投資者才能依照生效的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決定提起民事賠償訴訟(以下簡稱“前置程序”),由于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違法行為的民事賠償訴訟司法解釋一直沒有出臺,《2003年司法解釋》設置的前置程序在司法實踐中也被直接適用于這些案件。前置程序的相關規定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有其合理的意義,但目前廢除前置程序的條件也基本成熟。

  “特別是在當前注冊制改革推進的關鍵時期,完善投資者賠償訴訟機制、加大對投資者違法行為的威懾,是保障和落實注冊制改革順利實施的重要措施,廢除前置程序的相關規定是大勢所趨。”王建軍指出,一方面,《2003年司法解釋》出臺至今已歷經十七年時間,我國資本市場不斷發展,上市公司家數已從2003年1287家增加到了3600余家,投資者人數、股票交易量等規模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違法違規案例也隨之增多,中小投資者的民事賠償需求亟待保障;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司法制度的不斷完善,各級人民法院也積累了豐富的證券民事賠償訴訟審判經驗,繼續適用前置程序已不合時宜,特別是隨著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記制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變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證券民事賠償前置程序不應成為立案登記制改革的“特例”。

  有鑒于此,王建軍建議盡快出臺新的司法解釋,取消對證券民事賠償訴訟的前置程序,使得虛假陳述、欺詐發行、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情況下,投資者提起民事賠償不再需要以行政處罰或刑事判決作為立案依據,同時進一步完善民事賠償訴訟的管轄和審理制度。

  “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依賴于對投資者合法權益全方位的保護,完善投資者民事賠償訴訟權利,對虛假陳述等違法違規行為形成威懾,是當前注冊制改革穩步推進的重要保障,是提振投資者信心、維護市場誠信建設的重要措施。”王建軍強調。

  全國人大代表、深交所總經理王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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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3月7日下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海南省代表團召開開放團組會議,《證券日報》記者從會議上了解到,中國(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實現良好開局,已初步形成“1+N”政策體系。

  在中央已明確的11個配套方案中,中國(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海南省機構改革實施方案、海南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方案、海南省建設國際旅游消費中心實施方案、支持海南省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有關財稅政策的實施方案等5個方案已印發實施,自由貿易港政策和制度體系也正加快研究。

  《證券日報》記者發現,在海南省代表團開放團組會議上,媒體記者們最關注的以及人大代表談到最多的,莫過于海南房地產市場調控問題。

  據了解,海南省已實施全域限購等史上最嚴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正式取消全省2/3市縣的GDP、固定資產投資等考核,確保各市縣不為單純追求GDP增速而盲目投資項目,有效防止炒房炒地和房價大起大落。

  可喜的是,海南省在房地產調控的大背景下,其稅收、財政收入、居民收入仍實現較快增長。全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4832.1億元,增長5.8%,剔除房地產業后增長7.6%。地方一般公共預算增長11.7%,城鄉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8.2%、8.4%。

  全國人大代表、海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許俊昨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海南省代變團會議上表示,海南正在大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房地產一“業”獨大的問題,調優結構,既要減少經濟對房地產業的依賴,更要大力培育發展新動能。但由于海南省經濟基礎比較薄弱,培育發展新動能,迫切需要國家給予指導和支持。

  昨日,全國人大代表、海南省委副書記沈曉明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海南省代變團會議上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海南省要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減少對房地產的依賴。海南省的經濟對房地產行業依賴很大,不論是投資和稅收,都要站到百分之五十左右,因此,不下大決心不容易做。事實上,多年來歷屆省委省政府對這項工作都十分重視。

  據沈曉明介紹,去年以來海南房地產市場調控力度更大,調控措施更加精細化,且調控效果也達到預期并好于預期。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房地產指標出現預期變化,市場基本穩定。2018年海南省房地產銷售同比下降37.5%,銷售額同比下降23.2%,銷售對象已經以港外居民為主,以港內居民和引進人才為主;第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經濟質量有所提升;第三,房地產調控倒逼經濟發展轉型,經濟結構有所優化;第四,房地產調控倒逼發展動能轉換,新動能加快培育和引進。

  “下一步,海南省會繼續保持定力,一手抓房地產調控,一手抓長效機制建立。”沈曉明介紹,接下來,海南省在房地產方面有以下幾個工作重點:一是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二是完善保障供應體系,重點抓租售并舉;三是制定政策,按照自貿區自貿港,四是加快建立長效機制。目的是維護房地產市場健康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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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今天是3月8日,國際勞動婦女節。正在火熱召開的全國兩會上,能頂半邊天的婦女代表委員們都在關心著什么,熱議著什么?記者發現,不論是政府官員、企業高管,還是白衣天使,最經常提到的詞都是科技、創新。也正因為擁有強大的科技“智慧樹”做后盾,我們的城市、企業才能脫胎換骨、與時俱進。

  提起貴州,以往的印象是交通閉塞、貧窮落后,如今依靠大數據發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貴州省代表團團組開放日活動上,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委副書記、省長諶貽琴對媒體表示,大數據已經成為世界認識貴州的一張靚麗名片,省會貴陽正在奮力打造“中國數谷”。貴州積極開展一批國家級試點、試驗、示范,國家公共信息資源開放試點省、全國互聯網+政務服務試點示范省、全國健康醫療大數據區域中心及互聯互通試點省、全國首個國家大數據技術標準創新基地、全國首個智慧廣電綜合試驗區等有力推進,貴州已經成為大數據創新型試點最多的省份之一,成為全國大數據創新創業“首選試驗田”。

  現在,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推動貴州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全省數字經濟增速連續3年排名全國第一、數字經濟吸納就業增速排名全國第一,電信業務收入增速連續23個月排名全國第一,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收入連續5年增速超過30%。同時,貴州還引進了一批世界級、標志性大數據產業,全球十大互聯網企業中,7戶與貴州有緊密合作關系,特別是華為、蘋果、阿里巴巴、騰訊等落戶貴州,形成了良好的集聚效應。

  面對中國制造業的變遷,在行業里打拼多年的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頗有感觸。董明珠說:“我來自制造行業,建設‘制造強國’是我們作為行業一份子需要思考的問題。過去我們的制造業多是靠模仿,靠引進外來技術,自主創新不多,這就是中國制造業最大的痛點。”過去六年來,格力電器在自主創新的道路上不斷探索前行,從幾百人到如今1.3萬人的研發團隊,從3個研究室到14個研究院,完全從過去的依賴模仿,到形成自己的創造性技術。

  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發布,為扎根大灣區的企業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全國政協委員、香江集團總裁翟美卿表示,2017年以來,香江集團,以“產業+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為引領,與微軟、南沙區政府三方聯合,共同打造獨角獸牧場,助力廣州IAB戰略和南沙人工智能創新發展,探索了一條“科技+金融+地產”的新路徑。同時,集團健康產業旗下的香江健康山谷以健康為主題,打造集旅游、醫療、文化為一體的復合功能的香江健康小鎮,致力于成為“中國健康旅游”第一站、粵港澳大灣區的(健康)后花園。

  被譽為“手機玻璃女王”的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委員(科技界)、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會常委、藍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群飛表示,衡量一個新的技術成果,最重要的一環是能否經過市場的檢驗,也就是消費者對這個產品的喜好程度、接受程度。剛看到5G折疊屏時,大家都很開心,但它能否成為受歡迎的產品,還要接受消費者的檢驗。

  解決看病難,也離不開科技的助力。全國人大代表、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院長張偉就介紹說,南大一附院建立了智慧醫院5G實驗室,希望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加強醫院管理,提高醫療水平。利用5G,更好地為患者服務,比如可以通過5G的速度把應急患者的已有資料傳到急診科,通過快速的傳輸給患者確定最佳方案,及時送患者到合適的地方急救,這樣醫院就可以做好準備接診,更加精準地救治應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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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8日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分別于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開幕。2019年兩會期間,作為人大代表的上市公司企業家們也紛紛發表聲音和責任感言。  

  格力電器(000651)董明珠

     

  董明珠建議:1.支持光伏直驅設備應用推廣,制定直流電補貼政策及計量標準; 2.營造公平公正市場環境,優先支持國產設備、原創技術的應用,財政投資項目應優先采購、使用光伏直驅技術及產品,支持新能源技術應用和發展。  

  三六零(601360)周鴻祎  

   

  周鴻祎在提案中建議,第一,將國家級網絡安全大腦列為國家重大工程專項。第二,運用新型舉國體制,加快推進國家級網絡安全大腦建設。三,加快國家級網絡安全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建設。

  廣汽集團(601238)曾慶洪  

   

  曾慶洪建議,1,減輕汽車消費稅負、解決居民“停車難”問題等。2,國家應加快智能路網建設,助力自動駕駛汽車量產應用。

    TCL集團(000100)李東生

   

    李東生認為過去幾年,證券市場表現和國內經濟表現呈現出很大的反差,這當中原因比較復雜,其中如何能夠完善整個證券市場的監管環境和監管制度尤為重要。  

  步長制藥(603858)趙超 

     

  趙超認為,目前還有很多因素影響中醫藥發展、中西醫并重。一是符合中醫藥特點的現代中醫藥管理與發展體制仍未建立,社會與各部門對中醫藥的歧視和偏見依然嚴重;二是西醫藥方法評價中藥也亟待有國家標準規范;三是中成藥不良反應被過度放大;四是醫療合理用藥與醫保控費管理矛頭處處都在重點指向中藥。  

  東阿阿膠(000423)秦玉峰

   

  秦玉峰提出了把養驢業融入環京津和“三區三州”產業扶貧;將養驢業發展納入“畜禽養殖標準化示范創建”范圍;建設國家和省級毛驢核心良種繁殖場;把養驢業列入“糧改飼”試點;實施“糧食+秸稈”機械化一體化收貯試驗示范的六個建議。

  科大訊飛(002230)劉慶峰  

   

  劉慶峰提出,加快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源頭技術創新、加強人工智能人才培養,是推動國家人工智能戰略落地最關鍵的三大舉措。  

   華工科技(000988)馬新強  

    

  馬新強建議,第一繼續推動個稅改革,比如為就職于制造業的高收入技術、管理人才增設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提升專業人才的價值獲得感,并吸引更多高級人才投身制造業。第二允許核心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共同出資設立合伙企業,通過合伙企業持有創新型科技企業的一部分股權。  

  新希望(000876)劉永好 

     

  今年全國兩會,劉永好帶來了兩份與民營企業有關的提案。一份是《關于試點放開原材料進口資質 促進民營加工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建議》;一份是《關于優化增值稅、釋放稅制紅利 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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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7日

  3月7日上午,財政部部長劉昆就“財稅改革和財政工作”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表示,目前社會保險基金的運行情況總體良好,能夠確保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2018年7月1日起建立了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中央調劑制度,有22個省份從中受益,受益金額為600多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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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7日
3月7日上午,財政部部長劉昆就“財稅改革和財政工作”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表示,確實有個別地方政府仍然存在在法定限額外,通過融資平臺公司違法違規或變相舉借債務,已經采取嚴格的措施,不允許發生新的隱性債務,同時穩妥化解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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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7日

  劃重點:

  今年首次分中央和地方列報社會保險基金預算

  今年減稅的實際減負數額會高于2萬億元

  除了適當提高赤字率,中央財政還會增加特定國有金融機構和央企上繳利潤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定于3月7日(星期四)9時在梅地亞中心新聞發布廳舉行記者會,邀請財政部部長劉昆,副部長程麗華、劉偉就“財稅改革和財政工作”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一、減稅降費

  劉昆:今年實際減稅的實際減負數額會高于2萬億元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今年全年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財政部門將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精心組織,不折不扣地落實。

  由于所公布的預計數是年化的預計數,這與當年實際減稅降費數額不一定完全一致。由于2018年減稅措施的翹尾影響會高于2019年減稅措施的翹尾影響,按照測算,2019年減稅的實際減負數額會高于公布的年化的全年預算數。

  今年減稅降費數額近2萬億元,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一年減稅額有這么高。去年的減稅額在國際上已經很少見,今年減稅額會更大。今年財政收支平衡壓力比較突出,收支平衡非常困難。收支平衡問題兩方面著手,要當鐵公雞,不該花的錢一毛不拔;要打好鐵算盤,該花的錢要花在刀刃上。

  劉昆: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可降至16%

  明顯降低企業社保繳費負擔,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各地可降到16%;繼續執行階段性降低失業和工傷保險費率政策,對勞動密集型企業提高穩崗和社保補貼力度;加快推進養老保險省級統籌改革,繼續提高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比例,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使社保基金可持續,企業與職工同受益。

  二、財政預算

  劉昆:今年首次分中央和地方列報社會保險基金預算

  今年首次分中央和地方列報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執行情況,加上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四本預算全部實現分中央、地方和全國三個層面報告。

  其中:2019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9.3萬億元,增長5%,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3.5萬億元,增長6.5%;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7.8萬億元,增長3.4%,全國政府性基金支出約10萬億元,增長23.9%;全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3366億元,增長16.1%,全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2401億元,增長11.2%;全國社會保險基金收入近8萬億元,增長9.7%,全國社會保險基金支出7.4萬億元,增長15%。

  劉昆:堅持政府過緊日子 中央財政一般性支出壓減5%

  要堅持政府過緊日子,大力壓減一般性支出,嚴控“三公”經費預算,取消低效無效支出。中央財政帶頭嚴格管理部門支出,一般性支出要壓減5%以上,“三公”經費再壓減3%左右,長期沉淀的資金一律收回。

  地方財政要比照中央的做法,從嚴控制行政事業單位開支。把省下的錢重點用于保障民生支出,不斷提升老百姓(603883)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赤字率

  劉昆談今年財政赤字率定為2.8%:為宏觀調控留空間

  我們通過認真研究、平衡,最后今年全國財政赤字擬安排2.76萬億元,赤字率預計是2.8%,也就是剛才您所說的提高了0.2個百分點。首先,為什么要適當提高。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是黨中央、國務院綜合考慮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財政可持續發展因素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一方面,強化逆周期調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另一方面,也與更大規模減稅降費、有效降低企業負擔、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相適應。

  劉昆:2019年會增加特定金融國企利潤上繳

  您剛才的問題里也提到了0.2這個數字,我覺得您的意思是認為這是偏小的一個數字。我想說一下,中國的財政依托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其他國家有不同的地方。我們今年的赤字安排為什么這樣考慮?因為除了適當提高赤字率,中央財政還增加了特定國有金融機構和央企上繳利潤,地方財政也將多渠道盤活各類資金和資產。這方面也籌措了一部分資金,可以讓我們不用過高地提高赤字率。所以,今年的赤字安排是積極的,也是穩妥的。

  四、地方債

  劉昆:不允許發生新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 穩妥化解存量債務

  確實有一些個別地方的地方政府仍然存在法定限額外通過融資平臺公司違法違規或變相舉債,也就是所謂的政府隱性債務。在這方面財政部已采取嚴格措施,不允許發生新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同時要求穩妥化解存量債務。

  劉昆:我國政府債務負債率37% 低于歐盟警戒線

  到去年末,中國的地方政府債務余額是18.39萬億元,全國政府債務余額是33.35萬億元,政府債務負債率37%,遠低于歐盟的60%警戒線,也低于主要市場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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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7日

  ⊙記者 時娜 ○編輯 馬婧妤 

  萬眾期待的科創板“列車”即將啟程。全國兩會期間,代表委員紛紛就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建言獻策。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交易所集團行政總裁李小加昨日接受上海證券報獨家專訪時表示,今年向大會提交的兩份提案主要圍繞科創板改革的兩大核心目標展開:上市實行注冊制,發行實現市場化。

  李小加告訴記者,他的提案主要包括兩方面:第一,建議允許國際投資者通過滬港通參與科創板發行,使科創板更加市場化和國際化;第二,建議著手制定一個適應不同類型企業發行上市的、客觀清晰的“時刻表”,在A股市場逐步落實注冊制。

  李小加認為,在滬港通現有制度下,允許國際投資者通過滬港通參與科創板發行完全可行,只需將科創板股票納入滬股通標的范疇,同時開通大宗交易機制即可。目前來看,實現這一建議不存在較大制度障礙。

  “更多國際投資者參與將有助于豐富科創板的投資者構成和流動性,也有助于提升科創板的市場化與國際化水平。如果內地投資者參與熱情過高而推高股價,更為成熟的國際投資者不會貿然參與,可形成與之相對的冷卻效應;反之,若發行定價過低,國際價值投資者會積極申購,也有助于構筑信心。”他說。

  在李小加看來,企業赴資本市場融資可以拆分為兩個步驟,即存量股份掛牌和公開發行新股。他認為發行制度改革的目標,是要實現存量股份掛牌實行注冊制、公開發行新股實現市場化。

  李小加表示,企業存量股份掛牌時,監管者應不對盈利前景等進行實質審核,所有達到掛牌標準的企業均可掛牌,掛牌后必須滿足合規及持續信息披露要求,否則就推遲公開發行的時間,甚至取消掛牌資格。若出現造假,則應給予高額嚴懲。

  李小加將企業比作“列車”,將不同發行上市標準的市場比作“站臺”,將企業掛牌至公開發行的過程比作“候車”,并基于此表示,可以依據企業風險類型不同,對資本市場進行分層,設定不同的、客觀清晰透明的公開發行標準,不同市場就是不同的“站臺”。 

  他認為,企業走不同的“站臺”出站需要滿足不同的等候時間,例如高鐵的等候期是6個月,特快車是12個月,直快可以是2年,慢車3年等。企業可以挑選不同的“站臺”進行等候,等候期內企業需要滿足持續信息披露及相關合規要求,若違反要求或企業改變主意,則自動延長等候時間,或取消發車資格。

  等候期一到,企業即可決定隨時“出站”(公開發行),公開發行也采取市場化的方式,由市場決定估值,也不限制時間窗口。出于防范風險考慮,也可在改革初期對不同“站臺”設定不同的投資者適當性門檻。

  李小加還提到,為滿足不同類型公司的多元化需求,可以為實現存量股份掛牌的公司給予交易及定向融資安排,同時對不同企業作出不同的融資和交易制度安排。

  他認為,如此操作,企業和投資者都可以對新股發行的窗口建立明確預期,大大減少突擊造假的動力,減少新股扎堆搶購行為,交易所也可專注監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證監會則可集中精力打擊證券市場的違規違法行為。“長期堅持下去,市場各方就會逐步盡職歸位,投資者也會形成買者自負的理性投資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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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7日

  本報記者 辛繼召 深圳報道

  存款保險成為了央行系統官員、人大代表最為關注的議題之一。

  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包括央行金融穩定局局長王景武、央行廣州分行行長白鶴祥、央行昆明中心支行黨委書記楊小平等代表的議案,建議修改現行的《存款保險條例》,制定《存款保險法》。

  處置觸發

  此前2015年5月,《存款保險條例》正式施行。

  對于存款保險制度的修訂,三位全國人大代表的議案均重視風險的早期識別、糾正和處置。

  王景武建議,早期糾正措施方面,增加“限制分配紅利或實施激勵、限制股權投資或回購資本工具、限制資本性支出、停辦高風險資產業務、限制增設新機構或開辦新業務”等措施,避免問題投保機構股東“吃完股本”通過分配紅利或者實施激勵“吃存款”,在早期糾正期間及時進行瘦身自救,回歸主營業務,限制杠桿業務擴張。

  對于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接管處置,王景武建議設立觸發指標和具體定量標準,明確“非糾正即接管”。即當投保機構資本充足率低于2%或者存在其他引發嚴重信用風險的情形時,立即觸發處置程序。

  具體來看,對于符合觸發情形的投保機構,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中國人民銀行、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應當要求其在90天內限期實施自救,規定具體期限的目的是避免出現拖延處置的傾向,使得問題投保機構遲遲無法進入處置程序。同時參照美國《聯邦存款保險法》的規定,明確無論是監管部門還是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采取早期糾正措施,一旦限期自救不成功的,都應當及時啟動接管程序,由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接管處置,從而避免錯過最佳處置時機。

  白鶴祥建議,強化對風險的早期糾正職能,通過賦予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更為完善的金融監管信息獲取權、核查權和處置權,使其能夠盡早地識別出問題金融機構及其風險點,盡快制定并啟動干預措施和程序,降低金融機構最終倒閉的可能性和風險處置成本。

  另外,白鶴祥建議,明確風險處置中各部門責任劃分,通過明確由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擔任問題金融機構接管和清算組織,明確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作為我國金融機構風險處置當局的法律地位。

  楊小平建議,賦予存款保險機構充分的信息獲取權、對銀行進行風險監測,確保其全面并持續獲得反映銀行安全穩健經營的內控和監管信息,在早期對銀行采取風險控制和糾正措施。

  存款保險處置

  若采取風險處置措施,王景武建議增加存款保險實施經營中救助的處置方式,明確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可以使用基金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SIFIs)實施注資,進一步豐富存款保險處置系統性風險的方式。其原因在于,目前《存款保險條例》規定存款保險基金可以用于實施收購承接,但是對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資產、負債、業務的收購承接,涉及大規模金融合同、業務和資質的轉移接續,處置操作難度較大。從國際實踐看,經營中救助作為一種重要處置方式,有利于提高SIFIs可處置性。

  對于存款保險基金的具體作用,王景武建議,明確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既可以促成其他合格投保機構實施收購承接,也可以設立過橋金融機構、資產管理實體、特殊目的載體(SPV)等處置工具直接實施收購承接。從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第三輪有效處置機制同行評估結果看,通過明確上述風險處置措施和工具,我國金融機構有序處置機制將更加符合《金融機構有效處置機制核心要素》的相關規定。

  楊小平建議,明確如果采取風險處置措施后,問題銀行仍無救活的可能,則應進入司法破產清算,存款保險機構作為法定破產管理人。存款保險機構依法履行償付存款的義務后,可以作為債權人參與銀行破產程序,分配破產財產,并就個人債權償付部分優先受償,最小化存款保險基金的損失。

  存款保險處置中的例外情況,王建武建議,使用存款保險基金處置系統性風險應當考慮整體風險和損失最小化,可以遵循系統性風險處置例外條款的規定,即基金使用成本可以超過存款償付的成本。但這種方式只能用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風險處置,以防止存款保險基金被濫用的道德風險。

  王景武建議,根據《關于完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的指導意見》的有關規定,建議明確我國存款保險基金可以用于促成投保機構重組和處置系統性風險,并增加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TLAC資本計提豁免條款,當我國G-SIBs符合可處置性評估相關要求時,就可以按照TLAC的相關標準,豁免相應資本計提要求。(編輯:李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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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7日

  3月6日上午,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副主任寧吉喆、連維良共同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首場記者會,圍繞“大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一主題,就宏觀經濟形勢、吸引外資、基礎設施投資等問題,回答了與會記者提問。

  消費結構是升級的

  “我們相信,中國經濟一定會繼續保持穩中有進的態勢,實現今年預定的目標。”何立峰表示,在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對當前我國經濟形勢做了深刻的分析,并且明確提出了今年工作目標、思路和舉措。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又全面總結了去年的經濟工作,分析了當前經濟形勢和今年要采取的十大舉措。“我的理解,對于形勢的看法就是總體平穩、穩中有變、變中有憂,但是總體趨勢還是穩中有進的。”

  何立峰表示,2018年穩的方面,1.4萬億美元的GDP增量、1361萬人的新增就業、1386萬人的脫貧,這三個數字也只有在中國能夠實現。另外還有匯率穩、外匯儲備穩、物價穩等等。

  何立峰表示,進的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新的更大進展,特別是鋼鐵去產能、煤炭去產能又取得新的進步,提前兩年完成了“十三五”去產能的目標任務,并且由此帶動了其他相關產業提質增效,對結構調整起到了很大帶動作用。同時,營商環境在原有基礎上得到了更大進步和改善。

  去年以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出現了持續放緩,社會上對于這種現象提到了消費疲軟以及消費降級。對此,寧吉喆表示,我國消費持續擴大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消費轉型升級并帶動產業轉型升級、投資轉型升級,乃至整個經濟轉型升級是大勢所趨,長期看好。

  “雖然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9%的速度,確實略有放緩,但也不算低。同時,服務消費支出占到50%,消費結構是升級的。” 寧吉喆說。

  寧吉喆表示,今年要從四個方面來促進消費的平穩增長:一是要落實促進消費的政策。今年1月份發布《關于進一步優化供給推動消費平穩增長 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施方案》,在促進汽車消費等方面出臺了一些政策措施,《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要持續推動貫徹落實。

  二是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多措并舉促進城鄉居民增收,補齊公共服務短板促增收,今年財政基本民生投入只增不減,還要推動實施技能人才、新型職業農民、科研人員等重點群體增收激勵計劃,研究制定居民增收三年行動方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三是擴大重點領域消費。要促進實物消費升級,推動老舊汽車報廢更新,繼續執行新能源汽車購置政策,加快開展“5G”商用部署,鼓勵支持綠色家電消費。

  四是改善市場消費環境。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強化消費領域企業和個人信用體系建設,加強重要商品質量追溯體系建設,加大對銷售假冒偽劣產品行為打擊力度,建立健全旅游等領域服務和收費的標準,推動便捷支付方式推廣升級,促進線上線下消費融合發展,讓群眾能夠放心消費、便利消費。

  投資不會搞“大水漫灌”

  談及基礎設施投資,何立峰表示,各級政府的投資,要嚴格防止形成新的債務,嚴格防止“半拉子”工程。政府投資重點還是精準地用于在建工程,新開工的工程要服從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也是屬于精準投資。不必要也沒有可能去搞“大水漫灌”,要突出精準投資,并且實現產業政策的精準調控,拉動和撬動社會資本,主要是民間資本在國民經濟當中的投資。

  關于民間投資,何立峰介紹,發改委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一是要降低準入門檻,擴大準入空間。二是幫助民間投資解決客觀存在的一些問題,來促進它能夠平穩健康的發展,共同推動我們國家固定資產投資和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

  今年還將采取哪些吸引外資的措施?寧吉喆表示,目前已啟動了再次修訂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工作,在去年已較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的基礎上,今年將進一步縮減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繼續在自貿試驗區進行擴大開放的先行先試。今年還將發布新的《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的范圍,充分發揮外資在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新興產業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

  在談到外資準入前后都實行國民待遇時,寧吉喆表示,我國正全面清理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之外領域的對外資單獨設置的準入限制,確保市場準入內外資標準一致;同時,推進在政府采購、標準制定、產業政策、科技政策、資質許可、注冊登記、上市融資等方面給予外資企業公平待遇。

  此外,連維良表示,加大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發改委將新推出第四批100家以上新的混改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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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7日

  本報訊6日下午,上海代表團在人民大會堂上海廳舉行全體會議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對中外媒體開放。10位代表發言后,會議進入記者問答環節。

  增設上海自貿試驗區新片區、在上交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實施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是習近平總書記交給上海的三項新的重大任務,已經寫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進展如何,各方關切持續升溫,現場媒體首個提問便直指這三件大事。

  人民日報:去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出席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并考察上海時,交給上海三項新的重大任務,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能否請您介紹一下上海落實這三件事的情況?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去年1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宣布了這三件大事:一是增設上海自貿試驗區新片區,二是在上交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三是將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兩天后,總書記在聽取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匯報后,又對這三件事作了進一步詳細闡述,提出了更明確的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這三項新的重大任務后,我們迅速與國家有關部門溝通對接,全力以赴、緊鑼密鼓,積極研究謀劃、加快推進落實。現在,這三件大事都在扎實推進的過程中。

  增設自貿試驗區新片區,商務部與上海市已經研究形成了一個總體方案,目前正在作進一步完善,下一步將按程序征求意見并報審。科創板相關制度規則已正式發布實施,上海全力支持、配合證監會和上交所做好相關工作。實施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國家發改委正牽頭編制規劃綱要,目前正在征求國家有關部委和三省一市意見。與此同時,上海正會同蘇浙兩省抓緊研究制定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建設方案。

  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屆進博會開幕式這樣的場合,向全世界鄭重宣布這三項新的重大任務,其意義非同尋常,遠不止是一般所講的“三大利好”。

  首先,這既是重大宣示,也是重大布局。向全世界再次亮明了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改革的步伐不會停止的鮮明態度和堅定決心,對推動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作出了重大戰略布局。

  增設自貿試驗區新片區,不是簡單的區域擴大,更重要的是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通過制度創新和功能重構,打造更具國際市場影響力和競爭力的特殊經濟功能區,使其成為我國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載體。

  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是資本市場的重大制度創新,可以推動資本市場與創新資源更有效的對接,打通上海科創中心建設與金融中心建設聯動的橋梁,進一步提升資本市場服務科創企業、實體經濟的能力。

  實施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是對我國改革開放空間布局的進一步完善。在滬蘇浙三省市交界區域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就是要打造進一步擴大對內開放的載體,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明確的全面深化改革舉措,可以在地方試點的,進行集中落實、率先突破、系統集成,努力打造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新標桿、一體化體制機制的試驗田、引領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新引擎。

  其次,這既是上海自身發展的重大機遇,更是上海更好服務全國的重大平臺。上海對外開放,浦東新區特別是自貿試驗區是重要載體;對內開放,特別是面向長三角和長江流域,一直缺少一個核心承載區。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建設,補上了這個“缺”。它與自貿試驗區新片區一道,將有力帶動上海一東一西“兩翼齊飛”的發展格局,更好發揮對外、對內開放“兩個扇面”的樞紐作用,做強上海更好為全國服務的大平臺。

  中央把這么重要的國家戰略任務交給上海,我們一定要抓好落實、答好卷。中央繪好“大寫意”,我們接下來要畫好“工筆畫”,一件一件抓落實、抓推進。希望媒體的朋友對這三件大事繼續給予關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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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7日

  每經記者 張懷水    每經編輯 陳 旭    

  每當到了節假日,高速公路路網上的省界收費站前,往往都會排成好幾條“車龍”,在堵車的同時更讓歸心似箭的人們堵心。不過,這種現象有望成為歷史。

  3月5日,2019年全國兩會第二場“部長通道”在人民大會堂開啟。

  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接受采訪時表示,國家的高速公路是分段建設、逐步成網的,而且實行的是以省份為單位的建設體制和管理體制,所以各個省份依法設立了一些省界收費站。“省界收費站現在看來在運行效率、運行體驗方面確實帶來了一系列影響。我們在做好準備工作的基礎上,在去年進行了試點,取消了15個省界收費站。從試點結果來看,效果良好。”

  推動降低過路過橋費用

  李小鵬表示,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兩年內基本取消全國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交通運輸部一定認真抓好貫徹落實。“2020年,我們將落實要求,基本實現取消省界收費站的目標。下一步,我們將做好各項準備工作,技術上的、管理上的、法律法規上的,完成好這個目標。”

  去年5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將推動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以解決省界高速公路收費站容易出現的堵車現象,從而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交通運輸部辦公廳隨即下發《關于開展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試點工作的通知》。

  2018年5月24日,交通運輸部新聞發言人吳春耕表示,推動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的工作,主要是利用高速公路電子不停車收費(ETC)等新的信息技術,替代人工收費的方式,進一步提高車輛通行效率,達到降低物流成本的目的。

  公安部信息顯示,截至2017年底,我國機動車保有量達3.1億輛,其中汽車2.17億輛;機動車駕駛人達3.85億人,其中汽車駕駛人3.42億人。與此同時,公開數據顯示,我國高速公路通車里程超過13.1萬公里,位居世界第一。高速公路主線收費站約700個,這意味著,每駕駛一個半小時就會途經一個主收費站。收費站成為高速擁堵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于取消省界收費站同樣給出了具體要求。報告指出,以改革推動降低涉企收費,深化收費公路制度改革。推動降低過路過橋費用,兩年內基本取消全國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實現不停車快捷收費,減少擁堵、便利群眾。

  京津冀等地區年內達成目標

  李小鵬表示,去年年底,取消了江蘇和山東以及四川和重慶之間的15個省界收費站。從試點結果來看,效果良好。

  “下一步,我們要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要求,2019年抓重點區域和重點省份,比如說要取消京津冀、長三角地區以及東北、西南地區重點省份的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李小鵬說。

  來自河北省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志新曾做過調查,僅以河北省為例,河北省地處京津周圍,其省界收費站有十幾處,特別是張家口與北京、唐山與天津等幾個交界處的收費站經常堵車,有時堵車多達數小時,嚴重影響了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

  吳春耕曾表示,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不等于直接取消收費,這是兩個概念。目前,山東、河南和廣東等省份試點開通了微信、支付寶、銀聯“云閃付”等手機支付服務。交通運輸部將指導各地進一步提升和完善ETC服務,同時積極探索高速公路收費與‘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模式和路徑,不斷提升公路服務水平和車輛運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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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7日

  民以食為天。去年,我國在穩定糧食產量、改善農村人居環境、提升農民生活質量方面將交出一份怎樣的成績單呢?

  3月5日,2019年全國兩會第二場“部長通道”開啟,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就去年我國糧食產量有所下降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去年我國糧食產量有所下降,但降得不多,減少了74億斤,相對于糧食總產量,比例大概占0.6%,而且主要是我們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動調減的結果。

  “比如我們對‘鐮刀彎’地區的玉米就做了減法,因為它不是優勢區,增加了大豆、馬鈴薯還有優質飼草料的生產,實際上我們的有效供給是增加的,我們國家糧食已經連續四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的水平,沒有出現大起大落。”韓長賦說。

  糧食生產做到“三個穩”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近14億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要穩定糧食產量,新增高標準農田8000萬畝以上。加快農業科技改革創新,大力發展現代種業,實施地理標志農產品保護工程,推進農業全程機械化。培育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加強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

  韓長賦表示,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要穩定糧食產量,就是要防止出現經濟下行和物價上漲“雙碰頭”,今年糧食生產要做到“三個穩”:穩定產量,穩產量就要穩面積,就要穩政策,這是一個總體的考慮。“春耕馬上要開始了,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個明確信息,中央支持糧食生產的政策會始終一貫,今年還要對玉米和大豆的生產者給予生產者補貼,水稻最低收購價保持穩定。我們相信經過努力今年會有一個好收成。”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發現,去年,農業農村部與財政部聯合發布了2018年財政重點強農惠農政策,指出將在遼寧、吉林、黑龍江和內蒙古等地實施玉米及大豆生產者補貼,大豆補貼標準要高于玉米。鼓勵各省(區)將補貼資金向優勢產區集中。

  此外,根據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消息,全省2018年大豆生產者補貼為每畝320元,同比增加近一倍。經過前期補貼面積核實及成本收益測算等工作,黑龍江省2018年玉米和大豆生產者補貼資金發放工作已經正式啟動。其中,大豆生產者補貼標準為合法種植面積每畝320元,比去年每畝增加約146元。

  而根據遼寧省財政廳2018年10月份發布的消息,丹東市緊鑼密鼓開展2018年玉米和大豆生產者補貼發放工作。經統計,2018年玉米生產者補貼面積為150.1萬畝,大豆生產者補貼面積為9.5萬畝,涉及補貼農戶30.5萬戶,需補貼資金14773萬元。補貼資金將于10月底前全部發放到農戶。

  今年欲實現一千萬農戶改廁

  韓長賦指出,現在農村人居環境確實是城鄉差距大的一個典型表現,“垃圾靠風刮、污水靠蒸發”。這種情況在不少農村還存在著,臟亂差影響著農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首先是‘廁所革命’。小廁所是大民生,如廁難不僅是農民的煩心事,也是我們很多城里人不愿意到農村去的一個重要原因。”

  韓長賦強調,“廁所革命”是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重點。今年要推動全國三萬個村莊,大體上是一千萬的農戶實現改廁,中央財政計劃安排70億元支持這項工作。還有兩項是農村垃圾和污水問題,這個也要開展專項治理行動,要建立垃圾收運和污水治理體系。

  “為什么叫‘廁所革命’?就是要改變中國農村幾千年的生活狀況和習慣,所以要一年接著一年干,要由點到面地推,要讓‘盆景’變成‘風景’。我們相信,經過共同的、長期的努力,農民能過上和城里人一樣的日子。”韓長賦說。

  不僅在農村,記者注意到,全國多個城市也結合實際情況對廁所進行了改造。天津政務網發布的《市城市管理委關于印發2019年深入推進“廁所革命”工作方案的通知》稱,天津全市2019年建成區內新建提升改造公廁200座以上,并且強化公廁管理,推進公廁智能化管理,全面提升公廁服務品質。天津將全面推動二類以上公廁配置取紙設備、洗手液服務項目,試點推行增設WiFi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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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7日

  促消費的一系列政策在2019年待將落實。

  3月6日上午10時,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邀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副主任寧吉喆、副主任連維良就“大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何立峰表示,中國是擁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市場主體據不完全統計達1.1億戶,其中有企業3470多萬戶,這就說明中國有龐大的生產資料消費市場,也有非常龐大的生活資料消費市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消費能力、消費意識在不斷增強。

  何立峰透露,發改委還在組織研究鼓勵舊汽車舊家電回收、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的行動方案。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相關政策措施出臺之后,將抓緊組織實施。

  寧吉喆在記者會上,首先肯定了消費持續擴大的基本面,服務消費支出已占到50%。消費轉型升級并帶動投資轉型升級,乃至經濟轉型升級是大勢所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提出一系列的政策要求,都要持續推動,貫徹落實。其中涉及汽車、托育、養老等。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相關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處獲悉部分促進消費的相關建議,其中包括農村電商、幼兒托育等。致公黨中央就建議,建立與幼兒托育體系相匹配的財政支持制度,從財政預算中定額、定向撥付支持相關硬件投入、財政補貼、教職員培訓等內容,制定統一的托育機構設置標準和運營管理標準。

  四大方面穩消費

  如何促進消費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依舊是熱門話題。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推動消費穩定增長。多措并舉促進城鄉居民增收,增強消費能力。其中包括養老、托育、網絡資費、汽車消費迎利好,具體舉措包括要大力發展養老特別是社區養老服務業,加快發展多種形式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支持社會力量興辦托育服務機構,穩定汽車消費,健全農村流通網絡等。

  3月6日,寧吉喆在回應2018年的消費增速放緩問題時表示,目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確實略有放緩,因為服務消費的零售還未計算其中。居民實物支出占整體消費支出比重下降,實際上是反映了消費結構的升級。

  對于未來將如何促進消費升級,寧吉喆提到四方面的舉措,首先落實促進消費的政策。包括今年1月份國家發改委聯合十個部門印發了《進一步優化供給推動消費平穩增長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施方案》,在促進汽車消費、家電消費、綠色消費、信息消費、養老服務、體育賽事等方面出臺了一些政策措施。

  其次要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多措并舉促進城鄉居民增收。寧吉喆透露,要推動實施技能人才、新型職業農民、科研人員等重點群體增收激勵計劃,研究制定居民增收三年行動方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進居民增收。另外就是簡政、減稅、降費促增收。

  寧吉喆還提到針對擴大重點領域消費的措施,包括推動老舊汽車報廢更新,繼續執行新能源汽車購置政策,加快開展5G商用部署,鼓勵支持綠色家電消費。促進服務消費擴大,包括發展壯大旅游產業、擴大文化電影娛樂消費的好勢頭,拓展體育健身、健康消費的新空間。出臺實施扶持養老照顧服務、嬰幼兒照顧服務的政策措施,促進農村消費普及提高,健全農村流通網絡,支持電商、快遞和優質產品上架。最后寧吉喆還表示要改善市場消費環境。多渠道增加優質產品和服務的供給。

  “一老一小”和下沉市場的消費

  在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建議中,涉及的養老、育兒和農村消費的內容較多,相關的服務供給和質量都是代表委員們關心的議題。

  連維良表示,“一老一小”問題是最大的民生,每個家庭都面臨這樣的現實問題。黨中央、國務院對城市養老院“一床難求”、托幼托育能力不足等問題高度重視,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到到了許多非常具體的措施,加快解決養老育幼這個領域總量不足、質量不優、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他指出,首先增加養老育幼服務能力。政府將加大中央預算內投資,進一步放寬社會資本準入,今后三到五年,將使普惠性養老床位增加100萬張以上。實現幼兒園學位能力全覆蓋,其中普惠性幼兒園占比達到80%以上。大力發展嬰幼兒照護服務,加快支持建設一批示范性托育服務機構。

  連維良還提到,要著力提升養老育幼服務質量,通過規范服務標準來提高質量;其次不斷優化養老育幼服務供給結構,要促進護理型養老床位達到50%以上,示范性幼兒園和托育機構的比例大幅度提升,大力發展各類像日間照料、康復護理、助行助餐等多元化社區服務。

  武漢某投資機構總監金兵比較關心托育的政策。3月6日晚上他從武漢到北京看項目,其中包括托育相關項目。據介紹,他對托育市場做過一些盡調,以武漢為例,頭部的托育機構月價格1.2萬元,普通家庭覺得太貴;對于普通托兒所,大家又反饋不放心把0到3歲的孩子交給他們。金兵認為實際的市場需求還是有的,他還在觀望中。

  致公黨中央的一份集體提案《關于加強0-3歲幼兒托育服務供給的提案》提到,在二孩政策全面實施、二孩生育率不斷提升的背景下,出生人口依舊呈現下降,他們認為既有育齡婦女人數減少的客觀現實,也與當前托育服務短缺(尤其是0-3歲)有必然聯系。托育服務缺失直接推高養育成本,使眾多家庭的生育意愿走不到生育行為。

  為此,建議把加強嬰幼兒托育服務供給作為兌現人口政策制度設想的重要支撐,明確頂層設計理念,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明確政府引導、多元主體參與的體系業態,制定出臺托育服務管理規章,重視行業營運全過程監管。

  除了“一老一小”的消費供給,另一個消費的熱門話題就是下沉市場的農村消費。全國人大代表、蘇寧控股集團董事長張近東把注意力放在了農村消費。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蘇寧方面獲悉的議案顯示,張近東建議增加下鄉產品的多樣性,讓更多優質產品下沉至農村市場,并充分利用互聯網工具,優化消費補貼發放方式。同時,他還建議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營造農村品質消費良性環境。

  張近東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與城市相比,農村消費信息相對滯后,農民對商品尤其是網購類商品的質量缺乏判斷和辨別,同時部分平臺缺乏自律,導致大量假冒偽劣產品泛濫,“低價又低質”現象時有發生。

  相對張近東提及的農村電商下行市場,民建中央在今年全國兩會的一份提案強調上行市場,即今年1號文提到的“實施‘互聯網+’農產品出村進城工程”。只有農產品有更好的上行流動渠道,賣出好價格,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才能真正刺激到農村消費市場。

  民建中央建議稱,目前農產品電商總體規模仍然較小。農村地區網絡購物規模遠大于網絡銷售規模,部分地區工業品下行與農產品上行的比例高達10:1,農產品上行依然困難重重。他們經深入調研在農產品標準化、可電商化、規模化、品牌化以及對農村電商的金融服務和電商服務體系等六個方面提了建議。

  某電商巨頭派駐西南的一位農村電商業務人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目前很多縣都有電商的特產館,縣里面多有專門的電商公司做農產品上行,這個館的運營商是政府通過招標的方式指定,縣級政府對運營商也有一定的補貼,目前政府在扶持鄉村電商方面有力度,政策也有望更精細,不然那么多補貼容易成為部分公司騙補貼以及政府尋租的新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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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7日

  “防范風險是金融業永恒的主題,必須高度重視,把工作做好,一刻也不能疏忽。”人民銀行黨委書記、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3月6日下午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代表團駐地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至于金融防風險的重點清查方向,郭樹清說,此前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到的不良資產風險、流動性風險、影子銀行風險、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以及其他相關風險,這些風險還都在。有的有所緩和,有的有所調整,但總體上需要高度重視。

  他強調,金融業開放和發展要以保證金融安全、金融穩定為前提。金融管理部門最大的責任在于保持金融穩定,在穩定的前提下才能開放、才能發展。

  去年金融業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快。郭樹清認為,之所以可以擴大對外資金融機構的開放,步伐可以邁得更大更快,就是因為我國市場已經積累了多年經驗,現在具備了相應條件。他歡迎外資機構更多地進入中國市場,而且他堅信風險完全能把握、能控制,“現在外資的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機構進入中國市場,將能發揮十分積極的作用,而不是帶來更大風險。”

  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郭樹清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科學合理地做好股權質押融資業務風險管理。那么,他如何看待當前銀行體系的股權質押融資業務風險?“一直處理得很好!沒有問題!”他昨日如此回應記者。

  銀保監會曾表示,要吸引更多保險資金以多種方式參與資本市場投資。目前險資投資權益類資產的上限是30%,市場關注險資入市比例是否還會放開。對此,郭樹清表示,下一步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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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7日

  本報記者 周慧 實 習 生 趙煒 北京報道

  2019年“人工智能”還會有哪些產業機會?

  人工智能從2017年第一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后,2019年已經是第三年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人工智能升級為“智能+”。3月5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時稱,要打造工業互聯網平臺,拓展“智能+”,為制造業轉型升級賦能。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智能+”一詞被首次提及,相關議題也受到多位代表、委員的關注。人工智能作為國家戰略,正在加速與實體經濟融合,推動中國經濟優化升級。

  3月6日晚,全國人大代表、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接受包括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AI市場存在泡沫,但并沒有傳說中的九成泡沫那么多。2019年會是AI產業化應用和規模化落地的年份,如果只是玩概念,沒有應用的和明確的商業模式的AI企業,在2019年如果沒有獲得融資,可能就會退出市場。

  AI落地三大舉措

  科大訊飛是2018年國內最受關注的人工智能企業之一,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劉慶峰連續兩年提的建議都和人工智能有關。2019年他的建議提出,加快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源頭技術創新、加強人工智能人才培養,是推動國家人工智能戰略落地最關鍵的三大舉措。

  在建設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方面,他建議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加快確立人工智能作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投資方向。重點應放在醫療、教育等民生領域。

  在落實行業落地方面,他建議推動人工智能開放平臺、行業大數據中心、典型應用場景的深度融合。

  劉慶峰還提到,具有真實的實際應用案例、能夠用統計數據說明人工智能的應用成效、能夠基于典型應用場景進行自我進化,是判斷人工智能規模化應用的三大標準。

  此外,對于如何推進人工智能研究的下一步突破,劉慶峰認為應推動數學基礎原理的研究,創新數學統計建模方法,同時加強腦科學基礎研究以及人機耦合協作模式的應用反哺。

  2018年和2019年劉慶峰都提到了關于人工智能人才培養方面的建議。一年前他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科大訊飛2017年有些預算沒有用完,這是因為沒有招到足夠的優秀人才。其介紹,目前人工智能人才的工資狀況上,中國企業開的工資比美國、英國公司要高很多,這跟兩國勞動力的平均數量、平均工資對照是不太匹配的。

  3月6日晚上,劉慶峰依舊表達了人工智能人才稀缺的觀點,未來需要一大批一線的懂AI應用的人才。目前,我國人工智能人才供不應求,工業和信息化部調研統計顯示,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與人才需求比為1:10。

  對此,劉慶峰建議,可以打造人工智能五級“人才矩陣”。即進行人工智能基礎人才、源頭創新人才、產業研發人才、行業應用人才以及人工智能技術工人五個層次的人才培養,該工程需教育部、科技部、人社部等多部委聯合實施,共同推進。

  拓展“智能+”賦能制造業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智能+”概念。報告中說,“打造工業互聯網平臺,拓展‘智能+’,為制造業轉型升級賦能。”

  3月6日劉慶峰解讀說,人工智能給制造業帶來的改變,包括對制造業的流程的改變,柔性生產通過AI更好地分析用戶需求,讓個性化設計和生產中的個性化安排。另外,AI對制造業的產品更符合人的需求,比如自動駕駛、智能家居等,從整個生產過程和產品的角度來說,智能+主要包括這兩個方面。

  從政策利好方面來看,政府工作報告提到,今年要堅持創新引領發展,培育壯大新動能。其中,推動傳統產業改造提升和促進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是以上任務的兩項重要舉措。

  在推動傳統產業改造提升方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圍繞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強化工業基礎和技術創新能力,促進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加快建設制造強國。打造工業互聯網平臺,拓展‘智能+’,為制造業轉型升級賦能。”

  在促進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方面,“深化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研發應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新興產業集群,壯大數字經濟”被提及。

  作為引領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人工智能相關議題也成為諸多委員代表熱議的話題。全國政協委員、百度董事長李彥宏提交的三份提案均涉及人工智能。他建議加強人工智能倫理研究,打造智能社會發展基石。民生方面,借助智能云、大數據技術構建智能交通解決方案,讓老百姓出行更順暢,同時完善電子病歷管理制度,助力“健康中國”戰略實施。

  全國政協委員、網易公司董事局主席丁磊認為,在創新智能教育方面,要利用“AI+教育”等互聯網技術消除城鄉教育鴻溝、消除貧困代際傳遞,推動中國城鄉教育均衡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360集團董事長周鴻祎則聚焦人工智能安全風險。他認為安全應該成為人工智能發展的基礎與前提。建議加快國家級網絡安全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臺建設,整合各種資源,協同推進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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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謝伏瞻3月6日在政協中共界別小組討論時表示,要想推動國企“混改”進展,就不能把國有企業不分類別統統一個尺子去衡量。對于國有相對控股或參股的非中央管理的企業,建議取消其管理層的薪酬限制,同時設定盈利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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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3月6日,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在2019年全國兩會的記者會上表示,為幫助民企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和困難。最近幾年出臺了一些政策措施,今年發改委將從三方面促進相關工作向前推進:

  一是大力促進減稅降費政策的落實,今年減稅降費2萬億,規模力度空間,實施后將進一步激發民營經濟活力。

  二是進一步幫助民企特別是中小微企業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一方面解決企業急需的流動性問題,另一方面解決企業中長期投資問題。

  三是進一步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政府將提供優質服務和更大便利,保護民企合法的權益,包括合法財產權和自主知識產權,讓民營經濟能夠安心創業。

  “我們有信心也有決心落實好政府工作報告明確的任務,形成國企、民企和外資浩浩蕩蕩的發展力量,保障經濟穩步向好的發展趨勢。”何立峰說。

證券時報記者 宋春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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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于2019年3月6日(星期三)15:00 - 16:00在梅地亞兩會新聞中心二層多功能廳舉行記者會。主題為“政協委員談優化營商環境、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

  文字實錄: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記者:

  中央高度重視民營經濟和企業家的產權保護,也聽到另外一種聲音說,現在有些相關政策落實不是很到位。請問劉世錦委員,在進一步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提振企業家信心、穩定企業家預期方面出臺哪些實實在在的措施?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劉世錦:

  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的信心和預期問題,一段時間曾經引起社會上較多關注。這個問題確實對下一步民營企業長期穩定發展是一個基礎性的問題。我想可以從三個方面增強民營企業的信心和預期。

  第一,要對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大政方針有信心。民營企業是伴隨著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發展壯大起來,黨和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方針政策,也就是支持民營發展的政策是明確的、一貫的,也是與時俱進的。兩個毫不動搖,這是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其中一條講的就是包括民營企業為主的非公有制經濟。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11月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再次強調指出,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是黨中央的一貫方針,這一點絲毫不不會動搖。

  經過40年的發展,民營企業在國家經濟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現在有一個通俗說話叫“56789”,也就是說民營企業創造了50%的稅收、60%的GDP、70%的技術創新、80%的就業、90%的企業數量和新增就業。可以說民營經濟現在已經和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休戚與共、息息相關,結成了命運共同體。應該說,民營經濟好了,中國經濟就好,民營經濟不好,中國經濟也好不了。所以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大政方針不能變,也不應該變,也變不了。如果我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有信心,就應該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前景有信心,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大政方針也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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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于3月6日上午10時在梅地亞中心新聞發布廳舉行記者會,邀請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副主任寧吉喆、連維良就“大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

  寧吉喆透露,在促進外商投資便利化方面,發改委正在會同相關部門和地方簡化備案等管理程序,開展重大外資項目服務和推進工作。

  目前,已推出沈陽華晨寶馬、上海特斯拉、惠州巴斯夫、惠州中海殼牌、西安三星閃存芯片、嘉善沃克斯鋰電池等兩批重大外資項目。

  第三批主要在新能源、先進制造及石化、電子信息等領域,給予用地、用海、用能、規劃等支持,加快環評審批進度,以此發揮示范作用,引導各地優化服務,進一步提高投資便利化程度。

  以下為實錄:

  提問:年初,寧吉喆副主任在接受采訪時稱,正在抓緊推進新一批的重大外資項目。我的問題是,能否介紹更多的新情況新進展?另外,今年還將采取哪些吸引外資的措施?謝謝。

  寧吉喆:你這個問題很重要。外資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018年,在世界跨國投資復蘇緩慢、國際貿易關系復雜多變的背景下,中國利用外資再創歷史新高,全年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達到了1350億美元(不含銀行、證券、保險領域),增長了3%。同時,新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增長了將近70%,總理昨天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了。所以,我國繼續成為跨國投資的熱土。

  2019年,我們將堅持開放發展理念,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在全面落實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的同時,還要加上正面鼓勵,再加上準入后的國民待遇,為外資構建更好的營商環境。這是什么概念呢?負面清單加正面鼓勵,準入前國民待遇加準入后國民待遇。

  一是縮減負面清單。將在農業、采礦業、制造業、服務業領域推出更加開放的措施,允許更多領域實行外資獨資經營。目前,已經啟動了再次修訂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工作,在去年已經較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的基礎上,今年將進一步縮減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繼續在自貿試驗區進行擴大開放的先行先試。

  二是擴大正面鼓勵。今年將發布新的《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的范圍,充分發揮外資在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新興產業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作用。對于鼓勵類項目將繼續享受進口設備免征關稅、工業用地優惠政策,西部地區鼓勵類項目繼續減按15%征收企業所得稅。

  三是準入前后都實行國民待遇。我們正會同有關部門和各地方,全面清理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之外領域的對外資單獨設置的準入限制,確保市場準入內外資標準一致,這就是對外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同時,推進在政府采購、標準制定、產業政策、科技政策、資質許可、注冊登記、上市融資等方面給予外資企業公平待遇,這就是對外資實行準入后的國民待遇。

  四是促進外商投資便利化。你剛才提到的問題就是要給外資項目以便利的服務,我們正在會同相關部門和地方簡化備案等管理程序,開展重大外資項目服務和推進工作。目前,已推出沈陽華晨寶馬、上海特斯拉、惠州巴斯夫、惠州中海殼牌、西安三星閃存芯片、嘉善沃克斯鋰電池等兩批重大外資項目,當然還會有第三批。主要在新能源、先進制造及石化、電子信息等領域,給予用地、用海、用能、規劃等支持,加快環評審批進度,以此發揮示范作用,引導各地優化服務,進一步提高投資便利化程度。

  五是要依法保護外資權益。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即將審議的《外商投資法》草案,確立了外商投資促進和保護制度,明確規定國家依法保護外國投資者和外商投資企業的知識產權,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強制轉讓技術,這必將為外商投資權益提供更全面、更有力的法治保障。立法通過后,我們將狠抓遵照執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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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3月6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記者會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公布后,目前正在抓緊粵港澳大灣區“1+N”的政策體系設計,其中科技創新有多項重大舉措。

  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今年總體經濟趨勢將是穩中向好

  3月6日,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在2019年全國兩會的記者會上表示,當前經濟形勢是穩中有進、穩中有變、變中有憂,但今年的總體經濟趨勢將是穩中向好。當前世界正進入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中,全球經濟波動的影響不可能避免的波及中國制造業,目前不少企業還面臨許多困難,最近黨中央國務院出臺的一系列舉措都旨在解決這些問題。相信今年經濟繼續會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使中國經濟保持平穩健康的發展,實現今年預期的增長目標。

  發改委主任何立峰:政府投資突出精準投資 沒有必要“大水漫灌”

  3月6日,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在2019年全國兩會的記者會上表示,去年各級政府(包括中央預算內投資)的投資總額不到5%,主要用于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社會民生短板領域等。對于各級政府投資,嚴格防止形成新的債務和“半拉子”工程,而是突出精準投資和實現產業政策的精準調控,以此拉動和撬動社會資本在國民經濟當中的投資比重,沒有必要“大水漫灌”。

  發改委主任何立峰:正在草擬舊汽車、舊家電的回收政策

  發改委主任何立峰6日在新聞發布會表示,現在,不完全統計有超過2億部的小轎車,還有幾億臺的冰箱、電視機、洗衣機等,按照正常的更新,那就是龐大的市場。目前,正在草擬包括舊汽車、舊家電的回收政策,推動循環經濟進一步發展。

  發改委主任何立峰:推進有利于港澳居民到內地發展的便利措施

  3月6日,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在2019年全國兩會的記者會上表示,最近正在抓緊細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政策落實,推進有利于港澳居民進出內地和到內地發展的便利措施,要成熟一項公布一項,如跨境車輛進出、人員通關便利等。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廣東區域就業創業提供便利,對創業人才在個人所得稅收方面提供優惠措施,提升粵港澳大灣區整體創新水平。

  發改委主任:中國營商環境全球排名提升32位 今年可能會有更大進步

  發改委主任何立峰6日在新聞發布會表示,通過大規模減稅降費、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進等,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排名,中國從78位上升到46位,一年增長了32位。這從側面說明我們營商環境不斷在優化,今年可能會有更大的進步。

  國家發改委:2019年將為外資構建更好的營商環境

  3月6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記者會,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在發布會上表示,2019年,我國將堅持開放發展理念,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為外資構建更好的營商環境。

  寧吉喆:今年將在農業、采礦業、服務業等領域推出更加開放的措施

  3月6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在2019年全國兩會的記者會上表示,在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方面,今年將在農業、采礦業、服務業領域推出更加開放的措施,允許外資在更多領域獨資經營。進一步縮減外資準入的負面清單。在擴大正面鼓勵方面,今年將發布新的擴大外商投資鼓勵目錄,對鼓勵類項目將繼續享受進口設備免征關稅、工業用地優惠政策等政策。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消費持續擴大的基本面未變

  3月6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在2019年全國兩會的記者會上表示,消費結構是升級的,去年居民食物支出占消費支出的比重已降到28%左右,已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服務消費支出已占到50%。“因此,我國消費持續擴大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消費轉型升級并帶動投資轉型升級,乃至經濟轉型升級是大勢所趨,我們長期看好。”

  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將研究推出居民增收三年行動方案

  3月6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在2019年全國兩會的記者會上表示,為促進消費平穩增長,將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多措并舉強化居民增收,推動穩增長、保就業、促增收,保障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將研究推出居民增收三年行動方案。

  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社會資本可控股完全競爭領域國企

  對于社會資本如何參與國企混改,3月6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在2019年全國兩會的記者會上表示,將在完全競爭領域推行混改,并允許社會資本控股。

  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今年將推出100家以上國企混改試點

  3月6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在2019年全國兩會的記者會上表示,改革是最強大的發展動力,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任務,將圍繞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四個方面展開。鞏固投融資主體和價格改革,推進市場主體退出和國企產權制度改革。在加大國企混改方面,今年將推出第四批100家以上的混改試點。

  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今后3-5年將大幅增加養老床位 普惠性幼兒園占比達80%

  3月6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在2019年全國兩會的記者會上表示,今后3-5年,將大幅度增加養老床位,普惠性養老床位將增加100萬張。實現普惠性幼兒園全覆蓋,普惠性幼兒園占比要達80%以上,加快建設一批托幼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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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數字革命最后一公里有望被打通。日前,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長、光啟技術董事長劉若鵬參加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建言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下半程,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進人工智能覆蓋網絡發展,為經濟增長培育新動能。

  蒸汽時代、電氣時代,以及以電子通信、計算機為代表的信息時代,每一次的工業革命對世界格局和人類文明都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人類此刻正在經歷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從移動互聯網開始起步,以高度數字化、智能化為核心特點,極其深刻地牽引和影響全社會邁向智能時代。

  記者注意到,這是人大代表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覆蓋”的概念,在整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歷程中具有跨代意義。長期以來人工智能技術主要分布在模式識別領域,例如人臉識別、語音與語義識別等,類似于單點技術;“人工智能覆蓋”技術首次將智能化能力布局從單點形態變成網狀覆蓋,很像當年通信產業從固定網絡到移動通訊網絡、移動互聯網絡演進歷程。移動通信覆蓋網絡的出現滿足人類通信的核心目標,讓任何人,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自由通信,“人工智能覆蓋”技術同樣實現智能感知、計算、分析和處理的能力無所不在,成為新型的基礎設施,以高數字化來真實刻畫并預判世界,讓城市更智能,社會更高效,讓‘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愿景照進現實。”

  劉若鵬認為,新科技浪潮正在越來越快速、深刻地影響人們的生活。“過去,人與物、與環境幾乎都是孤立的,無法做到數據即時交換。而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進入下一個10年,大規模智能系統運用將跨代式提升全社會的運行效率。因此,依靠人工智能覆蓋技術,把孤立的個體、區域、環境等物理世界整合為一張規模化實時動態感知網,將是打通數字革命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實現更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作為廣東代表團的人大代表,劉若鵬提到,多年來,廣東省大力推動數字廣東建設、智能制造發展等布局,為加速新科技革命打下了堅實基礎。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拐點”,廣東應把握趨勢,整合粵港澳大灣區各方資源,加快人工智能覆蓋網絡建設,構建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成智慧城市群,推進新型智慧城市試點示范和珠三角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建設,引領智能經濟時代的到來。

  看見并讀懂世界 人工智能覆蓋重新定義基礎設施

  光啟自創立以來始終堅持源頭創新,其部分尖端技術始終保持全球領跑的態勢。例如以“超材料”技術為內核的新一代隱身技術已廣泛應用在我國尖端裝備上。在人工智能領域,光啟以“光電傳感覆蓋技術”、“雷達追蹤技術”和“高性能建模與高并發計算技術”等尖端科技為內核的“人工智能覆蓋技術”,解決了“大范圍全域智能覆蓋”、“海量動態目標實時并發”、“單位面積覆蓋與并發成本大幅降低”三大行業難題,同樣在全行業形成跨代優勢。

  “依靠自身產學研一體化模式,依托明確應用場景,將前沿技術轉化為先進生產力,是光啟多年來實實在在趟出的一條路”劉若鵬表示。據公開的資料顯示,光啟成立8年多時間已申請專利數達到5200件,授權專利3125件,對于世界上任何一家科技企業都是令人震驚的。

  “人工智能覆蓋網絡前端由光電雷達感知站點形成智能覆蓋網絡、后端則是智能引擎提供高性能建模與高并發計算能力。”劉若鵬介紹,“基于光啟最新一代光電雷達感知站點單個站點智能覆蓋面積能夠達到2000平米”。在同等投資條件下,與業界現有方案相比,光啟將人工智能覆蓋效能提升了18倍,智能并發處理能力提高了35倍,同一覆蓋面積與并發容量建設總成本將為現有業界方案的1/24。

  據了解,早在2018年中國國際社會公共安全產品博覽會上,光啟發布的“超級智能追蹤系統”在業界首次實現了對人、車、手機等海量目標的實時動態追蹤,形成多維多域智能追蹤網絡,被業界普遍認為,該系統開創了業界新品類,開啟了智能安防新時代。劉若鵬指出,“超級智能追蹤系統”其實就是應用人工智能覆蓋技術而形成的人工智能覆蓋專網,主要面向城市公共安防領域,目前已在多地成功應用。而人工智能覆蓋作為新一代基礎設施,并非僅僅應用于公共安全,而是可以惠及交通管理、城市治理、教育、金融、醫療、商業、市民服務等眾多領域,能全面有效地提升社會治理與行業運營效率。

  正如國務院在《關于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中指出,人工智能作為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核心驅動力,將進一步釋放歷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積蓄的巨大能量,并創造新的強大引擎,從而,引發經濟結構重大變革,深刻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實現社會生產力的整體躍升。劉若鵬表示,加快人工智能覆蓋,類似于人類從手工作坊到蒸汽機技術運用,從馬車到汽車的飛躍過程,必將極大提升產業和社會運行效率,真正實現經濟動能新舊轉換。

  人工智能覆蓋在各領域的應用必將加速智能城市的建設。劉若鵬認為,智能城市的發展進程就是數字世界對物理世界還原度增深加強的進程,先后經歷了1.0檔案數字化階段,2.0業務數據聯網階段,3.0準靜態、靜態數據感知與建模階段。目前,正在進入4.0實時動態目標數字化的人工智能覆蓋階段,最終,將發展成為5.0中央智能階段,實現社會治理運行、生產組織、公民服務高度智能化的全新模式與體系。

  首次提出面積覆蓋+并發容量考核 加快推進智慧城市建設

  “光啟人工智能覆蓋專網突破性地采用覆蓋面積為主要指標,”劉若鵬介紹,早在2015年,國家就已啟動“雪亮工程”,以實現視頻監控的‘全域覆蓋、全網共享、全時可用、全程可控’為總目標。但三年過去,建設目標并沒有完全達成,因為各地“雪亮工程”建設普遍主要以攝像頭的建設數量和密度為關鍵衡量標準,這與總建設目標并不能完全匹配。

  劉若鵬指出,傳統布設攝像頭的做法就像當年挨家挨戶地安裝固話,安裝數量再多,也只能滿足一家一戶的需求。而人工智能覆蓋的核心建設指標則是覆蓋面積與并發容量,即每秒并發人次。 “人工智能覆蓋是由光電感知覆蓋與矩陣智能引擎構成的、可全息映射城市實時動態目標的超級數字系統。也就是說,不需要出示證件,不需要作出任何表情或手勢,在無感情況下,這套高度智能化的基礎設施就能實現對海量目標的智能追蹤、數字化建檔刻畫和精準還原。”

  牢記總書記囑托:把隱身做好 探索尖端科技轉化新路徑

  據悉,與通信網絡發展起源于國防一樣,人工智能覆蓋的技術也來自于光啟軍民融合創新的突破性成果,其核心技術是雷達追蹤技術、光電感知覆蓋技術、高性能建模與高并發計算技術。

  “我們一直牢記總書記囑托,不斷探索軍民融合尖端科技轉化的路徑。”劉若鵬認為,國防軍工牽引是創新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關鍵。“縱觀過去200年的科技歷史,所有的工業革命都經歷了一條從實驗室的前沿科技,到國防軍工應用,再到垂直行業深度應用的路徑。”劉若鵬相信,作為新一代高度智能化的核心數字基礎設施,人工智能覆蓋也將對人類歷史產生深遠影響。

  而作為深圳戰略型創新企業典范,光啟以國防軍工為牽引,已在人工智能領域積聚深厚技術儲備,尤其在深度學習、智能感知等關鍵技術上,已申請專利逾400件,引進和培育人工智能領域高層次領軍人才近30人,成為全國人工智能名副其實的高層次人才聚集地,有力支撐了廣東人工智能領域大展。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劉若鵬表示,將持續關注和推動以人工智能覆蓋網絡、5G網絡為代表的新一代高度智能化的核心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從國家和社會層面思考問題,認真履行人大代表的職責。

  【光啟簡介】

  光啟是一家軍民融合尖端技術創新企業,也是領先的新一代隱身技術和新一代人工智能覆蓋網絡技術提供商,旗下擁有光啟技術(SZ 002625)與光啟科學(HK 00439)兩家上市公司。由五位海歸博士于2010年創建。

  自成立以來,光啟以國防應用需求為牽引,將實驗室的超材料科學研究,轉化為工程實踐,完成了超材料工業體系的構建,成功開發了新一代隱身技術,并率先應用到了我國新一代尖端裝備上,在世界超材料產業化競爭中搶占了先機,成為行業引領者。在尖端軍用技術轉民用的過程中,光啟新一代人工智能覆蓋技術可應用于城市管理、教育、金融、醫療、商業、市民服務等眾多垂直領域,有效提升了社會治理與行業運營效率。

  未來,光啟將依托在軍民融合領域的優勢積累,不斷鑄就“能追蹤、會隱形”的核心能力,深耕尖端武器隱身產業,推進新一代高度智能化核心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建設科技強國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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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將于2019年3月5日在京召開。3月2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汽車行業協會會長、廣汽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曾慶洪隨廣東省人大代表團啟程赴京。

  時代周報記者獲悉,身處汽車行業,曾慶洪將圍繞汽車產業發展提出多項建議,包括促進汽車消費、自動駕駛和智能路網、充電技術、道路車輛治理體系建設、新能源汽車產業集群等。

  汽車產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汽車產業的發展水平和實力是國家綜合國力和競爭力的重要體現。2018年,中國汽車行業出現了28年來首次負增長。然而,事實上國內汽車消費市場潛力巨大,仍有很大的空間待挖掘。因此,曾慶洪將就如何改善消費環境、促進汽車消費提出相關建議,如減輕汽車消費稅負、解決居民“停車難”問題等。

  隨著我國汽車行業正朝著電動化、智能化、網聯化、共享化的方向推動高質量發展,我國在自動駕駛、智能網路建設的技術研究上已經具備一定的領先優勢,但在實踐中仍存在相關政策落實不足、智能路網建設等問題。曾慶洪認為,在拉動內需、滿足國家城市化發展的基建需求上,智能路網的建設具有戰略性和必要性,因此他建議國家應加快智能路網建設,助力自動駕駛汽車量產應用。

  近兩年我國新能源汽車高速增長,新能源汽車技術逐步成熟,里程憂慮已得到緩解,充電便利性和快捷度對應的“充電難”成為最突出的問題,以及氫燃料電池技術推廣等問題。因此,曾慶洪也將就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提出建議。

  在我國汽車快速發展、實現汽車強國夢的過程中,法制建設不可缺少。目前,涉及車輛管理的法律法規存在管理體系整體建設相對滯后、現行相關法律未能覆蓋車輛管理的所有環節、立法機構委托部門立法導致部門化傾向現象突出等問題,導致車輛管理體制不科學,車輛準入管理環節多部門重復管理、加劇企業負擔等情況長期存在。

  中國有必要在更高視野和更宏觀的角度去思考道路車輛各板塊的治理體系建設問題。未來的道路車輛治理體系如何既堅持產業和社會、全國和地方、頂層設計和授權分權一盤棋,又秉持久久為功的信念,曾慶洪也將就此提出建議。

  曾慶洪還將建議粵港澳大灣區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產業集群。

  此外,曾慶洪還將就國企改革、精準扶貧、上市公司期權激勵等方面提出多項建議。其中,制造業關系國計民生,是衡量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標志。但制造業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難免產生固體廢物乃至危險廢物,要確保其在收集、貯存、運輸、利用、處置過程中不會對環境安全和居民健康權益造成影響,才能真正實現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針對我國現行法律監管與實際生產之間存在的不相符地方、在責任認定等方面的規定不夠科學等問題,曾慶洪提出了完善《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中企業責任有關規定等建議。

  今明兩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期,聚力精準施策,決戰決勝脫貧攻堅是今明兩年“三農”領域必須完成的頭號硬任務。隨著我國扶貧脫貧工作進入決勝期,我國需要在2020年之前完成剩余1660萬貧困人口的脫貧工作,然而這1660萬貧困人口,貧困程度最深,脫貧難度更大。基于廣汽集團之前精準扶貧的成功經驗,曾慶洪將就完善國有企業深度扶貧長效機制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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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全國政協委員、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建紅的提案中也涉及了粵港澳大灣區交通基礎設施、港口產業、系統辦公合作等方面。

  3月3日,全國進入兩會時間,一批房地產企業家代表、委員攜帶議案提案來到北京。

  去年兩會時,房地產行業的代表委員便提出了很多行業之外的建議,涉及公益扶貧、區域發展、科技創新等方面。

  今年,這批年齡集中在五六十歲年齡段的代表委員,也紛紛建言兩會,從目前所提出的建議中,他們對于粵港澳大灣區頗為關注。

  同時,也涉及一些新的亮點,如旅游產業建設、民營企業融資、中小企業創新等方面。

  五六十歲年齡段為主力

  從2008年參加全國政協會議開始,今年61歲的許家印已經在兩會上參政議政12年。

  時代周報記者不完全統計,有著地產相關背景的31名代表委員中,處在60歲年齡段的有16位。

  其中,兩會代表委員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最為年長,69歲。寶龍集團董事長許健康、新鴻基地產董事會主席郭炳聯、香港信和集團主席黃志祥3位為67歲。林達投資集團董事局主席李曉林和富力地產集團聯席董事長張力兩人則為66歲。

  50歲年齡段共計有13位。今年已經55歲的有5位,分別為禹洲集團董事長林龍安、長江和記實業主席李澤鉅、正榮集團董事局主席歐宗榮、香江集團總裁翟美卿和房天下董事長莫天全。最為年輕的兩位為香港駿豪集團董事局主席朱鼎健和58趕集集團CEO姚勁波,分別為45歲和43歲。在31人中,也是僅有的在70年代出生的兩位代表委員。

  來自香港和澳門的兩會代表委員,也占據了一定的比例。包括林龍安、許榮茂、許健康、郭炳聯、黃志祥、林建岳、李澤鉅以及李家杰等。

  去年當選的姚勁波和莫天全,嚴格意義上為來自科技界的企業家。其余代表委員們所在的企業,不少已經從單純的房地產公司轉變為復合型發展企業。

  粵港澳大灣區成高頻詞匯

  早在今年兩會大幕初啟時,“粵港澳大灣區”已成為熱門話題。

  從目前已有信息來看,多位地產界代表、委員們的建議涉及到粵港澳大灣區。

  禹洲集團董事長林龍安提出,“簡化稅務安排,稅務優惠促進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

  而郭炳聯則建議粵港澳三地建立協調機制。“粵港澳三地應建立市場主導與政府引導相結合的協調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區域協調發展機制建設中的主導作用。同時,也應堅持中央統籌與地方負責相結合,加強中央對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頂層設計,明確地方政府的實施主體責任。”他建議道。

  全國政協委員、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建紅的提案中也涉及了粵港澳大灣區交通基礎設施、港口產業、系統辦公合作等方面。

  據國新辦副主任郭衛民此前的介紹,去年兩會期間,政協委員遞交了很多關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提案,其中有158項被立案。

  新關注層出

  今年,地產背景的委員也有一些新的關注點。

  香港駿豪集團董事局主席朱鼎健的三份提案里,聚焦了旅游產業建設,星級酒店的評價標準以及對拆除城鄉建筑立法,讓拆除建筑有法可依的呼吁。

  在旅游產業建設上,朱鼎健建議,在土地供應方面增設“旅游用地”地類,科學合理確定旅游用地的土地價值。

  然后,盡快制定將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發展旅游產業的細則。同時,加大財政鼓勵力度,對標桿性旅游目的地建設給予政策傾斜。

  此外,也有代表、委員關注民企融資問題。

  比如許健康就建議政府實施逐步降息,同時要求金融監管機構出臺針對實體經濟企業貸款利率上浮幅度不高于10%上限的措施,而且不以任何形式收取額外費用,讓企業真正實惠。

  新華聯集團董事局主席傅軍則建議,監管部門應逐步增加民營企業發債的額度,鼓勵民營企業在資本市場直接融資,提高民企融資效率,降低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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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3月5日上午9時,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了新一年環保目標。

  “生態保護和污染防治任務仍然繁重。2019年,污染防治要聚焦打贏藍天保衛戰等重點任務,統籌兼顧、標本兼治,使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3月5日上午9時,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了新一年環保目標,“2019年,生態環境要進一步改善,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繼續下降。”

  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對時代周報記者分析,在早期粗放型能源結構之下,降低單位GDP能耗比較容易,甚至能達到一年降低5%到10%的成績。但隨著經濟結構轉型,最近幾年,要降低單位GDP能耗并不容易。

  “不過,從節能潛力來看,下降3%的目標應該是能夠達到的。”彭應登分析。

  “加強污染防治和生態建設,大力推動綠色發展”,已被列入今年政府十大工作任務中的重要一項。與去年相比,今年不僅強調推進污染防治,還把壯大綠色環保產業和加強生態系統保護修復放到了同等重要位置。

  “污染防治離不開綠色產業和生態修復,三者是緊密相連的、相互促進的關系。”彭應登分析,綠色環保產業和生態修復提到了與污染防治同等重要地位,有利于實現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協同發展,達到良性循環,“一方面,這與機構改革之后,生態環境領域管理體制關系理順有關;另一方面,隨著綠色發展方式理念的深入,全方位改善環境也更為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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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3月3日,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時間”正式開啟,與會知名企業家建言仍是關注焦點。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今年圍繞推動人工智能與互聯網深度融合,釋放效率紅利,推動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出了多項建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隨著勞動力、市場、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的紅利釋放殆盡,經濟增速放緩。中國制造亟待進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為經濟增長提供新動能。

  從全球范圍來看,制造業格局也正在發生巨變,發展中國家爭奪中低端制造業,發達國家引導高端制造業回流,中國制造業面臨雙向擠壓。不僅如此,我國制造業智能化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供給側的供給能力不能適應消費升級的要求、缺乏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本土品牌。

  楊元慶認為,中國制造的當務之急是加快全價值鏈環節的智能化改造、與國際先進水平接軌。大力發展智能物聯網,用“智能+”賦能中國制造,實現人工智能技術與垂直行業的結合。此外,楊元慶認為5G對數字經濟的發展有直接的促進作用,能夠有效激發產業創造力。傳統行業要充分利用5G帶來的市場機遇,推動智能化改造,創造出更多“效率紅利”。“效率紅利”有望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抓手和新動能。

  就行業現狀來看,我國傳統行業進行數字化、智能化改造的動力仍顯不足。為解決以上問題,楊元慶提出“明確‘效率紅利’的政策導向”、“加強對智能物聯網產業的政策扶持力度”、“打造智能物聯網標桿案例”等建議性解決方案。

  效率紅利的釋放有賴于成熟市場機制。楊元慶認為,加強市場監督有利于效率的提升,呼吁政府要不斷完善知識產權立法和反壟斷的執法體系。

  效率紅利的提升還需要全行業的力量。IT建設成本大、門檻過高導致大、中、小企業的數字化程度產生明顯分化。基于此,楊元慶提出了“支持具有數字化轉型經驗的大企業建立數字化轉型服務平臺”、“加強政府引導基金對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的支持力度”等建議。他鼓勵企業通過國際化提升市場競爭力,進而帶動產業升級。

  涉及微觀層面,楊元慶認為,“個人電腦絕不僅僅是生產力工具,更是智能化時代的創新源動力”。但目前我國個人電腦消費與發達國家存在很大差距,整個產業對于中高端個人電腦的供給仍顯不足。楊元慶提出了“促進個人電腦產品升級,發揮社會創新工具作用”的建議。他呼吁各地方政府設立針對個人電腦產品的專項資金、出臺新電腦產品的針對性補貼,以推動PC行業的有序健康發展。

  近年來,人工智能、互聯網、數字技術不斷滲透至傳統行業。作為中國數字經濟領導企業,聯想集團積累了豐厚的產業經驗。楊元慶的建議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將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強中國制造核心競爭力、煥發中國經濟新活力有很強的促進作用。

  2018年楊元慶首次擔任全國人大代表,之前十年履職政協委員。在過去的11年中,楊元慶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產業、經濟、社會民生問題的議案和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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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央行黨委書記、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3月5日先后出現在人民大會堂“部長通道”和全國人大重慶代表團駐地,就金融對外開放、中美貿易談判、金融支持民企、高風險機構處置、老百姓理財教育等多方面發表看法。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近日市場關注的熱點,如同去產能是實體經濟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大任務,金融領域的這項改革也有著讓金融機構優勝劣汰的內涵。據郭樹清透露,銀保監會今年要研究如何改組改造高風險機構,有的可能會退出市場,有的會兼并,逐步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行業也需要淘汰落后、引進先進的機制。

  “現在銀保監會正在研究處理,退市要看情況,如果達到標準就可以退市。金融機構不能只生不死,要有正常的淘汰。”郭樹清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至于退市的標準,郭樹清舉例:金融機構資本金已經損失完、不能抵御風險、不能正常經營等。

  支持民企要建設一個更強大的資本市場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豐富多元,除了要構建高風險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外,郭樹清還認為,支持民企,特別是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與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密切相關。這意味著金融業的機構體系、市場體系、產品體系都要進行一些調整。

  郭樹清表示,現在銀行業的機構數量并不少,五大銀行在市場中的份額是下降的。過去10年大銀行占整個銀行業的份額從50%以上降到了38%左右,相比之下,更多面向小微企業的中小銀行的數量是增長的,民營銀行也是增加的。去年面向授信規模在1000萬元以下的小微客戶貸款增長了21.8%,應該說這個速度還是比較快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去年小微貸款增速迅猛,另一方面,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今年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要增長30%以上。“我相信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郭樹清說。

  郭樹清認為,解決中小微企業等民企貸款難、貸款貴的問題確實是一個系統工程。對銀行來說,一個巨大的挑戰就是要獲取足夠的信息,以保障銀行放出去的貸款給了合適的企業,這些企業能夠正常經營而非投機炒作,貸款的本金和利息是要收回來的。目前不少銀行在運用大數據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能夠把不良率保持在較低水平。

  除銀行業外,保險業、證券業在支持民企融資方面也大有可為。郭樹清稱,保險現在總的投資基金規模有16萬億左右,也可以投資到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證券方面,包括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在直接融資方面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我們要建設一個更強大的資本市場,這個資本市場能夠更好地支持創新企業的發展,特別是我們應該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包括大型交易所、區域性股權市場;也包括私募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等這些在國外已被證明是很好的投資渠道,這些渠道可以更好地支持風險高但創新能力強的企業。”郭樹清說。

  投資理財領域問題嚴重不能借錢投資

  “在打擊非法集資過程中,努力通過多種方式讓人民群眾認識到,高收益意味著高風險。一旦發現承諾高回報的理財產品和投資公司,就要相互提醒、積極舉報,讓各種金融詐騙和不斷變異的龐氏騙局無所遁形。”去年郭樹清在2018陸家嘴論壇上談論非法集資的這段話流傳甚廣,起到了顯著的投資者教育警示意義。

  郭樹清表示,這些年有很多金融亂象,許多都打著金融創新、科技創新的旗號,實際卻做的是非法集資、非法融資、非法吸收存款、亂設機構、亂辦金融業務等活動,這是非常有害的。不僅對社會有害,對企業也沒有好處,因為成本很高、代價很高。

  “老百姓的投資理財領域問題相當嚴重,我們必須提高警惕,不能亂投資,不能亂參與集資,更不能借錢去投資,因為風險很大。”郭樹清稱,我們要反復強調這一點,希望媒體朋友和我們一起普及金融知識,高收益意味著高風險,千萬不要上當受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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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本報訊5日下午,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全體會議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緊密結合上海實際貫徹落實好報告提出的新要求新部署,牢記使命、勇挑重擔,堅定信心、穩中求進,狠抓落實、務求實效,全力落實好中央交給上海的三項新的重大任務,努力為全國改革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李強說,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緊扣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體現了準確識變和科學應變的統一、穩中求進和以進促穩的統一,提出的舉措含金量高、力度大,是一個提振信心、鼓舞士氣的好報告,我完全贊同。

  李強說,過去一年,形勢很不尋常,成績極不平凡,我們跨過了很多溝溝坎坎,越過了不少急流險灘,成功戰勝了各種風險挑戰,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實踐充分證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堅強有力,彰顯了進行偉大斗爭的非凡氣魄、辦好自己事情的強大定力、深化改革開放的堅定決心。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上海各項事業發展也取得了新的進展,經濟保持平穩增長,改革開放持續深化,高質量發展步伐加快,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

  李強說,當前,全市上下正在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上海重要講話精神。要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確保中央各項決策部署在上海落地生根、開花結果。要牢記使命、勇挑重擔,始終把“四個放在”作為一切工作的基點,把完成好三項新的重大任務作為重中之重,更好為全國改革發展大局服務。要堅定信心、穩中求進,積極尋找新的增長點,培育扶持一批潛力大、帶動性強的好項目、好企業,研究一批突破性舉措,通過一系列具體動作、管用辦法、有力招數,著力營造更加濃厚的發展氛圍,加快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要狠抓落實、務求實效,按照中央部署要求,緊密結合上海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以優異成績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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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2019年,這是張近東連續第17年參加全國兩會。

  過去的2018年,中國經濟深入調整,諸多民營企業面臨挑戰,但張近東領導的蘇寧實現了逆勢增長,商品銷售規模同比增長38.54%,其中線上交易增長64.45%,超過行業一倍多。這其中的秘籍在哪里?

  本次兩會, 張近東建議的焦點集中在“農村消費”和“精準扶貧”。在近幾年的轉型升級中,蘇寧科技屬性不斷增強,傳統企業的數字化意味著什么?同時,作為民營企業家群體中的代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哪些內容是張近東最為關心的?

  3月5日,全國人大代表、蘇寧控股董事長張近東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專訪。

  改善營商環境振奮人心

  《21世紀》:從經濟發展和企業經營層面看,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你最關心的是哪些內容?

  張近東:首先,報告中提出的“持續釋放內需潛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等一系列政策主張,都將進一步發揮企業的市場主體作用,推動企業迎來更大的發展,這提升了企業的發展信心。

  其次,“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著力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等,為民營企業帶來了一系列實實在在的政策大禮包,這是暖心的。

  我關注到,報告中多達五次提及營商環境,是近幾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最多的一次。其中,“做好服務是本分,服務不好是失職”、“讓企業家安心搞經營、放心辦企業”等話語更是非常提氣,可以說,這些內容都極大地鼓舞了民營企業家的士氣,必將推動更多人更積極地投入到新一輪的創新創業中去。

  最后,報告進一步增強了企業大發展的決心。報告特別提出“把市場主體的活躍度保持住、提上去,是促進經濟平穩增長的關鍵所在”。我認為,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擴大就業的主體,必須通過持續創新激發企業活力,通過擴大投資來帶動就業。

  堅守行業本質更有機會

  《21世紀》:過去的一年對民營經濟發展來說壓力頗大,蘇寧有過哪些挑戰?這些挑戰與過往有何不同?

  張近東:2018年確實很不容易,國內經濟深度調整,很多行業受到沖擊。但在我看來,企業發展,外界環境固然重要,但決定性因素還是在于自身,要向內求解,很多看似不確定的反而是確定的。

  蘇寧創業至今29年的經驗表明,經濟與市場的發展從來都不只是一根單邊上揚線,關鍵要順應周期坦然面對,在不同階段做好該做的事情。越是外部環境波動的時候,越是考驗企業真實功力的時候;挑戰越大,堅守行業本質的企業反而越有大機會。只有擁有明確的戰略、扎實的管理、成熟的團隊和雄厚行業積累的公司才能真正堅守下去。

  民營企業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參與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民營企業的路子肯定會越走越寬,民營企業有能力,也有責任承擔起更大的國家使命和責任,創造更大的社會價值。

  蘇寧的發展就是積極響應、堅決貫徹國家戰略的結果。2018年,在零售行業增速整體趨緩的情況下,蘇寧展現了逆勢增長的勢頭,商品銷售規模同比增長38.54%,其中線上交易增長64.45%,超過行業一倍多。

  當前盡管面對著國內外復雜多變的形勢,但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讓我們充分感受到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2019年是關鍵之年,作為民營企業的代表力量,我們更要積極投入到這一時代實踐中去,成為中國經濟穩步前行的推動力。

  農村市場是消費要地

  《21世紀》:2019年兩會你重點關注“農村”、“扶貧”,這是為什么?

  張近東:2018年中國鄉村消費品零售額增速達到10.1%,連續7年超過城鎮消費品零售額增速。中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意愿都在不斷提高,品質化、多樣化的消費需求不斷提升。

  雖然農村地區與城鎮地區在整體消費能力上還有著較大差距,但未來可挖掘的消費潛力卻十分巨大,農村地區有很大的消費需求有待被滿足。另一方面,與城市相比,農村消費信息相對滯后,農民對商品尤其是網購類商品的質量缺乏判斷和辨別,同時部分平臺缺乏自律,導致大量假冒偽劣產品泛濫,“低價又低質”現象時有發生,嚴重損害農村消費者的權益,也嚴重阻礙著農村消費乃至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

  因此,農村消費環境需要進一步改善和優化,農村消費市場也需要進一步培育和擴大。蘇寧一直將農村地區視為戰略要地,在開拓農村市場方面,蘇寧是最早也是最有力的入局者之一,我們的零售云門店重點拓展低線市場,助力鄉村市場的消費升級。

  《21世紀》:蘇寧積極響應精準脫貧,這對企業成長會帶來什么幫助?

  張近東:農業是國家興盛和社會發展的基礎,是人民福祉和安居樂業的保障。201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重點提出了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大戰略。此前,中央要求2020年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蘇寧是第一家和國務院扶貧辦簽訂全國農村電商扶貧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的民營企業,并于2017年首創了“電商扶貧實訓店”這一精準扶貧模式。到2018年底,扶貧實訓店在100個國家級貧困縣開設了102家店。為長效解決扶貧難題,我們做了一個決定,將實訓店70%的利潤捐贈給當地扶貧事業。

  加強數據安全

  《21世紀》:近些年你一直在倡導數據經濟,企業招募了大量IT工程師,目前是否有具體應用到生產經營層面?

  張近東:數據是新的生產要素,建立在數據基礎上的數字經濟,更是創新經濟、開放經濟和代表未來的新經濟,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我認為,大數據已經成為關鍵的生產要素之一,各行各業每時每刻都在產生數據,它們是國家和社會的寶貴資產,要被合理合法地加工、挖掘、分析和運用,為消費升級大趨勢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充足的信息勢能。

  在大數據和科技的發展上,蘇寧建立了從前臺產品、后臺運營、內部管理一體化的信息化體系,目前IT研發人員的數量達到10000多人。2018年,蘇寧新開門店8000多家,這些看上去是線下的門店,其實每個店都是一個互聯網的窗口,是數字化的,這就是大數據與傳統業態的融合,是新的商業模式。

  《21世紀》:蘇寧怎樣切入5G時代?

  張近東:近幾年來我們一直與合作伙伴共同探索5G應用場景,試圖快速推進5G技術商業應用。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5G時代的來臨,大數據面臨著安全保護和合法利用的迫切需求。我在今年的兩會建議中提出,數據安全是數字中國建設的重中之重,發展高質量的數字經濟,需要加強對數據的安全保護和合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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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3月5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深化增值稅改革,將制造業等行業現行16%的稅率降至13%,將交通運輸業、建筑業等行業現行10%的稅率降至9%,確保主要行業稅負明顯降低。

  對此,工信部部長苗圩在全國“兩會”部長通道上表示,“原來在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究竟是降一個點還是兩個點的問題上,意見沒有達成統一。有一部分同志認為應降低一個點,因為降低的太多,對財政收入的增長影響太大。還有一部分同志認為應該多降一點。”

  “但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最后既不是一個點,也不是兩個點,總理宣布了,制造業的增值稅稅率要從去年16%再降低三個點,降低到13%。這對中國制造業的發展帶來了一個非常良好的預期,也為制造業企業渡過眼前的困難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苗圩說。

  海通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荀玉根表示,增值稅進一步降低稅率,按照2017年16%、10%、6%檔次增值稅收入占比為54.2%、14.3%、31.5%測算,預計這次增值稅改革將帶來減稅6500億元,占GDP的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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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在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5項社會保險之外,一項新的社會保險制度將在中國逐步推開,有望成為社保“第六險”,為失能老人體面養老提供保障。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代表國務院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到:“擴大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讓老年人擁有幸福的晚年。”

  2017年7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印發《關于開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公布了15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試點城市名單,并強調探索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是應對人口老齡化、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舉措。

  究竟何謂“長期護理保險”?未來,長期護理保險在全國推廣后會給我們帶來什么實惠?

  首批試點已滿兩年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意見》目標是利用1~2年試點時間,積累經驗,力爭在“十三五”期間,基本形成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政策框架。

  時至今日,試點已兩年,此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擴大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在業界看來,這一消息振奮人心。

  2016年,全國15個城市和兩個重點省份啟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探索建立以社會互助共濟方式籌集資金,為長期失能人員的基本生活照料和與基本生活密切相關的醫療護理提供資金或服務保障的社會保險制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教授朱俊生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從15個試點城市來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運行相對平穩,試點初步成效明顯。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失能人員及其家庭經濟負擔減輕,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個人及家庭的支付風險;第二,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建立與實施使失能參保人員獲得了專業化、規范化的護理服務,維護了個人的獨立與尊嚴,改善了個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質量;第三,長期護理保險有效需求的增加帶動了老年護理服務市場的形成,帶動了相關老齡產業的快速發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實施在擴大勞動力需求、拓寬就業渠道、促進市場競爭、細化社會分工、提高服務質量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第四,醫療、養老資源的配置效率得以提高。大部分試點地區安排的照料護理服務均與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相聯系,符合條件的失能人員在家或社區就能享受到照護服務,這就相當于把醫療機構和養老機構的床位留給了更需要住院治療的病人和入住機構的特殊困難老人,從而提高了醫療、養老資源的配置效率。

  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超過7.5萬人享受到了保障的待遇,賠付護理保險金大約5.7億元,基金的支付比例超過了70%,在有效減輕失能人員及其家庭經濟負擔的同時,帶動了試點地區相關產業投資約70億元,直接拉動就業4萬多人次,有力促進了護理服務業市場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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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隨著技術不斷迭代,智慧家居無疑成為各大企業搶灘的一大“風口”。不過,目前在智慧家居生產制造中,各個生產商均有各自獨立的生產制造標準,開發的智慧系統只能運用于自身智能產品之上,標準難以統一仍然是產業發展的一大瓶頸。

  作為一位在中國制造企業工作近20年的一線工程師,全國人大代表、美的集團家用空調創新中心主任李金波見證了智慧家居的快速發展,但他對于智慧家居標準未統一的感受也頗深。他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坦言,標準化是智慧家居在發展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問題。目前,技術早已不是智慧家居的發展瓶頸,怎樣通過智慧家居物聯網標準化提升企業的運營效率也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李金波在此次全國兩會提交的6份建議中,就包括一份《關于推進智慧家居物聯網國家標準并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的建議》。李金波認為,在智慧家居領域,我國的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統一物聯網國家標準迫在眉睫。

  標準制定需與時俱進

  除了國際話語權的缺失,標準化的難以統一也限制了產品走入市場。對于用戶而言,由于智能系統存在適用性問題,將極大地限制智能產品的選擇區間。智慧家居的涵蓋范圍包括傳媒、通信、安防等方面,若不能制定出一個統一的智能家居標準,智能家居的推廣將無從談起。

  基于上述背景,李金波建議,應推進智慧家居物聯網國家標準制定與實施。在國家層面通過一系列產業與標準政策,推動標準實施,形成全國性的智慧家居信息網絡,進一步提高中國智慧家居產業的物聯網標準化程度,使產業從規模化向質量型轉變,搶占國際產業競爭制高點。

  此外,李金波還建議,應當加大扶持中國企業積極參與智慧家居互聯網國際標準制定,擴大對參與智慧家居和物聯網國際標準的激勵政策,進一步推動有科技實力的中國企業在國際上發聲,支持企業主動提出、主持和廣泛參與國際標準修訂,逐步擴大中國在標準化組織與國際市場的話語權。

  不過,李金波也提醒,統一的技術標準體系可以為產業的發展提供規范和引導,有利于實現產品的互聯互通和產業規模化,但標準統一僅是第一步,中國推進智慧家居產業發展還有很長的路需要走。

  目前,中國智慧家居市場正成為全球智慧家居市場增長的重心。行業企業正積極布局,為未來占據市場高點奠定基礎。資金優勢、技術優勢、人才優勢等都對企業智慧家居發展和布局起到重要作用。

  李金波認為,隨著技術迭代更新,一些標準也需要與時俱進。在智慧家居統一的行業標準尚未成熟的背景下,各大廠商和行業組織應該積極探討和參與標準制定,根據技術迭代更新調整完善,我國智慧家居的發展提供開放的標準化平臺,指明智慧家居研究領域正確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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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3月5日下午,全國政協委員、證監會原副主席姜洋在談到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每次一鼓掌我就打個勾。50次!在哪一個環節上掌聲最多?減稅!在總理談到減稅時,兩分鐘內,鼓掌頻率大概是7次!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所以給人印象非常深刻。”

  姜洋認為,政府工作報告比較實事求是,體現了本屆政府說到做到的務實的工作作風。

  姜洋表示,政府工作報告中有六個地方提到了資本市場,其中提到要改善和完善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提高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重。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有方方面面因素,基礎性制度非常重要,這對深化資本市場改革非常重要。這里面包含法律制度、技術系統,還有資金供應系統。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長期資金能夠持續穩定的進入市場,要建立這樣一個機制。

  姜洋說,“我在這一次政協提案里提出,股市的長期穩定,就是要引進長期資金入市。建議給予全國社保基金更多的投資靈活性,將現行投資權益類資產的比例上限由40%提高到60%,允許投資股票指數、期貨、期權等風險管理工具;同時,啟動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個人投資選擇權的試點,鼓勵個人通過公募基金參與資本市場投資。另外, MSCI將大幅提升A股在其全球指數中的權重,分三階段將納入因子由5%增加至20%,也就是說一部分外國資金能夠進入中國股市。如果這種基礎性的制度有了,那對中國資本市場的穩定健康發展是很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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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3月5日,全國人大代表、深交所總經理王建軍向《證券日報》記者介紹了涉及提高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的兩份議案建議情況,包括建議修改《證券法》,建立證券市場違法主體向受損投資者返還違法所得的行政處罰制度的議案;建議修改《刑法》,將欺詐發行犯罪刑期增至無期,重罰參與合謀的中介機構的議案。

  目前,推動修法增加證券市場違法違規主體成本,被認為是完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的重大舉措。王建軍表示,為確保注冊制改革取得成效,必須在放寬前端準入的同時,強化后端行政處罰的力度。但由于實踐中行政處罰往往先于民事賠償,導致來源于投資者損失的違法所得上繳國庫,客觀上造成了一定程度上投資者損失無法得到有效補償。

  為充分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賠償被欺詐的投資者損失,努力使投資者免受市場欺詐之害,維護證券市場秩序,為注冊制改革保駕護航,王建軍建議,“建立責令違法主體向受損投資者返還違法所得的行政處罰制度,構建賠罰一體機制;繼續完善行政和解制度,促使相關責任主體主動賠付投資者;改革現有證券行政罰沒款繳納制度,建立行政罰沒款先賠后繳(國庫)機制;延長凍結、查封等證券行政強制措施的期限,確保行政罰沒款執行到位,夯實責令返還違法所得制度的基礎”。

  王建軍認為,欺詐發行是注冊制改革中需要重點防范的違法行為之一,但實踐中,我國現行《刑法》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犯罪類型歸類不夠準確、刑事處罰力度不足等問題日益凸顯。建議“將該罪的犯罪類型從‘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移至‘金融詐騙罪’;將罪名修改為‘欺詐發行證券罪’;提高犯罪刑期,情節特別嚴重時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無期徒刑,提升罰金額度;參與欺詐合謀的中介機構及其責任人員,應作為欺詐發行犯罪的從犯加以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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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6日

  繼2月27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完成履新“首秀”之后,證監會主席易會滿昨日再度成為媒體焦點。

  昨日早間,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幕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易會滿列席會議。下午,易會滿赴福建代表團旁聽全體會議。會議間隙,他回應媒體關切,多次接受上證報記者采訪,就市場關心的資本市場改革發展熱點問題作答。

  近一段時間來,股市連續上漲,滬指時隔八個半月后再次站上3000點。“牛市是不是來了”成為投資者最關心的問題。對此,易會滿在接受上證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證監會不好評論。”他說,證監會推動資本市場發展以市場化、法治化為總原則,(股指漲跌)是市場行為。

  一段時間以來,上市公司股票質押的風險狀況一直受到市場密切關注。易會滿昨日在回應媒

  體提問時透露,目前上市公司股權質押風險已經有所緩解。他同時表示,應當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原則應對市場風險;保護投資者利益、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是證監會的基本職責。

  今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務、防范金融風險舉行第十三次集體學習,就資本市場建設提出三點具體要求,即完善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把好市場入口和市場出口兩道關,加強對交易的全程監管。

  在回應“把好市場入口和市場出口兩道關有哪些具體舉措”時,易會滿表示仍有后續措施,將待成熟后具體公布。他還表示,IPO將繼續保持常態化,同時證監會還將進一步完善退市制度。

  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主要規則日前發布實施,針對上證報記者提出的經科創板試點后注冊制會否在一兩年內向其他市場板塊推廣的問題,易會滿表示,科創板是注冊制的試驗田,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將及時總結,進一步論證,希望形成可推廣的經驗。

  就科創板話題,有媒體提出,滬市設立科創板是否會與港股市場“搶生意”。易會滿說,設立科創板有利于內地和香港市場合作和發展,是市場的好機會,逐漸把市場做大了對雙方都有好處。

  證券法修法進程正在推進,目前修訂草案已經完成二讀。去年、今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均有代表委員建議通過修訂法律,提高資本市場的違法成本。對于上證報記者提出“欺詐上市最高刑期是否會提高到無期”的問題,易會滿表示,這個問題在人大立法修法工作中可能會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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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證券時報e公司訊,中國秉持互利合作、共贏發展,一貫主張通過平等協商解決貿易爭端。我們對作出的承諾認真履行,對自身合法權益堅決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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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3月5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幕會9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代表國務院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要點內容如下:

  1、過去一年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過去一年是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開局之年,是本屆政府依法履職第一年。我國發展面臨多年少有的國內外復雜嚴峻形勢,經濟出現新的下行壓力。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砥礪奮進,攻堅克難,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又取得新的重大進展。

  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6%,總量突破90萬億元。經濟增速與用電、貨運等實物量指標相匹配。居民消費價格上漲2.1%。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城鎮新增就業1361萬人、調查失業率穩定在5%左右的較低水平。近14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實現比較充分就業至關重要。

  2、我國關稅總水平由9.8%降至7.5%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去年我國下調部分商品進口關稅,關稅總水平由9.8%降至7.5%。新設一批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復制推廣自貿試驗區改革經驗。大幅壓縮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擴大金融、汽車等行業開放,一批重大外資項目落地,新設外資企業增長近70%。

  3、我國新增高速鐵路運營里程4100公里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去年我國新增高速鐵路運營里程4100公里,新建改建高速公路6000多公里、農村公路30多萬公里。城鄉區域發展協調性持續增強。

  4、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6.5%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6.5%;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5.5%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4.5%以內;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000萬以上;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3%左右。

  5、今年首次將就業優先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首次將就業優先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面,旨在強化各方面重視就業、支持就業的導向。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就業總量壓力不減、結構性矛盾凸顯,新的影響因素還在增加,必須把就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穩增長首要是為保就業。今年城鎮新增就業要在實現預期目標的基礎上,力爭達到近幾年的實際規模,既保障城鎮勞動力就業,也為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留出空間。只要就業穩、收入增,我們就更有底氣。

  6、今年打好三大攻堅戰聚焦點

  政府工作報告說,今年要繼續打好三大攻堅戰,精準發力、務求實效。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要強化底線思維,堅持結構性去杠桿,防范金融市場異常波動,穩妥處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控輸入性風險。精準脫貧要堅持現行標準,聚焦深度貧困地區和特殊貧困群體,加大攻堅力度,提高脫貧質量。污染防治要聚焦打贏藍天保衛戰等重點任務,統籌兼顧、標本兼治,使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

  7、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正確把握宏觀政策取向,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實施就業優先政策,加強政策協調配合,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今年赤字率擬按2.8%安排,比去年預算高0.2個百分點;財政赤字2.76萬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1.83萬億元,地方財政赤字9300億元。適度提高赤字率,綜合考慮了財政收支、專項債券發行等因素,也考慮為應對今后可能出現的風險留出政策空間。今年財政支出超過23萬億元,增長6.5%。中央對地方均衡性轉移支付增長10.9%。改革完善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緩解困難地區財政運轉壓力,決不讓基本民生保障出問題。

  8、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要與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增速相匹配,以更好滿足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的需要。在實際執行中,既要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不搞“大水漫灌”,又要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有效緩解實體經濟特別是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降低實際利率水平。完善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9、實施更大規模減稅 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深化增值稅改革,今年將制造業等行業現行16%的稅率降至13%,將交通運輸業、建筑業等行業現行10%的稅率降至9%;保持6%一檔的稅率不變,但通過采取對生產、生活性服務業增加稅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10、各地可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至16%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要明顯降低企業社保繳費負擔。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各地可降至16%。穩定現行征繳方式,各地在征收體制改革過程中不得采取增加小微企業實際繳費負擔的做法,不得自行對歷史欠費進行集中清繳。

  11、2019年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18年全年為企業和個人減稅降費約1.3萬億元。2019年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2萬億元。這會給各級財政帶來很大壓力。各級政府要過緊日子。

  12、今年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要增長30%以上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著力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改革完善貨幣信貸投放機制,適時運用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數量和價格手段,引導金融機構擴大信貸投放、降低貸款成本,精準有效支持實體經濟,不能讓資金空轉或脫實向虛。加大對中小銀行定向降準力度,釋放的資金全部用于民營和小微企業貸款。支持大型商業銀行多渠道補充資本,增強信貸投放能力,鼓勵增加制造業中長期貸款和信用貸款。今年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要增長30%以上。清理規范銀行及中介服務收費。完善金融機構內部考核機制,激勵加強普惠金融服務,切實使中小微企業融資緊張狀況有明顯改善,綜合融資成本必須有明顯降低。

  13、今年擬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券2.15萬億元 比去年增加8000億元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有效發揮地方政府債券作用。今年擬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券2.15萬億元,比去年增加8000億元,為重點項目建設提供資金支持,也為更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創造條件。合理擴大專項債券使用范圍。繼續發行一定數量的地方政府置換債券,減輕地方利息負擔。鼓勵采取市場化方式,妥善解決融資平臺到期債務問題,不能搞“半拉子”工程。

  14、今年高職院校大規模擴招100萬人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改革完善高職院校考試招生辦法,鼓勵更多應屆高中畢業生和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報考,今年大規模擴招100萬人。

  15、對所有涉企經營許可事項實行“證照分離”改革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進一步縮減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推動“非禁即入”普遍落實。審批事項應減盡減。今年,要對所有涉企經營許可事項實行“證照分離”改革,使企業更便捷拿到營業執照并盡快正常運營。

  16、兩年內基本取消全國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深化收費公路制度改革,推動降低過路過橋費用,治理對客貨運車輛不合理審批和亂收費、亂罰款。兩年內基本取消全國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實現不停車快捷收費,減少擁堵、便利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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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日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2019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其中“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6.5%”。

  李克強說,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6.5%;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5.5%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4.5%以內;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國際收支基本平衡,進出口穩中提質;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金融財政風險有效防控;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000萬以上,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生態環境進一步改善,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繼續下降。

  “上述主要預期目標,體現了推動高質量發展要求,符合我國發展實際,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相銜接,是積極穩妥的。實現這些目標,需要付出艱苦努力。”李克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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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近期A股市場行情不斷走強,針對牛市是否已經到來的問題,證監會主席易會滿3月5日在人民大會堂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些話證監會不好評論。”

  對于如何看待近期股市連續上漲,易會滿稱這是市場行為,證監會以尊重市場化、法治化為總原則。

  針對科創板是否和港股市場搶生意問題時,易會滿表示,科創板有利于A股市場和香港市場的合作與發展,是市場的好機會,逐漸做大是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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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證券時報e公司訊,政府工作報告: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著力減稅降費、補短板調結構。下調增值稅稅率,擴大享受稅收優惠小微企業范圍,出臺鼓勵研發創新等稅收政策。全年為企業和個人減稅降費約1.3萬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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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日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過去一年,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眾。

  針對外部環境變化給就業帶來的影響,及時出臺穩就業舉措。大力推動義務教育教師工資待遇政策落實,加強鄉村小規模學校和鄉鎮寄宿制學校建設。建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從每月70元提高到88元。繼續提高優撫、低保等標準,殘疾人“兩項補貼”惠及所有符合條件人員。加強退役軍人服務管理工作,維護退役軍人合法權益。深化醫療、醫保、醫藥聯動改革。穩步推進分級診療。提高居民基本醫保補助標準和大病保險報銷比例。加快新藥審評審批改革,17種抗癌藥大幅降價并納入國家醫保目錄。加快推進文化惠民工程,持續加強基層公共文化服務。全民健身蓬勃開展,體育健兒在國際大賽上再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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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證券時報e公司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代表國務院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表示2018年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作用進一步增強。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接近60%,高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增速明顯快于一般工業,農業再獲豐收。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3.1%。質量和效益繼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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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證券時報e公司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18年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經濟保持平穩運行。我們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加強定向、相機調控,主動預調、微調。針對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先后4次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多措并舉緩解民營和小微企業資金緊張狀況,融資成本上升勢頭得到初步遏制。及時應對股市、債市異常波動,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外匯儲備保持在3萬億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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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新華社消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日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過去一年,加大改革開放力度,發展動力繼續增強。

  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國有企業優化重組、提質增效取得新進展。針對民營企業發展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千方百計幫助解憂紓困。推進財稅體制改革,預算績效管理改革全面啟動。改革金融監管體制,完善利率、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農業農村、社會事業、生態環保等領域改革不斷深化。推出對外開放一系列重大舉措。共建“一帶一路”引領效應持續釋放,同沿線國家的合作機制不斷健全,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加快推進。出臺穩外貿政策,貨物通關時間壓縮一半以上。下調部分商品進口關稅,關稅總水平由9.8%降至7.5%。新設一批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復制推廣自貿試驗區改革經驗。大幅壓縮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擴大金融、汽車等行業開放,一批重大外資項目落地,新設外資企業增長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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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3月4日,正在北京參加全國兩會的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他遞交了多份關于大灣區與香港未來建設發展的提案。

  他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參與全球競爭的主力區域,然而雖說近年來當地生態環境保護取得一定成效,但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均面臨挑戰。他建議創新體制機制,充分發揮地方政府、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下稱環科院)和粵港澳地區企業家等各方優勢,推進大灣區綠色發展。此外,他還提出香港和云南加強深度合作,助推中國(云南)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打造中國首個陸上邊境自貿區。

  建議加強大灣區生態環境保護

  在蔡冠深委員提交的幾份提案中,有兩份內容跟粵港澳大灣區的生態環境保護有關。蔡冠深在4日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大灣區如果要對標其它世界灣區,不但要在GDP、科技等方面發力,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也要向世界其它幾大灣區看齊。

  “珠三角地區2017年PM2.5年均濃度為34微克/立方米,在全國三大城市群中率先實現連續三年穩定達標。但粵港澳大灣區大氣PM2.5年均濃度與國際上其他三大灣區相比還有差距,需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大氣污染聯防聯治協調機制。”蔡冠深坦言。

  蔡冠深在書面提案中建議,由地方政府、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牽頭,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和監管方面的職能優勢,環科院在理論支撐和技術研發創新方面的優勢、粵港澳大灣區在經濟發展、高端人才和國際交流的優勢,以及企業家聯盟在金融資本支持和對外合作方面的優勢,共同推進大灣區的生態環境治理。同時在治理海洋污染方面,需要由廣東省、香港、澳門三地政府建立協調機構,統籌協調各城市任務分工,進行頂層設計,統籌以海定陸,標本兼治,根治大灣區海洋污染。

  他建議,具體措施包括由三地政府聯手建立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生態環境保護聯席會議制度,及早編制大灣區環境保護總體規劃,堅持區域統籌、流域統籌、陸海統籌,形成責任到人的區域環境管理新模式。依托國家重大科研項目,鼓勵企業家參與投資,共同推動在大灣區實現生態科技成果轉化。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市場經濟、技術研發、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方面的優勢,發展技術密集、資金密集的先進環保產業。加快環保產業與新一代信息技術、先進制造技術深度融合,提升主要污染物監測及防治等一批關鍵治理技術,加快形成成套裝備、核心零部件及配套材料本地化生產能力,促進科技環保產業發展。發展以綠色金融、環保產品展示和交易為主體的環保服務業,推廣合同環境服務,支持開展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和環境綜合治理托管服務。抓住“一帶一路”契機,完善環保產業海外引資、投資的相關規則、標準、交易模式和優惠政策,推動灣區環保產業走出去。

  “區域內香港、廣州和深圳等大灣區核心城市科技創新基礎較好,但生態環保科研力量分散,整合程度不高,更缺乏依托國家重大科技項目機制下的核心成果轉化和落地。因此各級單位和部門之間需要聯動和合作機制,大灣區環境污染才能真正得到系統化治理,才能真正成為宜居宜業宜居宜游的優質生活圈。”蔡冠深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建議加強滇港深度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要打造“一帶一路”建設重要支撐區。因此,蔡冠深委員還向大會提交了《加強滇港深度合作,助推中國(云南)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提案。談起這份提案,蔡冠深表示,香港和云南各具獨特優勢,如果雙方能夠立足云南作為我國面向南亞東南亞輻射中心的定位,充分發揮香港的技術、人才、融資等優勢,有利于共同應對貿易摩擦風險,增進我國與周邊國家政治經貿互信,構建命運共同體示范區。

  蔡冠深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這份提案時指出,香港具有國際金融、航運、商貿中心地位,更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城市,同時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而云南作為中國西南連接“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與緬甸、老撾和越南接壤。近年來,云南積極參與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建設,推動瀾湄機制,在國家開放格局中作用日益凸顯。

  其提案中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香港在云南投資項目1,877個,實際到資約123.99億美元。香港也是云南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然而云南迄今僅有5家企業在港上市。且2018年同云南發生結算的63個國家(地區)中,云南與香港的結算量遠遠排在與緬甸之后,反映出滇港金融合作停留在初步階段。蔡冠深認為,香港作為與倫敦、紐約齊名的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大批來自東盟以及南亞,尤其是印度的企業和金融機構,人脈豐沛,淵源深厚,可與云南攜手南向拓展。

  他還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國際政治經貿形勢正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對外交往。國家發改委日前印發《關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設面向南亞東南亞輻射中心的政策措施》,全力推動跨境經濟合作區創新發展,既促進自由貿易,也因應了西南地區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時代要求。

  因此蔡冠深建議,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香港中華總商會等商協會作用,及時宣介云南區位、資源及后發優勢,鼓勵長三角、珠三角港企及民企積極投資云南,實現雙贏。同時發揮香港商企界在海外的影響力,以及云南-東盟商企合作委員會的橋梁作用,為云南對外溝通提供香港助力。還要設立雙邊機制,深化滇港合作,推動云南與周邊國家經貿合作,構建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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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2018年12月召開的“全國住房和城鄉建設工作會議”,提出要以解決城市新市民住房問題為主要出發點,建立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在人口凈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補齊租賃住房短板。這一方案的提出,透露了租賃行業今后將更加拓寬發展,也凸顯了與日俱增的行業重要性。

  文 王一 

  全國人大代表、58同城CEO姚勁波認為他的兩會建議更有“家園情懷”,因為他需要代表在各地找工作、租房的群體。3月3日,姚勁波向兩會提交三份書面建議,包括“降低用工成本,促進中小企業吸納就業”、“補齊租房市場短板 解決新市民居住需求”、“多措并舉提振生育率”等熱點話題。

  這是姚勁波第二次履職人大代表且針對租賃市場的建議。早在2018年兩會上時,姚勁波就提出了“增加租房有效供給,規范租賃市場健康發展”等建議。姚勁波接連兩年的租賃建議,與現實情況中租賃話題熱度與日俱增不無關系。

  今年,租房群體有了新的定義——“新市民群體”。這意味著,無論是宏觀政策層面抑或社會資本層面,均對租賃群體有著越來越高的關注度。“過去叫‘北漂’或者‘南漂’,他們沒有北京、上海的戶口,但卻在工作地繳納社保和個稅,也是經濟增長中重要的推動力,但是他們卻沒辦法與本市戶籍人口一起享受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等福利。另外,目前公積金的制度也沒有辦法很好的照顧這個群體,每個月可提取的租房公積金額度遠低于北京市場的房租水平。”姚勁波說。

  降低門檻 放寬限制

  2018年12月召開的“全國住房和城鄉建設工作會議”,提出要以解決城市新市民住房問題為主要出發點,建立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在人口凈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補齊租賃住房短板。這一方案的提出,透露了租賃行業今后將更加拓寬發展,也凸顯了與日俱增的行業重要性。

  進城農民工以及應屆畢業生是當前城市新市民主要組成部分。姚勁波在兩會書面建議中提到,根據國家統計局和教育部公布的材料顯示,2017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8億人,全國高校畢業生在2017年、2018年分別達795萬和820萬,兩個群體合量近3億人口。群體規模龐大、分布廣泛、流動性強,且經濟基礎相對薄弱,這些因素決定了新市民群體的租房需求相比買房更加迫切。據58同城、安居客于2018年12月26日發布的《2018年中國住房租賃報告》,流動人口及高校畢業生為當前住房租賃市場主要需求群體,租金在2000元/月以下的剛性租賃需求占市場主導地位,滬京深三地租賃房源供應量居全國前三名。

  租賃市場亟待發展完善。為了滿足租賃市場發展的需求,政府繼2015年推出《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指導意見》后,又相繼推出系列文件。2018年12月則更是提出了“租購并舉”住房制度,來推動我國租賃市場加速發展。然而,由于法規不完善,監管不到位等原因,目前房屋租賃行業中仍存在一些短板,例如租賃合同不規范、租賃市場混亂等,而在租賃政策上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

  “近年來,市場化租賃市場價格呈現增長趨勢。前兩天與校招生聊天,他們幾乎花了近半工資用在房租上,90后、00后他們愿意為高品質的租賃服務支付很高的溢價,但同時也注意到,在一些熱點地區、熱點城市,好的租賃住房供應是不足的。這個不足是由兩方面造成:一方面,許多投資性房屋沒有流向租賃市場,從而導致空置。所以,可以針對空置房屋征收更高稅率,鼓勵房源多流向租賃市場,在一定程度上平抑房價;另外,放開農村集體土地直接進入租賃市場,有的城市已經這么做了,希望更多在大中城市開放,也有助于平抑租賃價格。”姚勁波表示。

  姚勁波還在建議中指出,保障性住房申請門檻高和公積金提取不便捷等問題,為新市民在城市的“落腳”產生了較大阻礙,不利于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而這也正是此次兩會姚勁波提出租賃建議的主要原因。

  在書面建議中,姚勁波針對“保障性住房申請門檻高”的問題,提出了可以采取“取消保障性住房的戶籍要求,放寬申請限制”的措施。通過打破戶籍制度,將社保繳納或個人所得稅征收時長作為申請依據,放寬保障性住房在年齡、可支配收入等方面的限制,使住房福利政策更全面惠及新市民群體,滿足新市民的住房需求。而針對“公積金提取不便捷”的問題,姚勁波建議,“實施靈活的公積金存取政策,充分滿足租房需求”。在大中型城市加強公積金的租房提取功能,使住房公積金適當向租房傾斜。針對一些大中城市公積金每月提取額度遠低于當地房租平均水平的情況,姚勁波表示,可以適度降低租房提取門檻,靈活提高租房公積金的提取金額上限,使公積金制度在租房領域發揮更大效用。同時,簡化公積金提取流程,如在辦理過程中不再要求提交租房發票等材料,增加線上辦理功能。

  58同城優化租賃服務 助力市場發展

  作為依托互聯網技術,為租客、房東之間建立信息連接服務的生活信息服務平臺,58同城一直十分關注租賃市場的發展趨勢。擔任58同城的CEO姚勁波表示,58同城近年來一直在嘗試使用互聯網前沿技術賦能租房服務平臺,為解決租賃市場不規范、租賃質量差等租賃短板問題獻力。

  據了解,2018年初,58同城將租房升級為一級業務部門,集中資源發揮互聯網公司的科技實力及優勢。2018年7月,58同城在38個城市正式上線了“直播看房”。租客可以通過直播直接準確地觀看房屋裝修情況、使用情況等,還可以通過在線評論功能與房東互動,深入了解房源細節。

  “直播看房”為租賃房屋帶來了新的體驗。一方面,租客可以足不出戶獲取到租房的信息,節省了選房的時間;另一方面,房東也可以通過直播視頻,讓更多的潛在租客了解房源,避免因線下看房耗費多余時間,從而降低了房東成本,同時也提高了房源匹配的效率。

  除了提供新形式的看房形式,58同城還為看房之后的“簽合同”這一環節提供了新模式——“在線簽合同”功能。通過為房東和租客提供標準合同模板,從而避免了在合同上出現不規范條文。這一新功能有效地保護了租賃雙方的合法權益,為改善租賃市場混亂的現象,維護良好的交易秩序提供了新的改善思路。

  姚勁波還表示,作為租賃信息的服務平臺,近年來58同城更加注重提升服務質量。通過不斷完善用戶保障體系,保障用戶權益,以此提高用戶體驗。例如,58同城和安居客聯手推出了“58房產服務‘神奇分’”,為用戶提供針對130多萬經紀人全方位服務質量評價,幫助用戶更好地選擇優質可靠的房產經紀人,為用戶打造完善的房產信息服務平臺。

  “58同城這些年一直非常關注租賃市場的發展趨勢,58安居客房產研究院定期也有很多租賃市場報告產出。在今年初發布的《2018年中國住房租賃報告》中也有這樣一組統計數據,布局長租公寓市場的房企已經有6家,在2020年會覆蓋近200萬間長租公寓。可以預見,隨著90后進入租房市場、80后租房者傾向追求高品質租房生活,越來越多的大型機構布局租房市場,未來長租市場會逐漸向高品質、管理規范化、運營規模化方向發展,這對于整個住房長效機制建設,是非常利好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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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營商環境改善如何“出硬招”?

  剛剛結束的地方兩會,營商環境的比拼成為重中之重。而在全國兩會中,改善營商環境也成為一個高頻詞。

  營商環境的改善,并不僅僅只意味著政策的推出,更重要的是如何讓政策落地,服務到需要服務的企業。尤其是在經濟壓力加大的背景下,營商環境的改善是“硬通貨”,將會聚集更多的企業,產生更大的生產力。

  導讀

  全國工商聯《關于降低制造業企業產品進超市、入網絡渠道成本的提案》提出,建議放緩企業最低工資提高標準,逐漸降低企業在“五險一金”等方面的負擔比例,減緩企業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

  如何改善營商環境,提升實體經濟發展?

  全國兩會期間,多個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的提案中,有不少涉及制度改革、降低稅費和多個環節成本、放松行業管制等。

  比如,民盟中央《關于完善和優化執轉破制度,打通維護良好營商環境新路徑的提案》,民進中央《關于進一步推動通用航空業發展的提案》,全國工商聯《關于降低制造業企業產品進超市、入網絡渠道成本的提案》等。

  這些提案,均著眼于促進營商環境改善。以通用航空為例,中國民航大學臨空經濟研究所所長曹允春指出,低空加快放開后,可以促進通航進場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配套服務保障設施建設。“地方對于機場建設積極性很高,低空放開管制后,能促進當地航空消費的發展。”

  多方面改善營商環境

  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如何提升營商環境,助推實體經濟發展,成為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提案關注的重點。

  其中,民盟中央《關于完善和優化執轉破制度,打通維護良好營商環境新路徑的提案》指出,執轉破制度(執行案件移送破產審查制度)是斬斷“僵尸企業”亂麻的快刀,有利于解放占用資金、盤活市場資本,對優化營商環境有著立竿見影的效果。建議完善執轉破的啟動機制,完善廣泛適用執轉破程序的基礎等。

  全國工商聯《關于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提案》提出,要建立財政為中小微企業融資補償獎勵機制,用于對銀行或者有關金融機構為中小微企業貸款等融資行為提供風險擔保和補償、獎勵。

  調研顯示,對企業當前融資狀況,高達66.8%的企業表示維持原狀,15.5%的企業表示進一步惡化;對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政策措施的落實效果,超六成(62.6%)企業認為一般,17.8%的企業甚至認為沒有效果。

  除了制度改革及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發現,今年民主黨派對于降低稅費的提案比較多。

  比如民盟中央《關于推進柴油消費稅減稅改革,降低實體經濟運輸成本的提案》指出,建議完善成品油消費稅制,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原因是,現行成品油消費稅制改革滯后,稅負高造成實體經濟物流運輸成本高,很大程度阻礙了經濟的發展。

  全國工商聯《關于降低制造業企業產品進超市、入網絡渠道成本的提案》提出,建議放緩企業最低工資提高標準,逐漸降低企業在“五險一金”等方面的負擔比例,減緩企業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另一方面,降低制造業企業的稅費負擔,研究增值稅留抵退稅的制度化、長效化機制,開展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清零”政策。

  武漢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向運華指出, 總體來說,在目前經濟形勢下,盡可能降低負擔,可以增強競爭力、提升積極性。“當然降負的空間,也要考慮財政獲取收入提升公共服務能力的需要。”

  據悉,很多企業不只是生產環節成本高,員工工資和社保成本高,銷售渠道環節成本也很高。

  《關于降低制造業企業產品進超市、入網絡渠道成本的提案》指出,以某化妝品企業為例,從終端投入費比、合同費比率(直銷),扣率(經銷)等指標來看,進商超、網店渠道成本一直呈上升趨勢。具體來看,從2003年到2017年,直營KA終端投入費比增長幅度達到76%;合同費比增長幅度達到15%;銷售人員薪酬翻了一番還多。

  建議多行業放松管制

  除了優化制度、降低成本之外,今年很多提案也關注行業放松管制、打破壟斷。

  民進中央《關于進一步推動通用航空業發展的提案》建議,民航局制定相應政策解決機場拒絕接受通用飛機的問題,開辟通航專用航線,建議民航局協調相關方開辟通航專用航線,避開軍民航限制區域,有效縮短通航作業的轉場時間。

  據了解,美國有2萬多個通用機場,中國只有幾百個,美國有數萬架通用飛機,中國這方面還是零頭。《國務院關于促進民航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到2020年,通航產業要實現規模化發展,飛行總量達200萬小時。但截至2017年,全國通航飛行僅有83.75萬小時,距離目標仍有較大差距。

  曹允春指出,低空空域開放等方面的限制,導致通航業發展經營成本居高不下。各地建設通用機場很容易,這本來可促進投資和消費的發展。“難點在于建成以后通航機場整體的運營,通航公司出于運營成本高、盈利渠道有限、成本和回報不對等、政策不確定因素大等方面的考慮,不愿意投資。”

  此外,全國工商聯《關于促進民營加油站健康發展的提案》指出,建議加快解決加油站遷建土地問題。指定具體牽頭部門制定加油站遷建時間表,組織相關職能部門召開協調會及時解決問題,縮短審批時間,盡快落實加油站用地,切實為企業服務。

  此前,因歷史遺留原因,部分加油站未取得建設用地手續而“三證不全”。

  原因是,絕大部分的民營加油站建設時間為上世紀70-80年代中后期,其時管理部門以及審批流程尚不明確和完善,集體土地、租賃土地、宅基地、工業用地均可作為加油站用地。自2004年7月1日起,國土部門規定加油站建設用地劃為商服用地,必須經過公開招拍掛程序方能取得建設用地使用權手續。民營加企業根本不具備通過招拍掛用上千萬資金競爭拿地的能力,無力完善其土地手續,造成部分民營加油站“三證不全”。

  而民進中央《關于推進我國養老事業良性健康發展的提案》提出,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進一步推進養老服務業“放管服”改革,鼓勵采取特許經營、政府購買服務、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等方式支持社會力量興辦養老服務機構。

  據了解,養老行業投資對很多企業進入需要土地成本,這限制了民企進入。有些進入后因為成本高,導致價格高,最后難以為繼。據全國老齡委2015年抽樣調查,近三分之一的養老服務機構因為缺乏有效需求的支撐出現運營困難。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李曙光認為,還是要創造好的環境,加快簡政放權的步伐,管該管的領域,不該管的就要放開,讓市場發揮根本性作用。

  他指出,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需要創造良好的公平環境。“很多地方主要在于產業政策太過簡單化,產業政策應當精細化、更有針對性,要鼓勵那些真正能做大做強、有競爭力的企業。但同時也要盡量減少產業政策,因為很多時候它是有害無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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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董事長俞敏洪也于近日向全國兩會提交了一份《關于多部門統籌保障適齡殘障兒童平等享受義務教育的建議》,從殘障兒童入學登記、入學評估、特殊教育師資等資源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建議。

  教育部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共有特殊教育在校生66.59萬人。今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推進適齡殘疾兒童少年教育全覆蓋,全面推進融合教育”,需要多部門協同解決的特殊兒童入學保障問題,等來了頂層設計的支持。

  完善特殊兒童入學前登記

  心智障礙兒童并不等于殘疾兒童,他們與盲聾、肢體殘疾兒童不同,大多為自閉癥、智力發育遲緩、唐氏綜合征兒童。因為支持需求較高,他們的入學也面臨更多障礙。

  對這類人群,我國2007年簽署的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中明確倡導融合教育,即與正常兒童在普通學校內共同接受基礎教育。

  家長聯盟2017年調研了全國9484個6-15歲特殊兒童的家長,其中83%的家長希望孩子能夠接受普通學校的教育。但實踐中,個別特殊兒童接受教育的道路卻并不十分理想。

  俞敏洪的提案指出,一些殘障兒童入學登記數據不完整,事前登記未落實到位,事后跟進缺乏保障。

  《報告》也指出,如果一名特殊兒童發生被學校拒絕、入學后未能辦理學籍就被退學等情況,只要孩子沒有進入學籍系統,教育部門就無法直接獲知孩子失學的情況。

  2017年修訂通過的《殘疾人教育條例》和2017年教育部辦公廳和中國殘聯辦公廳《關于做好特殊兒童少年義務教育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已明確提出,要進行適齡特殊兒童少年的入學前登記。

  這需要多部門協同解決。俞敏洪的提案建議,不應僅以持殘疾證兒童為對象進行入學情況核查,各地教育部門和衛生計生部門協同建立“特殊兒童信息系統”,每年通過這個系統進行入學登記和入學核查。

  上海、廣州等地走在了前面。上海市2010年就建成了“上海市特殊教育信息通報系統”,包括教育、衛生、殘聯三個部門的子系統。廣州市也正在嘗試以幼兒園信息管理系統為基礎建立特殊兒童少年信息共享平臺。

  多部門協同保障

  《報告》認為,一些地方特教資源教師的配備不足,是學校接收特殊兒童的最大掣肘。

  資源教室和資源教師是普通學校教育特殊兒童最重要的配套保障。比如當特殊兒童上課期間發生情緒、影響他人時,就需要把他“抽離”出來,去資源教室單獨輔導。此外,資源教師還需要具備從社交、情緒、認知等方面評估孩子,制定長短期學習目標等能力。

  但調研發現,目前普通學校的上述資源不足,有的學校只有兼職的資源老師。

  《報告》發現,資源教師缺乏的根本原因是沒有獨立的編制。俞敏洪的提案建議,由各省份編制部門在現有普通學校教師編制之外,為普通學校設置單獨的特殊教師(資源教師)編制。

  俞敏洪還建議,由各區縣編制部門、財政部門、人社部門及教育部門,落實有5個以上(含5個)隨班就讀孩子的普通學校必須配備至少一名專職特教資源老師;不足5個隨班就讀孩子的普通學校必須配備一名兼職特教資源老師。

  目前,北京、廣州已較為詳細地提出在教師總編制內統籌解決特教資源教師編制問題。浙江省一些城市提出在教師總編制之外“可增配”特教資源教師。

  不管是入學登記、評估還是學校配套保障,都需要多部門協同解決。“融合教育不是教育部門一家的事情,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有利于從輔具、無障礙設施、康復、醫療等領域協調推進融合教育的發展。”厲才茂告訴記者。

  “教育部門應該來牽頭推進融合教育,但也需要財政、人社、民政、殘聯等部門共同參與,形成一個緊密、完善的治理體系,就好像心智障礙兒童一樣,他們本身就是整個社會必須接納的一種多元的生命。”心智障礙者家長組織聯盟理事長戴榕告訴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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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3月3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開幕,全國政協委員、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帶來了八份提案參會。這些提案主要關注民營企業發展、鄉村振興、金融科技和打好三大攻堅戰等方面。

  作為從1993年就開始參與全國兩會的民營企業家,劉永好在3月3日的媒體溝通會上表示,自己的身份“首先是民營企業家,這是我的根本,第二我是農民朋友的朋友”。對民營企業和三農話題的關注,成為他一直以來的重心。

  “回憶過去37年來新希望走過的路,可以說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就沒有我們新希望集團,也沒有中國的民營企業,”他說,“中國的民營企業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受益者、參與者和推動者,為國家做出了重大貢獻。”

  今年全國兩會,劉永好帶來了兩份與民營企業有關的提案。一份是《關于試點放開原材料進口資質 促進民營加工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建議》;一份是《關于優化增值稅、釋放稅制紅利 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的提案》。

  劉永好的提案聚焦民營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的營商環境問題,希望能夠打造一個對民營企業更加平等的市場競爭環境。

  放開原材料進口

  在兩份提案中,引起市場關注較大的是《關于試點放開原材料進口資質 促進民營加工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建議》。該提案直指民營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遇到的進口資質限制問題。

  在3月3日晚間的發布會上,劉永好就這一提案回答了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提出的問題,他告訴記者,作為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的重要環節,一部分原材料的進口配額申領條件和分配原則,有待進一步改進和放開。

  比如在工業原料領域,氯化鉀是生產化肥和化工產品的主要原料,當前國產氯化鉀資源嚴重匱乏,用于高端精細化工生產的優質氯化鉀主要依賴進口。經過多年努力,我國部分優秀民營企業已具備了相應生產能力,為高端精細化工產業所需的重要原料實現國產化做出了積極貢獻。

  但長期以來,我國對氯化鉀進口實施國營貿易管理,主要由少數國企統一進口,外資企業則直接擁有自主進口資質。國內民營企業必須通過中間商采購原料,且采購價格較直接進口高約200-500元/噸,極大加重了企業負擔。而外資企業利用自主進口優勢,不斷占領國內市場,擠壓民營企業生存空間。

  而在農業領域,民營企業在飼料行業已占據絕大部分市場份額。隨著近年我國糧食收儲制度的逐步改革,在進口飼料糧的配額制度方面,特別是作為飼料糧的玉米配額,也應當探索和制定更有利于公平競爭的分配制度。

  實際上,目前我國屬于進口國營貿易管理的貨物包括糧食(含小麥、玉米、大米)、棉花、食糖、原油、成品油、化肥等。進口上述貨物需取得進口國營貿易資格。

  很長時間以來,上述產品相關的民營企業就一直在呼吁放開進口權的限制,但除了原油進口權有了一定放開以外,其他進口資質基本都掌握在國企手里。“其實可以看到,相關資質的放開在近幾年有了進步,但是我希望,未來可以逐步做到一視同仁,不管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國有企業都是根據市場競爭的原則。”劉永好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他建議,在國家進出口政策框架內保證市場公平的基本原則,進口配額應向直接使用原料的加工企業傾斜。以各企業的實際產量和需求決定配額分配的比例,不再根據企業的國有或民營屬性來分配,從而引導行業更加公平有序競爭、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同時,為實現行業的規范、有序和健康發展,建議在放開對進口原材料的配額管制的同時,實施嚴格的用途管制。政府主管部門可以采用有效的現代技術手段對進口原材料進行溯源管理,為提高監管效率,還可考慮選擇適當時機將具體監管權下放至省級商務主管部門。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李春頂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這一提案是“一個非常好的建議”。不僅關乎民營企業國民待遇平等化,也涉及鄉村振興,和農業對外開放。

  他認為,擴大農業原材料進口正當其時。“首先可以降低民營企業的成本,其次有助于降低商品的價格,最后,有助于激發市場活力,給予農業民營企業公平競爭的機會和進一步擴大發展的空間。”他說。

  釋放稅制紅利

  劉永好的另一份提案,關注優化增值稅、釋放稅制紅利的話題。

  隨著“營改增”持續全面深化,減少了對大多數行業的重復征稅,尤其是通過簡并和調整增值稅稅率,有效降低了市場主體的實際負擔,在供給側激發了企業創新和擴大投資的積極性。

  在2018年,增值稅又首次實現了大范圍留抵退稅,為大量企業緩解了資金壓力。但劉永好發現,增值稅在進項留抵退稅、擴大抵扣范圍等兩方面還可以進一步優化。

  首先,2018年6月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出臺了《關于2018年退還部分行業增值稅留抵稅額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8]70號),將留抵退稅范圍從之前極個別行業擴大至裝備制造等先進制造業、研發等現代服務業以及電網企業。然而,農產品加工行業目前尚未包括在留抵退稅范圍內。

  其次,“營改增”后增值稅抵扣鏈條基本貫通,但目前企業普遍存在的貸款利息中包含的增值稅不得進項抵扣,造成重復征稅,增加了企業和終端消費者的負擔。

  因此,他建議將農產品加工行業納入增值稅留抵稅額退還行業范圍內。同時,將農產品收購發票或者銷售發票納入留抵退還的憑證范圍,促進農產品加工行業的良性發展。

  “其中,對于歷史累積的留抵稅額,可以分多次退還;對于未來產生的留抵稅額,可以采取靈活的做法,允許納稅人自行選擇退稅或是留抵。”他說。

  其次,將貸款利息支出納入增值稅的進項抵扣范圍,打通金融業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增值稅抵扣鏈,改善實體經濟發展中遇到的稅費負擔偏重、融資成本偏高的問題,從而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激發行業活力。

  “考慮到財政可承受的壓力,可先在部分行業或部分地區中試點利息支出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予以抵扣,后續逐步向全行業全國范圍全面推開。”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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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3月3日,榮耀總裁趙明在出席上海五角場榮耀高級體驗店活動后,接受媒體采訪時預言,2019年的手機市場是“疾風知勁草”的一年。“今年是‘疾風知勁草’的一年,在巨大的壓力下,會讓很多公司把底線、底牌露出來,底牌是最終實力,底線是公司核心理念。當巨大壓力來襲的時候,可以看到不同手機品牌最真實的表現。”

  在談到行業競爭時,趙明認為,行業競爭要基于理性和正常,比如說產品競爭、技術競爭。從整個市場戰略和全球的競爭來說,“我們要有廣闊的視野,很多營銷的語言要克制一點。”

  以前中國品牌都是跟著蘋果跑,現在蘋果跑不動了,趙明表示,現在中國品牌要挺身而出。“你看手機品牌在前幾位的,已經有四、五個是中國品牌,我們對世界的貢獻是存在的。我們以前是享受了產業鏈的紅利,今天到了我們做貢獻的時候了。”

  他認為,中國品牌要回歸競爭的最基本面,“我感覺原來太注重營銷了。在核心的技術積累上要加大投入。”

  在談到戰略目標時,趙明直言,“我們在互聯網手機排名不可能更好了,因為已經第一了。階段性的目標達成,我們就開始思考和構建榮耀的全新全球化戰略。2017年年底,我們宣布了榮耀全新的全球市場戰略,2018年是我們推進新的全球戰略第一年。”

  趙明向《證券日報》記者透露了榮耀在俄羅斯市場的最新數據,稱今年1月份榮耀在俄羅斯市場已經是份額第一的品牌。在俄羅斯布局4年就走到了第一的位置,趙明坦言“沒想到”。“榮耀一旦決定新的定位,就不會再與單一固定的對手糾纏,我們的對手是全球化的對手。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還是要用更大的格局來看待市場競爭。榮耀未來三年的戰略是全球TOP5,五年的目標是全球TOP3,我們要有更大的胸懷容納更多的東西。”

  2018年是榮耀推進全球戰略的第一年,海外市場同比增長了170%,趙明預計,今年基本上還能夠維持同比100%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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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近期,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發了金融業內的廣泛關注,也成為全國兩會期間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大家就如何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防范金融風險和完善金融服務等內容建言獻策。

  全國政協委員、原中國保監會副主席周延禮表示,2019年是金融工作的改革之年,面臨的困難壓力較大,要通過做好各項金融監管工作,保障金融行業和整個經濟平穩健康運行,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水平。

  全國政協委員、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金鵬輝也在3月4日政協經濟界別小組討論時表示,目前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任務非常艱巨,有必要進一步完善金融機構風險處置機制。他建議在已有存款保險條例的基礎上,推動存款保險立法,更加強調做好存款保險機構的作用。他還建議建立集中統一的動產擔保登記,以優化民企營商環境,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壽保險集團董事長王濱進一步指出,推動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要從四方面著手:一是金融機構要進一步創新服務實體經濟的方式和途徑,要在強化服務功能、找準服務重點上下功夫,聚焦國家重點發展戰略,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發揮銀行各類金融機構的積極性、創造性,鼓勵推動金融機構聯動,充分發揮金融科技作用,開發有針對性的產品和服務,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與效率。

  二是實體經濟要推進主業的高質量發展。“金融企業不能脫實向虛、實體企業本身更不能脫實向虛,要聚焦主業,不斷提高主業發展質量、競爭能力,這樣才能吸引金融資源的支持,實現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

  三是要給予金融機構一定政策激勵。針對實體經濟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情況,分門別類制定服務措施。譬如對支持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國家重點企業時出現虧損,可以給予一定的稅收返還等財政支持措施,對保險資金投資國家重點企業的股權,可以放松監管政策的股權比例限制。

  四是加快完善社會信用體系,要進一步加大社會信息信用平臺的建設力度。

  全國政協委員、中財辦原副主任楊偉民3月4日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要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楊偉民指出,金融體系本身也要調整,目前大型金融機構貸款占比較高,應該重點發展服務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的金融機構。

  全國政協委員、光大集團董事長李曉鵬則認為,在通過風險規避、產品創新等方式做好普惠金融業務的同時,也要通過金融機構改革,更好地發揮正規金融控股集團在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的作用。金控公司管理辦法推出后,只要構建的金融制度框架和監管政策到位,這些金融機構就可以提供類似金融百貨公司的多元化金融服務與產品,滿足消費者的多元化需求。

  李曉鵬說,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向金融機構賦能,適當改變目前過于單一的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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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黨和國家領導人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昨日分別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委員并參加分組討論,同大家共商國是。

  李克強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民建、工商聯界委員聯組會時指出,頂住經濟下行壓力要靠更大激發市場活力。面對經濟下行壓力,一種辦法是放寬貨幣政策,用更強的財政刺激政策,這樣做短期見效快,但長期的副作用不可忽視。我們沒有走這條“老路”,堅決不搞“大水漫灌”,而是在創新宏觀調控方式的基礎上,通過更大力度簡政減稅降費,讓市場主體特別是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有切實獲得感,充分激發億萬市場主體的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同時,進一步壓減政府一般性支出,為企業減稅騰出更大空間。

  李克強指出,人民群眾創造的市場主體具有蓬勃的活力。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政府服務必須圍著市場主體和人民群眾轉,打造一流的利企便民營商環境。下一步我們會加快步伐,優化營商環境,特別要加強公平公正監管,為各類市場主體營造一視同仁的市場發展環境。

  李克強指出,有人擔心民營企業政策是不是有變?我在這里重申:沒有變,也不可能變!李克強說,我國民營企業數量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6500萬戶,在全國1億多市場主體中,9000多萬都屬于民營經濟,怎么可能變呢?民營企業不僅是我國發展的生力軍,更是吸納就業的主力軍,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請大家務必堅定信心,我們會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一視同仁對待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業,一視同仁對待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進而為民營企業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

  據中國政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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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當前,我國中小企業數量已達四千余萬家,據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發布的信息,國內中小企業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崗位,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生力軍。但從近期中小企業的表現來看,其景氣程度不及預期,招工難、技術人才短缺、用工成本居高不下等問題,導致中小企業吸納就業能力降低的主要原因。

  中小企業的發展歷來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相關扶持政策也密集出臺,特別是新修訂的《中小企業促進法》在2018年落地實施,支持中小企業創業創新,不斷培育新增量、新動能,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建議政府加大援企穩崗力度,增強對中小企業廣納良才的支持,以保持經濟穩定運行,防范重大社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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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正加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作為融合的產物和載體,產業互聯網將帶來哪些變革,又將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怎樣的機遇?

  記者日前就相關話題專訪了全國人大代表、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

  產業互聯網是未來全新的大領域

  今年全國兩會,馬化騰代表帶來一份關于“加快發展產業互聯網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建議。

  他認為,過去這些年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興起,給人們的出行、購物、社交等帶來了極大便利,也使不少企業成長壯大,為中國經濟增添了發展活力。

  騰訊是個縮影。從騰訊成立至今,中國網民數量從幾百萬人增長至超8億人,騰訊公司也從幾百K文件大小的OICQ產品起步,成長為市值幾萬億元的大型企業。

  “今天我們面臨一個新問題,即從消費互聯網到產業互聯網的轉變。”馬化騰說,互聯網正在從提供資訊、搜索、電商、購物、社交等服務,逐漸轉變到與各行各業深度融合。

  馬化騰認為,產業互聯網是未來全新的大領域,有很多想像空間。互聯網將全面滲透到產業價值鏈,并對其生產、交易、融資、流通等環節進行改造升級,可以形成極其豐富的全新場景,極大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產業互聯網將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歷史機遇和技術條件,對實體經濟產生全方位、深層次、革命性的影響。”馬化騰說,在此過程中,互聯網公司要作為實體產業的“數字化助手”,幫助實體產業在各自的賽道上成長為世界冠軍。

  各行業探索產業互聯網實踐

  事實上,產業互聯網雖然是個比較新穎的概念,但已經有不少工業企業、互聯網企業在探索與此相關的實踐,做出了不少創新。

  比如,互聯網和工業結合領域,海爾打造的“互聯工廠”已經實現大規模生產定制產品;互聯網和汽車產業結合,讓汽車可以自動泊位等;騰訊人工智能結合醫療行業開發的騰訊覓影,已累計服務超百萬名患者。

  為適應產業互聯網發展需要,騰訊還積極調整自身。2018年9月,騰訊宣布調整內部架構,新成立云與智慧產業事業群。“互聯網的下半場屬于產業互聯網,我們將助力產業與消費者形成更具開放性的新型連接生態。”馬化騰說。

  他認為,在加快發展產業互聯網、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互聯網企業應做好連接器、工具箱、生態共建者,為各行各業進入數字世界提供豐富的數字接口、完備的數字工具,并與各行業共建數字生態共同體。

  立足長遠仍需關鍵技術突破

  站在數字化轉型的風口上,產業互聯網的發展還需要多方助力。馬化騰在建議中提出了推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云計算創新發展、推動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等多項建議。

  “夯實產業互聯網的發展基礎,首先要大力推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馬化騰建議,要大力推動高速光纖寬帶網絡跨越發展,加快5G和IPv6(互聯網協議第6版)的全面商用部署,加速產業鏈成熟,加快應用創新等。

  “上云”也是發展產業互聯網的必要前提。馬化騰建議,要促進云計算創新發展,推動企業穩妥有序實施“上云”,鼓勵工業云、金融云、政務云、醫療云、教育云、交通云等各類云平臺加快發展。

  立足長遠,還要多措并舉,切實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他建議,充分發揮科學家和企業家的創新主體作用,進一步推進產學研用一體化等,切實提高我國關鍵核心技術創新能力,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此外,針對如何發展產業互聯網,馬化騰還建議,要做好產業互聯網安全保障,建立多方協同聯動的安全治理機制;堅持開放融通,積極開展國際交流合作,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等。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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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未來幾十年,中國經濟最大的優勢是將在新一輪技術革命里更快速地崛起,最大的挑戰則是如何適應中國的快速崛起。中國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早就不是一句口號,步伐也遠比很多人想象的快得多。

  2015年,中國已超越日本成為亞洲最大的高科技產品出口國,如今國內市值前十大的上市企業里,只剩下中國石油一家屬于傳統行業。中國不僅在科技領域的創新力上和美國并駕齊驅,制造業在產業鏈上的地位也正不斷向上游邁進。移動互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這些技術在中國的應用場景空間最為廣闊,與傳統產業融合的空間巨大,一定會產生一批世界級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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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華大基因是全球掌握核心測序技術屈指可數的企業之一,依托自主創新的工具平臺,華大基因不斷研發基因科技,長期致力于減少出生缺陷,加強腫瘤防控,精準治愈感染,普惠精準醫學。借助政府強大的組織能力,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民生服務模式。在確保高質量檢測標準的前提下,在同等的社會衛生經濟支出下,最大限度地造福更多民眾,讓精準醫學惠及更多家庭。

  在此我向兩會建言,希望國家能夠繼續高度重視自主工具平臺,加大研發投入力度,支持中國民營企業在自主研發的道路上從跟蹤跟隨到引領發展。應發揮政府強大社會組織力量,將先進的基因科技和產業應用普惠到更多百姓中,唯此才能產生新動能并衍生出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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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當下,適時啟動新一輪促進消費措施,加大消費補貼力度,激活農村市場,必將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力。鑒于現階段我國宏觀環境、鄉村收入水平、消費習慣等都有了明顯變化,我建議,相關部門在細化、落地相關政策與舉措時,優化方式,提升實效,讓農村消費者真正受益。在產品方面,進一步增加下鄉產品的多樣性;在推廣層面,充分利用信息化方式優化補貼手段和范圍,提升實施效率;在監管層面,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嚴厲打擊假冒偽劣銷售行為,營造鄉村品質消費良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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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未來由龍頭酒企引領的行業整合、集群發展將成為趨勢,名優白酒的品牌優勢、產區優勢和人才優勢將進一步凸顯。作為中國白酒的領軍品牌,五糧液正結合行業發展新趨勢和自身發展實際,以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持續強化品牌建設、優化產品系列,引領消費升級新趨勢,確保五糧液這塊金字招牌永不褪色。2019年,五糧液集團銷售收入要爭取提前跨越千億臺階;到“十四五”前期,力爭成為世界500強企業,努力打造健康、創新、領先的世界一流酒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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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糧液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李曙光.jpg
03月05日

  隨著近年來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已經開始向著體育強國的目標邁進,而想要建設體育強國,就要讓體育走進千家萬戶、走進大家的生活。

  作為專業的體育用品品牌,李寧一直倡導體育為基礎的生活方式。除專業的體育裝備,我們也致力于李寧體育園的建設,希望借此著力打造李寧式的體驗價值和體育精神,讓更多的人能認識、了解和熱愛體育,讓大家體驗積極、健康、時尚的生活方式,讓國人感受運動帶來的快樂。

  用體育強大的精神力量,追逐中國夢想,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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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過去十年間,中國數字技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中國各行業的數字化程度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逐步縮小。隨著數字化的推進,中國經濟將變得更具活力,數字技術也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經濟增長引擎的轉換對科技企業來說就意味著產業機會。由于自身業績提振,聯想對市場和經濟發展一直持積極樂觀態度。2019年聯想將持續推進智能化變革,通過布局智能物聯網、智能云基礎設施和智能垂直行業解決方案,成為智能變革時代的引領者和賦能者,打造出具有核心競爭力的、能夠賦能各行各業的、人工智能全球化企業,成為人工智能“雁陣群”中的一只“頭雁”,成為中國數字經濟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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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全國政協委員、原證監會主席肖鋼4日上午在全國兩會政協委員駐地接受上證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上市公司民企紓困不能搞“一刀切”,應當進一步制定和完善民企紓困的選擇標準或者規則,對紓困對象企業正確區分、有所選擇。

  肖鋼表示,去年11月以來,各個地方都設立了民企紓困基金,對緩解民營企業,特別是上市民營企業股權質押風險、幫助一些民營企業渡過暫時的難關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對提振民營企業家信心、穩定市場預期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同時也提到,民企紓困過程中,要認真評估公司和公司控制人之間的風險關系,正確區分是民企上市公司出現問題,還是民企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出現問題,不同情況要區分對待,不能搞“一刀切”。

  “例如,有的是上市公司大股東資金鏈出現困境,但上市公司經營仍然正常,對于這種情況,應當考慮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予以救助;對于原先上市公司大股東資金未用于主業,企業經營不善的,就要通過市場機制優勝劣汰。”肖鋼表示。

  他認為,目前部分地方和機構在選擇紓困對象時掌握的尺度不一樣,大部分是根據自己的訴求來選擇的,下一步應當考慮制定和完善民企紓困的選擇標準或者規則。比如可以考慮銷售情況、產品是否有競爭力、技術是否先進等因素。

  此外,就市場十分關注的證券法修法問題,肖鋼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目前證券法已經經過二讀,希望能盡快看到三讀。他提到,證券法修改可能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加大投資者保護力度;二是提高違法違規成本,加大處罰力度;三是在發行、交易等機制改革方面還需要進一步補充,為未來注冊制全面施行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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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租賃市場熱度俱增

  2018年12月召開的“全國住房和城鄉建設工作會議”,提出要以解決城市新市民住房問題為主要出發點,建立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在人口凈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補齊租賃住房短板。這一方案的提出,透露了租賃行業今后將更加拓寬發展,也凸顯了與日俱增的行業重要性。

  文 王一 

  全國人大代表、58同城CEO姚勁波認為他的兩會建議更有“家園情懷”,因為他需要代表在各地找工作、租房的群體。3月3日,姚勁波向兩會提交三份書面建議,包括“降低用工成本,促進中小企業吸納就業”、“補齊租房市場短板 解決新市民居住需求”、“多措并舉提振生育率”等熱點話題。

  這是姚勁波第二次履職人大代表且針對租賃市場的建議。早在2018年兩會上時,姚勁波就提出了“增加租房有效供給,規范租賃市場健康發展”等建議。姚勁波接連兩年的租賃建議,與現實情況中租賃話題熱度與日俱增不無關系。

  今年,租房群體有了新的定義——“新市民群體”。這意味著,無論是宏觀政策層面抑或社會資本層面,均對租賃群體有著越來越高的關注度。“過去叫‘北漂’或者‘南漂’,他們沒有北京、上海的戶口,但卻在工作地繳納社保和個稅,也是經濟增長中重要的推動力,但是他們卻沒辦法與本市戶籍人口一起享受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等福利。另外,目前公積金的制度也沒有辦法很好的照顧這個群體,每個月可提取的租房公積金額度遠低于北京市場的房租水平。”姚勁波說。

  降低門檻 放寬限制

  2018年12月召開的“全國住房和城鄉建設工作會議”,提出要以解決城市新市民住房問題為主要出發點,建立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在人口凈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補齊租賃住房短板。這一方案的提出,透露了租賃行業今后將更加拓寬發展,也凸顯了與日俱增的行業重要性。

  進城農民工以及應屆畢業生是當前城市新市民主要組成部分。姚勁波在兩會書面建議中提到,根據國家統計局和教育部公布的材料顯示,2017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8億人,全國高校畢業生在2017年、2018年分別達795萬和820萬,兩個群體合量近3億人口。群體規模龐大、分布廣泛、流動性強,且經濟基礎相對薄弱,這些因素決定了新市民群體的租房需求相比買房更加迫切。據58同城、安居客于2018年12月26日發布的《2018年中國住房租賃報告》,流動人口及高校畢業生為當前住房租賃市場主要需求群體,租金在2000元/月以下的剛性租賃需求占市場主導地位,滬京深三地租賃房源供應量居全國前三名。

  租賃市場亟待發展完善。為了滿足租賃市場發展的需求,政府繼2015年推出《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指導意見》后,又相繼推出系列文件。2018年12月則更是提出了“租購并舉”住房制度,來推動我國租賃市場加速發展。然而,由于法規不完善,監管不到位等原因,目前房屋租賃行業中仍存在一些短板,例如租賃合同不規范、租賃市場混亂等,而在租賃政策上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

  “近年來,市場化租賃市場價格呈現增長趨勢。前兩天與校招生聊天,他們幾乎花了近半工資用在房租上,90后、00后他們愿意為高品質的租賃服務支付很高的溢價,但同時也注意到,在一些熱點地區、熱點城市,好的租賃住房供應是不足的。這個不足是由兩方面造成:一方面,許多投資性房屋沒有流向租賃市場,從而導致空置。所以,可以針對空置房屋征收更高稅率,鼓勵房源多流向租賃市場,在一定程度上平抑房價;另外,放開農村集體土地直接進入租賃市場,有的城市已經這么做了,希望更多在大中城市開放,也有助于平抑租賃價格。”姚勁波表示。

  姚勁波還在建議中指出,保障性住房申請門檻高和公積金提取不便捷等問題,為新市民在城市的“落腳”產生了較大阻礙,不利于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而這也正是此次兩會姚勁波提出租賃建議的主要原因。

  在書面建議中,姚勁波針對“保障性住房申請門檻高”的問題,提出了可以采取“取消保障性住房的戶籍要求,放寬申請限制”的措施。通過打破戶籍制度,將社保繳納或個人所得稅征收時長作為申請依據,放寬保障性住房在年齡、可支配收入等方面的限制,使住房福利政策更全面惠及新市民群體,滿足新市民的住房需求。而針對“公積金提取不便捷”的問題,姚勁波建議,“實施靈活的公積金存取政策,充分滿足租房需求”。在大中型城市加強公積金的租房提取功能,使住房公積金適當向租房傾斜。針對一些大中城市公積金每月提取額度遠低于當地房租平均水平的情況,姚勁波表示,可以適度降低租房提取門檻,靈活提高租房公積金的提取金額上限,使公積金制度在租房領域發揮更大效用。同時,簡化公積金提取流程,如在辦理過程中不再要求提交租房發票等材料,增加線上辦理功能。

  58同城優化租賃服務 助力市場發展

  作為依托互聯網技術,為租客、房東之間建立信息連接服務的生活信息服務平臺,58同城一直十分關注租賃市場的發展趨勢。擔任58同城的CEO姚勁波表示,58同城近年來一直在嘗試使用互聯網前沿技術賦能租房服務平臺,為解決租賃市場不規范、租賃質量差等租賃短板問題獻力。

  據了解,2018年初,58同城將租房升級為一級業務部門,集中資源發揮互聯網公司的科技實力及優勢。2018年7月,58同城在38個城市正式上線了“直播看房”。租客可以通過直播直接準確地觀看房屋裝修情況、使用情況等,還可以通過在線評論功能與房東互動,深入了解房源細節。

  “直播看房”為租賃房屋帶來了新的體驗。一方面,租客可以足不出戶獲取到租房的信息,節省了選房的時間;另一方面,房東也可以通過直播視頻,讓更多的潛在租客了解房源,避免因線下看房耗費多余時間,從而降低了房東成本,同時也提高了房源匹配的效率。

  除了提供新形式的看房形式,58同城還為看房之后的“簽合同”這一環節提供了新模式——“在線簽合同”功能。通過為房東和租客提供標準合同模板,從而避免了在合同上出現不規范條文。這一新功能有效地保護了租賃雙方的合法權益,為改善租賃市場混亂的現象,維護良好的交易秩序提供了新的改善思路。

  姚勁波還表示,作為租賃信息的服務平臺,近年來58同城更加注重提升服務質量。通過不斷完善用戶保障體系,保障用戶權益,以此提高用戶體驗。例如,58同城和安居客聯手推出了“58房產服務‘神奇分’”,為用戶提供針對130多萬經紀人全方位服務質量評價,幫助用戶更好地選擇優質可靠的房產經紀人,為用戶打造完善的房產信息服務平臺。

  “58同城這些年一直非常關注租賃市場的發展趨勢,58安居客房產研究院定期也有很多租賃市場報告產出。在今年初發布的《2018年中國住房租賃報告》中也有這樣一組統計數據,布局長租公寓市場的房企已經有6家,在2020年會覆蓋近200萬間長租公寓。可以預見,隨著90后進入租房市場、80后租房者傾向追求高品質租房生活,越來越多的大型機構布局租房市場,未來長租市場會逐漸向高品質、管理規范化、運營規模化方向發展,這對于整個住房長效機制建設,是非常利好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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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本報記者 盧常樂 北京報道

  當前,實體經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壓艙石”,實體企業更是當前“穩就業”的重要支撐力量。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如何進一步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優化營商環境成為代表委員關注的熱點。

  事實上,過去的2018年,從中央到地方,皆出臺了各項涉及優化營商環境、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一攬子舉措。

  那么究竟該如何改善營商環境,助力實體經濟發展呢?為此,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

  在采訪中,徐冠巨認為,實體經濟范疇包括生產制造和服務制造,但當前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中所涉及的物流、信息和金融等服務還不夠充分,急需進一步培育構建更精準、更有效率的服務性產業鏈。

  營造重視實體經濟的氛圍

  《21世紀》:你為何一直呼吁關注實體制造業及服務制造的內容?

  徐冠巨:當前從中央到地方,都已經把對制造業的重視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讓堅守實業的企業特別鼓舞和振奮。

  不過在此過程中,服務制造的服務業,也就是生產性服務業還有很多發展不足的地方。一提到服務,都能想到的是服務消費,但對制造的服務,包括物流服務、信息服務、金融服務的重視和培育還存在著一定差距,實際制造業企業的發展都有上下游供應鏈的產業關系,這些價值鏈要素的缺失與不足,就容易造成現在制造業的孤軍奮戰、效益難佳的結果。

  由此,從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的角度來說,當前還需要繼續加強對實體經濟和民營企業的重視,讓企業提升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積極投身國內市場,真正做到“民營企業過去靠活力,未來還要靠釋放活力”的局面。

  《21世紀》:如今從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關注營商環境的改善,該怎么看待政策舉措對民企發展的意義?

  徐冠巨:2018年,民企的發展的確經歷了挑戰。但實際上,從改革開放40年來的發展歷程來看,每一個發展階段總會有其發展的困難和挑戰,民營企業也一直是披荊斬棘走過來的。

  目前,在民營經濟發軔的浙江省,已經出臺了10個方面31項的具體舉措,用來支持民營企業的高質量發展,給民企發展注入了“強心劑”。2018年浙江的民間投資增速達到17.8%,高于全國9.1個百分點,全省民營規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1%,高于全國1.9個百分點。

  因此,盡管2018年壓力很大,但事實證明實體經濟已具備抗風險的能力,2019年挑戰仍然很多,但變化中總蘊藏著機遇,關鍵是專注于如何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21世紀》:目前在優化營商環境方面,還有哪些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徐冠巨:有一種現象值得關注,現在人們總希望企業能夠在幾年時間內成長為“獨角獸”,成為資本青睞的對象,往往造成一邊是幾十年歷史的制造型企業,一邊是迅速凝成的資本高地,二者間形成較大的反差。

  但實際上,從長遠的角度來說,社會可持續發展可能更加需要一家企業幾十年如一日地打磨產品、做精工藝,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具備“工匠精神”。但這并不意味著,制造業企業不需要利用先進技術,反而應該要積極借助新技術,實現有技術的先進制造,才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

  也就是說,社會發展在需要企業“巧干”的同時,更需要社會與資本注重“苦干”與“實干”的精神。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或許會是未來不斷優化營商環境進程中一個更加長期的命題。

  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

  《21世紀》:浙江作為民營經濟發軔的大省,大小民企遍布全省,當前在優化營商環境方面,除了政府之外,企業需要做什么?

  徐冠巨:目前“孤島”是很多制造業企業的真實寫照,具體表現為,一方面企業內部采購、物流、生產和銷售等部門之間的信息無法互通;另一方面企業外部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之間的銜接不夠緊密。

  通過多年的調研結果顯示,當前我國大多數制造業企業,在供應鏈服務體系是非常明顯的一大短板,由此導致企業成本高、效率低、無法聚焦核心競爭力。以企業研發投入為例,中國制造業研發投入占收入的比重僅為1.14%,美國則是4.4%,中國的研發投入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不夠充分,使得企業利潤空間縮小,導致企業研發投入的不足。

  《21世紀》:如何才能夠改善這一不足之處呢?

  徐冠巨:要打破制造業發展的“孤島”,聚焦企業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就需要在聯通實體企業內外部和產業上下游的供應鏈上下功夫,通過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讓民營實體企業實現“抱團取暖”。

  制造業企業的發展都有上下游供應鏈的關系,分為制造和服務制造的兩個關系,建立在一定的社會分工基礎上。尤其是制造業,更需要社會化的、專業化的服務,從實體經濟發展的供應鏈角度來說,生產性服務業的提升是優化營商環境進程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對制造性企業來說,一個完善的生產性服務業不僅包括物流服務,還需要金融服務、信息技術服務等關鍵要素的融合與支撐,才能更好地服務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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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本報記者 周瀟梟 北京報道

  據新華社消息,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看望了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并參加聯組會,聽取意見和建議。

  習近平強調,新時代呼喚著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理論家,文藝創作、學術創新擁有無比廣闊的空間,要堅定文化自信、把握時代脈搏、聆聽時代聲音,堅持與時代同步伐、以人民為中心、以精品奉獻人民、用明德引領風尚。

  十八大以來,每年全國政協大會期間,習近平都會在政協開幕大會之后的第二天、小組審議的第一天,即3月4日參加政協聯組會,聽取意見和建議,并圍繞科技創新、民族工作、兩岸關系、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為“十三五”規劃獻計獻策、多黨合作等問題發表講話,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觀點。

  培根鑄魂的重要工作

  聯組會上,田沁鑫、鄧純東、陳力、王學典、王春法、李大進、馮遠征、李前光等8位委員,圍繞攀登文藝新高峰、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堅持為人民創作、防范和化解意識形態領域風險、發揮博物館作用、加強基層政府法治建設、重視藝術傳承、推進文藝事業守正創新等作了發言。

  習近平在聽取大家發言后發表講話。他表示,來看望全國政協文藝界、社科界的委員,聽取意見和建議,感到非常高興。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在座各位委員,向廣大文化文藝工作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向廣大政協委員,致以誠摯的問候。

  習近平強調,2018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道路上,中共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我國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社會大局保持穩定,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續增強,實現了貫徹落實中共十九大精神開門紅。

  習近平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文化文藝工作、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就屬于培根鑄魂的工作,在黨和國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總書記每年兩會都會參加政協聯組會,這是第一次來社科和文藝界別,對我們來說是極大的榮幸。總書記講話談到了文藝和社科界別的重要性,中央對文藝和社科工作是很重視的。把中國的發展邏輯講好,文藝和社科工作者的使命很重大。”全國政協委員(社科界別委員)、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丁金宏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四點堅持和期待

  習近平強調,要堅持與時代同步伐。希望大家承擔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時代課題,從當代中國的偉大創造中發現創作的主題、捕捉創新的靈感。

  習近平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文學藝術創造、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為誰創作、為誰立言的問題,這是一個根本問題。人民是創作的源頭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創作才能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習近平強調,要堅持以精品奉獻人民。希望大家立足中國現實,植根中國大地,把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和當代中國人精彩生活表現好展示好,把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闡釋好。

  習近平指出,要堅持用明德引領風尚。文化文藝工作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肩負著啟迪思想、陶冶情操、溫潤心靈的重要職責,承擔著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要有信仰、有情懷、有擔當,樹立高遠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國情懷,努力做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有貢獻的藝術家和學問家。

  “不管文藝文化工作者,還是哲學社會工作者,要跟上時代的變化,發出時代的聲音;文藝工作者要深入到現實生活中去,才能有真實感、抓住人心,社科研究者要走出象牙塔、關注現實社會、民眾需求;古今中外大文豪大思想家都不是靠其他身份傳世,而是靠他們的精品力作傳世,所有熱鬧場面都是過眼煙云,不要投機取巧,要把心思放在精品創作上——這些要求和期待跟知識分子的想法是高度契合的,是對我們很大的鼓舞。”丁金宏表示。

  講好中國故事

  習近平強調,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來黨和人民的奮斗實踐,深刻解讀新中國70年歷史性變革中所蘊藏的內在邏輯,講清楚歷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優勢,更好地用中國理論解讀中國實踐,為黨和人民繼續前進提供強大精神激勵。

  全國政協委員、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對總書記講話印象最深刻的是,文藝和社科領域的創作一定要“正本清源、守正創新”。“我理解,吸收外來、不忘本來、展望未來,是我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銘記的一個道理。”

  “當前我國正處于發展變化比較快的階段,這為文藝社科工作者提供了鮮活、現實的素材,需要有更豐富的表達,確實為文藝創作、學術創新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綜合國力的提升、居民收入的增長等,國民在文化精神領域的消費需求漸多。無論是故宮“上元之夜”這類對優質傳統文化的盤活,還是《戰狼2》《流浪地球》等票房大賣背后民族自我認同感的提升等,都反映出新時代下國民心理的新訴求。

  “文藝創作不能只是簡單的娛樂,需要更有內涵、更有藝術表現力。像很火的《流浪地球》,將科幻與愛國主義結合起來,是一個有益的探索。不過,這些作品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還偏弱,中國軟實力需要依靠優質作品,需要繼續努力。”陳少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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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導讀

  王玉玲建議:成立由地方政府獨資或控股的區域政策性專營民營小微企業銀行,銀行資本金可以來源于地方政府出資設立的各類政府投資產業基金或者設立政府性擔保機構所需資金。

  2019年全國兩會已經拉開帷幕。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悉,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銀行武漢分行黨委書記、行長王玉玲帶來了關于成立區域政策性專營民營小微銀行的建議。

  分析現有金融體系在支持民營小微企業上的關鍵性障礙,并借鑒國外金融支持民營小微企業發展的核心思想后,王玉玲建議,建立以“專營化、專項化和專業化”為核心思路的區域政策性專營民營小微企業銀行。

  她同時還建議,采取小范圍試點,逐步推廣的推行方式,協調好與傳統金融體系的對接,最終形成“政策管扶持,市場管競爭”的這種涇渭分明而又內部相通的體系格局。

  關鍵性障礙

  2018年世界經合組織(OECD)中小微企業金融報告顯示,我國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在支持民營小微企業發展的很多指標上,已經優于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但是民營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呼聲仍不絕于耳。王玉玲認為,這表明我國現有金融體系在支持民營小微企業發展上,存在一些關鍵性障礙。

  在建議中,王玉玲對于這些關鍵性障礙進行了系統分析。

  首先在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屬性上,民營小微企業與現有金融體系不對接。現有金融體系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更多偏重于戰術層級,重在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項任務來保障國民經濟平穩運行。以偏重于戰術屬性的金融體系來謀求偏重于戰略屬性的民營小微企業發展,就屬性而言存在一定不相適應之處。

  其次在銀企供需屬性上,民營小微企業金融需求與現有金融體系不對接。具體有三個維度上存在不對接:一是在金融需求的頻次上不對接。民營小微企業金融需求具有“短、小、頻、急”特點,這與現有金融體系普遍要求的宏、微觀審慎經營要求和銀行金融機構運營模式存在差異。二是在金融需求的有效抵押品上存在不對接。三是民營小微企業巨大金融需求和金融體系有限供給存在不對接。

  第三在金融風險屬性上,民營小微企業與現有金融體系風控要求不對接。當前金融體系的考核標準和風控標準,實際上是以大型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為藍本的,從而造成民營小微企業在風控上難以符合現有金融體系的各種要求。在具體運行中主要存在兩大難題:一是民營小微企業風控信息錄入的問題,也就是信息不對稱問題;二是難以對已貸款民營小微企業的風險給予有效的管控,也就是道德風險問題。

  建立區域政策性專營民營小微銀行

  金融支持民營小微企業發展是一項世界性難題,不少國家都在這方面進行了探索,這些探索無疑具有借鑒意義。王玉玲在建議中借鑒了美國、德國、韓國三個國家的經驗。

  其中,美國專項化的小微企業金融支持模式是以社區為基礎的專項化服務。

  其社區銀行經營思路主要有兩條:一是通過與潛在客戶建立聯系來克服信息障礙。美國的社區銀行主要依據與社區成員長期交往所獲取的“軟”信息來發放貸款,如人品、可信度評價、企業收支記錄等。

  二是堅持服務中小企業的定位,服務特定區域,不斷提升服務質量。美國的社區銀行一般不設立分支機構,大多數情況下更不會跨區域經營,即便設立分支機構最多也不會超過10個。

  在分析了關鍵性障礙并借鑒國際經驗之后,王玉玲認為,極有必要建立以“專營化、專項化和專業化”為核心思路的區域政策性專營民營小微企業銀行。

  具體就是,建立區域政策性專營銀行,強調服務的區域性,扶持的政策性以及服務對象和范疇的專營性,以此構建體系化的服務骨架;建立專項化的服務企業篩選機制、優勝劣汰機制、扶持退出機制、反哺機制、風控機制以及多層次的民營小微企業金融信息體系,以此為體系的經脈;運用多元化的金融工具,如多種形式的類夾層金融工具(Quasi-Mezzanine Finance),以此為體系的血液。

  具體建議而言,第一,建立區域政策性專營民營小微企業銀行。成立由地方政府獨資或控股的區域政策性專營民營小微企業銀行,銀行資本金可以來源于地方政府出資設立的各類政府投資產業基金或者設立政府性擔保機構所需資金。

  第二,建立專營政策性民營小微企業銀行的體系化運作機制。一是建立審批篩選和優勝劣汰機制,二是制定合理的政策性融資支持退出機制,三是建立信貸資金的反哺機制,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風控機制。

  第三,運用多元化的民營小微企業金融工具,重點考慮類夾層融資模式。

  第四,建立與傳統金融體系的對接。

  第五,采取小范圍試點,逐步推廣的漸進施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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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5日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3月5日上午9時將在人民大會堂開幕,聽取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關于政府工作的報告,審查國務院關于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審查國務院關于2018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9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下午,各代表團舉行全體會議,審議政府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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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日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3月4日(星期一)上午11時15分在人民大會堂新聞發布廳舉行新聞發布會,由大會發言人就大會議程和人大工作相關的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以下為部分文字實錄:

  鳳凰衛視記者:

  我們關注外商投資法,在這次大會上這部法律就要付表決。但我們注意到從這部法律第一次經過人大常委會審議到現在才不到三個月,這么快的立法速度,很多人分析說可能是中國史上最快,是出于怎樣的考慮?同時我們注意到,港澳臺“三資”并沒有像過去的三個外資法一樣被含入其中,那么今后會對港澳臺做怎樣的制度安排?謝謝。

  張業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形成了以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也就是“外資三法”為基礎的外商投資法律體系,為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近年來,我國對外開放和利用外資面臨新的形勢,“外資三法”也難以適應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需要。制定外商投資法,就是要創新外商投資法律制度,取代“外資三法”,成為新時代我國利用外資的基礎性法律。

  外商投資法草案明確規定,我國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制度,取消逐案審批制管理模式;對于禁止和限制外國投資者投資的領域,將以清單方式明確列出,清單之外充分開放,中外投資將享有同等待遇。這是我國外商投資管理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將提高投資環境的開放度、透明度和可預期性,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同時,針對外國投資者普遍關心的征收和補償、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讓等問題,草案都作出明確的保護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同時港澳臺屬于單獨關稅區,來自港澳臺的投資既不同于外資,也不完全等同于內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實踐中,對港澳臺投資一直參照外商投資進行管理。制定外商投資法不會改變國家對港澳臺投資的法律適用安排,相關制度還將根據實踐需要不斷修改完善,進一步為港澳臺投資提供更加開放、便利的營商和發展環境。謝謝你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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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日

  全國人大代表、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今年向全國兩會提交了7份書面建議,涉及產業互聯網、基礎科學研究、科技倫理、粵港澳大灣區、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就業、生態環保等熱點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日前發布,大灣區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作為灣區成長起來的企業家,馬化騰連續3年提交關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相關建議,建議組建“灣區開發銀行”,出臺“灣區英才計劃”,共建“灣區大學”,促進青年人才交流,培養創新人才,推動“灣區易行”,讓三地通行和生活共方便。

  建議粵港澳大灣區多元共存

  作為在粵港澳大灣區成長起來的企業家,馬化騰一直關注并推動大灣區建設。繼2017年和2018年兩會連續建言后,今年馬化騰還提交了《關于綜合發揮區域核心優勢 全面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建議》。

  馬化騰建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繼續立足實際,突出“市場主導、數字支撐、國際視野、多元共存”的新特色,并提出四點具體建議:

  更好地發揮大灣區開放門戶優勢,培育灣區總部經濟集群。吸引更多優質企業在大灣區設立總部,深化香港和深圳科技合作,支持澳門開放多元發展,加強大灣區與泛珠三角區域合作。

  更好地發揮互聯網科技優勢,促進大灣區產業鏈全面升級。研究組建以金融科技為特色的“灣區開發銀行”,促進制造業融合升級,提升現代服務業發展效能,培育面向全球市場的數字文化產業。

  更好地激發高端人才潛力,加快研究出臺“灣區英才計劃”。整合大灣區內各項人才政策,研究設立“灣區大學”,加強大灣區內青年交流合作。

  更好地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提升企業家和社會各界參與水平。設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大灣區決策咨詢機構;加快大灣區數字政府建設,營造一流營商環境;不斷激發新經濟業態活力;培育具有大灣區特色的企業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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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日

  “去年四季度以來,(湖北)省內有關部門進行了多次摸底,已經初步建立了科創板后備企業庫,目前已入庫企業超過100家,其中部分企業條件比較成熟。現階段各方正在積極行動,著力提升科創板擬申報企業的規范性和企業質量,推動條件成熟的企業盡早登陸科創板。”全國人大代表、湖北證監局局長李秉恒如是說。

  作為人大代表,李秉恒心系民營企業的營商環境。今年提交的建議中就關注降低企業用工成本的問題。同時,作為湖北證監局局長,他對資本市場一線監管、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也有著深刻獨到的見解。3月3日,李秉恒接受證券時報記者獨家專訪,詳細介紹湖北證監局如何幫助轄內科創企業對接資本市場、推動上市公司規范發展的部署舉措以及兩會建議等問題。

  超百家企業入轄區內科創板后備企業庫

  證券時報記者:推出科創板并試行注冊制是今年資本市場的重要內容,湖北省擬上市企業中有多少家符合科創板要求?

  李秉恒:科創板是立足全國改革開放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和改革舉措,對于落實創新驅動和科技強國戰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去年四季度以來,湖北省內有關部門聯合對全省科創板后備企業情況進行了多次摸底,已經初步建立了科創板后備企業庫,目前已入庫企業超過100家,其中部分企業條件比較成熟。3月1日,證監會和上交所正式發布了科創板審核注冊的系列制度和業務規則,現階段各方正在積極行動,著力提升科創板擬申報企業的規范性和企業質量,推動條件成熟的企業盡早登陸科創板。

  證券時報記者:在幫助科創企業與資本市場對接方面有哪些舉措?

  李秉恒:湖北證監局將按照證監會部署, 堅持“嚴標準、穩起步”的原則,主要從“協作、督導、服務”三個方面幫助科創企業與資本市場對接。

  首先是深化協作。進一步與省、市上市工作部門強化協作機制,及時傳導政策,聯合開展調研培訓,共同指導申報企業不斷規范,協力做好擬上市培育。其次是強化督導。督導執業的證券公司、會計師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切實履職盡責,全面提升執業質量,提升服務能力,扎實做好全省科技企業上市相關工作。第三是細化服務。對企業上市涉及的股改、財務、法律、信息披露方面的政策咨詢等需求,提供更加精準便捷的專業服務,通過靠前服務來提高企業申報質量。

  優化股權激勵稅收政策降低企業用工成本

  證券時報記者:您今年的建議關注哪些方面的內容?

  李秉恒:我今年的建議主要關注優化股權激勵稅收政策和降低企業用工成本等問題。

  股權激勵是企業留住人才、激勵員工的重要手段,但按照現行稅法規定,無論是股票期權所得,還是股票增值權所得以及限制性股票所得,均按工資、薪金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累進預扣稅率最高檔是45%。實踐中許多高級人才的股權激勵額通常都會觸及45%的稅率。同時,股權激勵行權時要先繳稅后行權,有的激勵對象根本就不能提前拿出這么多錢納稅,稅收帶來的高成本弱化了股權激勵應有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建議優化股權激勵稅收政策,如考慮將股權激勵所得調整為按“財產轉讓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適用20%的固定稅率等,以進一步發揮股權激勵應有的作用。

  當前,人力成本過高仍然是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的突出問題 ,而在人力成本中,社保負擔過重又最為突出。去年,社保征收機構變更為稅務部門引發市場對社保費用提高的擔憂,企業普遍反映社保費用偏高,占工資比重約為37%。同時,由于部分企業是按照最低標準而非員工實際薪資繳納社保,企業擔憂隨著繳費基數逐步坐實,企業用工負擔會進一步加重。

  因此,我建議繼續推進階段性降低社保費率工作,在綜合考慮企業類型、企業承受能力、人口老齡化等多種因素的基礎上,確定合理費率,以切實減輕企業負擔,降低企業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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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日

  3月1日,證監會發布《科創板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注冊管理辦法(試行)》和《科創板上市公司持續監管辦法(試行)》,自公布之日起實施。經證監會批準,上交所、中國結算相關業務規則隨之發布。科創板落地,也成為今年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們的熱議話題。

  證券時報記者在兩會期間采訪了包括監管層、企業家和市場人士在內的多位代表委員,帶回他們對科創板的看法和建議。

  監管層談科創板:完善制度的必然選擇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劉新華昨日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提出要建設一個規范、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這不僅對資本市場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有重要指導意義,也對今后資本市場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對于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改革,劉新華表示,這是推進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重要決策,不但可以促進我國市場與國際成熟市場的有效銜接,也是資本市場為新經濟服務、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戰略性選擇,是資本市場的制度創新,是完善市場現代制度的必然選擇。不管是從存量上進行制度改革,還是從制度上實行注冊制,這對資本市場長遠健康發展、提高金融核心競爭力都有重要意義。

  企業家談科創板:設立科創板一舉多得

  “科創板的設立可以說是一舉多得,既有利于中國科技的進步,也利于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和恢復投資者對中國資本市場的信心,還有利于股民投資的保值增值。”全國政協委員、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昨日在人民大會堂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劉永好稱,科創板的推出一定會讓科技創新再上新臺階,因為資本市場是經濟發展特別是科技創新的助推器,而且科創板按照國際做法,使用注冊制,可以讓最優秀的科技企業通過資本市場得到資金的支持,獲得社會的認同,可以讓企業獲得更大的知名度并規范企業的發展。

  劉永好認為,以前一些剛創業的高科技企業,由于短期利潤還不夠,想上市只能尋求美國或是香港的資本市場。科創板的推出,可以把國內一些優秀的、有發展潛力的獨角獸企業留在中國,這是資本市場的好事和大事。同時,也會為廣大的中國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投資機會。

  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教育集團創始人俞敏洪表示,目前旗下還沒有達到科創板標準的企業,科創板推出后,未來會鼓勵旗下達到標準的被投企業創業者去科創板上市。他表示,科創板作為中國資本市場創新“試驗田”是個好事。如何按照市場規律、經濟規律、資本規律來推進,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涉及監管的方式方法、政策的制定等。

  機構人士談科創板:為券商業務打開新空間

  全國政協委員、國泰君安國際董事會主席閻峰表示,科創板的標準相對比較寬松,將給券商業態帶來很大影響。

  全國政協委員、申萬宏源證券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楊成長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科創板為券商未來業務發展打開了新空間,強化了對券商業務能力、責任的要求,特別是在定價徹底市場化的情況下,對科創型企業、新型企業的定價和評估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

  券商必須要有不完全根據財務指標、過往業績來對科創型企業進行定價的能力,才能確保后續的承銷、營銷和保薦能力。

  楊成長說,科創板主要制度規則既要體現出對科創類企業的包容性,又要體現出監管的加強。市場入口放寬了,但事中、事后的監管加強了,中介機構的責任也更大,淘汰機制也加強了。科創類企業的投資理念、估值方法跟一般企業不一樣,是大量以人才、技術、信息、模式等動產要素作為企業資產的。同時,因為不完全根據企業過往財務業績來進行估值,所以對于投資人來說,估值方法、評價方法跟過去也有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既應積極引導有能力的個人投資者參與市場投資,同時也應進行風險和適當性管理。目前的相關限制是比較妥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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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日

  全國政協大會新聞發言人的隊伍,再次迎來一位新成員。

  3月2日下午3時許,國新辦副主任郭衛民步入人民大會堂新聞發布廳,出席今年全國兩會的首場新聞發布會——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新聞發布會,并首次以全國政協大會新聞發言人身份亮相全國兩會。

  此前的2018年12月24日,郭衛民已被十三屆全國政協第十四次主席會議確定為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新聞發言人。他也成為自1983年全國兩會首次舉行新聞發布會以來,全國政協大會產生的第15位新聞發言人。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此次亮相的郭衛民可謂集“新兵”和“老將”于一身——“新兵”指的是他首次以全國政協大會發言人的身份登場;同時,他擁有豐富的新聞宣傳工作經驗,曾經歷不少重大歷史時刻,可謂是新聞發言人中的“老將”。

  從熱映電影入題介紹惠民政策

  在此次發布會上,郭衛民留給記者的另一個印象則是“親民”。對于社會上的熱點話題、文化現象,他總是熟稔于心,讓現場的記者會心一笑。與此同時,郭衛民也擅長以小見大,從回答的細微處體現國家政策的不斷進步。

  在發布會上,有記者向郭衛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去年有一部國產電影叫《我不是藥神》火了,您看了嗎?”

  郭衛民首先給出了一個“接地氣”的回應:“我挺喜歡看電影,看的不多。但《我不是藥神》這部電影我看了,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隨后,他的回答又從這部電影出發,談社情民意、談政策創新,使得回應上升了一個臺階。他表示,這部電影去年一段時間引起了社會熱議,并引發社會對抗癌藥降價這個話題的討論,還引起了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從去年5月1日起,我國實施了進口抗癌藥的零關稅,還就抗癌藥醫保準入問題與藥企進行了專項談判,把17種臨床急需、療效好的抗癌藥納入了醫保范圍。

  事實上,親民一直是郭衛民開展新聞發布工作的底色。2010年10月,在做客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專家論壇”時,郭衛民曾表示,做好新聞發言人有法寶,就是“贏得公眾的信任”。郭衛民認為,一個合格的政府發言人,就是要讓民眾能夠接受你,覺得你誠信可靠。“發言人不應該是一個明星,而是一個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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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日

  你是不是也覺得網約車現在越來越難約到了?或者即便能約上,時間也會在漫長的等待中一分一秒地耗過去……

  3月2日,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在其關于今年全國兩會的議案建議信息發布會上表示,應降低網約車的準入門檻,緩解百姓出行難問題。

  蔡繼明給出了這樣一組數據:在2018年相關部門扣車罰款等處罰措施日益嚴格的背景下,接單司機數從2018年3月到12月降幅高達42.4%。據測算,乘客從開始叫車到有車接單的時間大約是之前的1.5倍。

  以本地戶籍限制網約車司機的北京地區為例,乘客叫車等待時長明顯增加,普通工作日早晚高峰時段,乘客從叫車成功到上車,平均等待時間超過13分鐘,熱點區域叫車等待時間往往超過30分鐘。

  改進現行網約車監管政策

  那要如何改進“五難”并存的局面呢?

  蔡繼明認為,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精神,凡市場能夠有效配置資源、又能加強行業自律的新業態,政府監管應秉持審慎包容的原則。為促進網約車行業健康發展,更好滿足百姓多樣化、高質量出行需求,建議從四個方面來改進現行網約車的監管政策。

  第一,監管重點應切實轉到安全和服務上。

  安全問題無論怎樣強調都不為過。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近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提到“我們對新業態監管的重點也是安全”。

  第二,蔡繼明建議,針對專兼職并存的特點,應當構建分類監管模式。

  第三,建立“政府管平臺、平臺管司乘”的監管模式。

  第四,蔡繼明認為,對于新舊業態存在的共性問題不宜采取歧視性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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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jpg
03月04日

  3月3日上午,全國人大代表、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在京召開媒體記者見面會。

  今年,劉漢元代表繼續認真履行職責、恪盡代表職守,積極建言資政,參與國是,反映社情民意,今年他的提案主要針對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減輕光伏產業稅費負擔、釋放市場流動性、降低水產行業稅費負擔等方面問題進行了認真思考和仔細調研,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其中,關于明確可再生能源發展方向,制定更具前瞻性發展目標是他今年重點關注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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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日

  “在科創板、注冊制已經實施的新形勢下,證券市場發展將迎來一個嶄新的時代。”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方燕認為,“《證券法》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目前資本市場的發展狀況,亟待修訂,這已經形成了市場共識。”

  本次兩會,方燕提出一份題為《關于在<證券法>修改中加強和完善對中介機構監管》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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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日

  電飯煲、抽濕機、蒸汽洗車機、暖風式干衣機……拿起手機,董明珠不斷地向記者展示她店里的格力產品。“剛剛又有人買抽濕機。我們的產品各個精致,多有意思啊。”

  兩會期間,《證券日報》記者在首都大酒店見到了剛剛連任的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然而在這次對話中,她的身份不僅僅是一家企業的掌門人。

  她向記者展示出自己店的二維碼,笑著說:“歡迎掃碼,隨時下單,明天就能送達。”

  《證券日報》記者了解到,截至2019年2月26日,格力“全員銷售”總額為4592萬元。而其中,董明珠的網站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賣出了總額度達200萬元的產品。在董明珠看來,對“全員銷售”的考量,不應僅僅從“數字”角度出發。她認為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這次‘全員銷售’可以讓消費者感受到格力的快速響應。同時,通過這次活動,員工也將更加知道如何正確地認知消費者和服務消費者。”

  至于外界熱議的6000億元的目標,她認為數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有目標,才能奮起拼搏。“目前格力正在多元化的軌道上有序發展。”

  實際上,不僅是“全員銷售”模式,格力在渠道、營銷體系等多方都在發力。在多元領域,董明珠表示,已經努力3年的格力,將繼續堅持多元化路線。

  “通過新能源汽車業務,格力打通了平臺。與銀隆的合作后,有更多的汽車企業來找格力合作。格力現在的智能裝備也已經100多種,還需要創造利潤。”董明珠透露:“未來兩三年里,格力還將在多元領域加大各類裝備、機器人等的布局,投入資金和技術,建立起強大的支撐后臺。”

  談及未來幾年的職業規劃,董明珠說,她從來不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她要做的就是堅守自己的原則實現共贏。“從業務員到部長再到總裁,每一個時期,我做的就是盡職盡責。1995年,我用一年時間改變了公司應收款狀況,讓一個隱形虧損的企業真正實現了盈利,實現了根本性的轉折。那年,公司因為銷售做得好,從虧損中徘徊到突飛猛進,公司規模從4億元一下子到28億元,所以才有后續的持續投資。”不過,她說,格力的接班人,一定只會給格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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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日

  3月3日,全國兩會正式開幕。《證券日報》記者從聯想集團了解到,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今年圍繞推動人工智能與互聯網深度融合,釋放效率紅利,推動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出了多項建議。

  從全球范圍來看,制造業格局正在發生巨變,發展中國家爭奪中低端制造業,發達國家引導高端制造業回流,中國制造業面臨雙向擠壓。不僅如此,我國制造業智能化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供給側的供給能力不能適應消費升級的要求、缺乏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本土品牌。

  楊元慶認為,中國制造的當務之急是加快全價值鏈環節的智能化改造與國際先進水平接軌。大力發展智能物聯網,用“智能+”賦能中國制造,實現人工智能技術與垂直行業的結合。

  就行業現狀來看,我國傳統行業進行數字化、智能化改造的動力仍顯不足。為解決以上問題,楊元慶提出“明確‘效率紅利’的政策導向”、“加強對智能物聯網產業的政策扶持力度”、“打造智能物聯網標桿案例”等建議性解決方案。

  效率紅利的釋放有賴于成熟市場機制。楊元慶認為,加強市場監督有利于效率的提升,呼吁政府要不斷完善知識產權立法和反壟斷的執法體系。效率紅利的提升還需要全行業的力量。IT建設成本大,門檻過高導致大、中、小企業的數字化程度產生明顯分化。基于此,楊元慶提出了“支持具有數字化轉型經驗的大企業建立數字化轉型服務平臺”、“加強政府引導基金對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的支持力度”等建議。他鼓勵企業通過國際化提升市場競爭力,進而帶動產業升級。

  此外,楊元慶認為5G對數字經濟的發展有直接的促進作用,能夠有效激發產業創造力。傳統行業要充分利用5G帶來的市場機遇,推動智能化改造,創造出更多“效率紅利”。“效率紅利”有望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抓手和新動能。

  涉及微觀層面,楊元慶認為“個人電腦絕不僅僅是生產力工具,更是智能化時代的創新源動力”。但目前我國個人電腦消費與發達國家存在很大差距,整個產業對于中高端個人電腦的供給仍顯不足。楊元慶提出了“促進個人電腦產品升級,發揮社會創新工具作用”的建議。他呼吁各地方政府設立針對個人電腦產品的專項資金、出臺新電腦產品的針對性補貼,以推動PC行業的有序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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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日

  3月2日,全國政協委員、一汽集團公司總經理奚國華在政協駐地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實現新能源汽車彎道超車,一是要積極面對市場需求,二是要扎實打好基礎,抓住機會發展電動國民車,讓普通老百姓買得起用的起。

  “這是包含人工智能技術的高水平、時尚的產品。”奚國華表示,面對特斯拉低價車,我們有所準備,我們國內很多的汽車行業都有應對產品,大家不要為這個著急,很有信心,特斯拉可以推進技術進步,我們會有一個開放的心態,把我們的汽車產業做好。

  奚國華表示,面對特斯拉價格及技術的挑戰,中國一汽也有準備。從電動汽車層面看,中國汽車行業都有很多產品,中國一汽也有很多產品滿足不同用戶的需求。特斯拉進入中國對汽車行業來說是好事,可以推動國產汽車的進步。

  “我們有信心應對特斯拉,包括其他競爭對手的挑戰。我們也會保持開放心態,與國內外合作伙伴共同合作,將汽車行業做好。”奚國華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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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日

  又是一年兩會時,全國兩會的“老人”劉永好第27次走進人民大會堂參加全國兩會。

  而據《證券日報》記者了解,劉永好今年又帶來了8個提案上兩會,其中,改善民商環境,鼓勵推動民營企業健康發展則是其中的一個提案。

  3月3日晚間,全國政協委員、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對記者表示,新希望不會裁員,2018年我們新招了4000多名大學生,今年我們計劃招5000名大學生。

  劉永好表示,2018年,在經濟下行壓力下,我們的效益很好,營收、凈利潤和稅收都取得20%的增長,2019年也爭取20%的增長。

  對于上述成績的取得,劉永好將其歸功于新希望的“五新”。劉永好表示,2011年,新希望集團實現了800億元的收入,2012年過千億元應該不成問題,結果,2012年沒有實現,2013年也沒有實現。從那時候起,新希望就開啟了轉型與升級。新希望提出了“新機制、新青年、新科技、新消費、新責任則”的五新企業。“五新”企業就是有益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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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日

  全國政協委員、聯通研究院院長張云勇對記者表示,5G作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是推動社會數字化轉型的強大動力,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要素。讓社會實實在在感受到5G帶來的改變,需要5G應用生態的大規模發展。

  但張云勇認為,4K/8K超高清視頻內容制作產業的發展相對滯后,內容相對匱乏。超高清視頻作為5G商用初期的主要應用場景,缺少內容源,將無法充分使用5G網絡能力,無法體現5G網絡速率快的特點,這將影響5G商用初期整個產業的快速發展。目前,超高清視頻內容制作體系還不成熟,缺乏統一規范的標準,內容、網絡、終端都不成熟且沒有協同發展,另外對視頻內容監管還沒有實現分級分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超高清視頻內容產業的發展。

  張云勇表示,為加快5G商用步伐,建議從政府層面推動超高清視頻內容發展和5G產業協同,加強對5G頻率的監管。

  具體來看,張云勇建議,統一超高清視頻的內容制作標準,研究視頻內容分級分類監管制度,鼓勵制作推廣高質量的超高清內容,在已明確5G終端與網絡快速發展的同時,加快推動內容的協同發展。

  張云勇同時建議,加快推動5G與各行業的深度融合。在其看來,政策上引導通信行業與先進制造、智慧醫療、自動駕駛等的跨界融合,倡導合作共贏、互利互惠的格局理念,共同做大5G產業應用生態。技術上可針對不同行業,制定相應的應用標準,破除跨界融合的技術障礙。對于涉及多部門監管的領域,建議加強部門間的協同合作,例如對于自動駕駛,建議政府部門加強合作,推動交通基礎設施生產企業、汽車廠商、人工智能應用服務商、通信企業聯合建設與協同攻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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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日

  3月3日,全國人大代表、立信會計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兼董事長朱建弟向《證券日報》透露了其今年將要提交的其中一份議案:建議完善會計師事務所責任制度,為行業發展創造空間。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一周年,也是注冊會計師行業恢復重建近四十個年頭,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發展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相伴而行。”全國人大代表朱建弟見證了中國注冊會計師行業四十年的發展,深知注冊會計師肩負的重任。

  近年來,會計師事務所受到越來越多的行政處罰。會計師事務所一旦受到立案調查和行政處罰,就可能要和上市公司承擔連帶責任。這樣的責任制度直接導致很多會計師事務所面臨巨大民事索賠的壓力。

  經過全面調研和系統思考,朱建弟提出,為了讓會計師事務所能為中國資本市場提供更好的服務,有關部門應該規范會計師事務所責任制度。

  朱建弟認為,應吸收相關司法解釋的觀點,建立合理的會計師事務所責任制度。“一些上市公司往往是財務造假的始作俑者,應該為財務造假付出最沉重的代價,然而在既往行政處罰實踐中,62%的上市公司受到的處罰甚至輕于會計師事務所,這是很不正常的現象。”因此,朱建弟建議對進行財務造假的上市公司加大處罰力度。

  朱建弟認為,應該適當分離會計師事務所和簽字注冊會計師的責任,對涉嫌違法違規的個人先行立案,對會計師事務所暫緩立案。對于被立案的注冊會計師,在接受調查期間,可以責令其暫停行使職務,不得承接、保持和執行相關業務;調查結束后,如果違法違規行為成立,則給予行政處罰或移交司法機關處理。對于被立案的會計師事務所,不暫停其業務,待案件調查結束后,通過行政處罰或民事賠償等方式依法追究其責任。

  “雖然最近兩年個別注冊會計師在執業質量方面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是整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發展還是好的。希望有關部門能夠盡快完善會計師事務所責任制度,為注冊會計師行業健康發展保駕護航,創造合適的發展空間。”朱建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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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日

  李彥宏表示,“今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提案主要是在行業的落地和應用(方面),比如智能交通等相關問題”。

  3月3日,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開幕式前,全國政協委員、百度董事長李彥宏,就眾多媒體問及的提案內容,首先回答了《證券日報》記者的提問。這也是他過安檢后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即人工智能。

  據《證券日報》記者了解,李彥宏今年兩會一共帶來了三個提案,分別關于人工智能在行業的落地和應用以及人工智能倫理研究。

  李彥宏首先關注人工智能在智能交通行業的應用。他建議,國家應進一步加強引導,建立數據共享和使用機制,鼓勵各地探索并構建智能交通解決方案。如加快車路協同標準制定;推進交通基礎設施智能化改造,鼓勵各地政府增加車路協同路側設備布設,開發車路協同管理平臺;開展智能交通應用示范,選取有條件的城市,率先部署智能交通信號燈、智能停車等應用,并逐步向全國推廣。

  “百度做無人車之后發現它不僅僅是車本身的問題,更多的是全社會的交通問題。我們根據實時的交通情況可以實時感知全城所有的紅綠燈,通過攝像頭可以看到每一輛車在朝什么方向走,什么速度等等,就可以智能調控紅綠燈的時間,估計會減少30%-40%的等待時間。我們現在和北京市海淀區,還有保定等市進行合作,全程進行紅綠燈實時的調控。”李彥宏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

  李彥宏表示,我們要及早地把人工智能做一些規范,做一些預判,盡量避免人工智能向不好的方向發展。比如怎么能夠避免大量的失業,怎么能夠保證數據的安全,怎么能夠不被黑客所攻擊等等。

  李彥宏建議,最好由政府主管部門牽頭,開展人工智能倫理的研究和頂層設計,推進行業健康發展,掌握新一輪技術革命的主動權。

  不過,對于AI立法,李彥宏認為,AI的相關立法本身不應該太超前。“很多時候確實是新事物剛剛出現,讓它稍微跑一段然后再總結經驗,找到規律再來立法。在不同的領域,它可能涉及的立法都是不一樣的,比如說像無人駕駛,在過去就沒有相關的法律,我們往五環上一跑,大家就說違法了。但是這個事情一出來之后,其實北京市很重視,馬上市長就召集交委開會,說我們得解決這個問題,到今天百度已經拿到了50張左右的自動駕駛測試車證,所以很快有相應的法律來保障你的這種創新能夠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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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日

  3月3日,全國人大代表、湖北證監局局長李秉恒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將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提交2份建議。他建議有關部門適當調整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個人所得稅政策,以此以降低稅負,鼓勵上市公司核心骨干積極參與股權激勵。他還建議適當降低企業社保繳費比例。

  針對企業社保負擔過重問題,李秉恒建議有關部門在進行社保征收機構改革的同時,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的工作,一是繼續推進階段性降低社保費率工作,減輕企業負擔,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在綜合考慮企業類型、企業承受能力、人口老齡化等多種因素的基礎上,確定合理費率;二是根據企業年平均工資與當地平均工資的上下差異,實行更為靈活的社保費率標準。適當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減負,提高企業競爭力,激發市場活力;三是分階段分步驟推進實施稅務部門統一征收社保費用工作,明確政策改革推進的預期,給予企業調整緩沖的時間。

  李秉恒指出,實踐中,上市公司被激勵對象通過股權激勵取得實際收益時適用的稅率往往在30%以上,且根據要求,在股權激勵解鎖或行權時須先行按全部解鎖或行權股份計算稅款。同時受《公司法》有關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減持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限制,其每年減持比例不得超過25%,但計算稅款時須按全額持有或行權股份進行計算。即被激勵對象不僅在接受股權激勵時須自籌資金(自有或借貸)付出較高成本來獲得限制性股票或股票期權,且其在未通過減持獲得收益時還須自籌資金承擔全額持有或行權股份的稅款。此種稅務處理模式使得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機制并不能較好地發揮激勵作用,無法吸引優秀人才、促進企業健康發展,與股權激勵機制建立的初衷有所背離。

  因此,李秉恒建議有關部門適當調整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個人所得稅政策。一是將個人因任職、受雇從上市公司取得的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權等股權激勵所得調整為按“財產轉讓所得”項目扣繳其個人所得稅,適用20%的固定稅率;二是參考非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個人所得稅處理的政策,對納稅時點進行調整,在個人轉讓股權時進行納稅。以降低稅負,鼓勵上市公司核心骨干積極參與股權激勵,更好地發揮股權激勵措施的作用,促進上市公司持續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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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日

  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3月3日開幕,《證券日報》記者從中國人壽集團獲悉,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董事長王濱在《關于促進個人稅收優惠型健康保險發展》中提到,目前稅優健康險業務的發展存在“叫好不叫座”問題。

  因此,王濱提出四點建議解決上述問題:一是提高稅收優惠力度,并探索建立稅優額度的動態調節機制;二是簡化稅務操作手續,提高稅收優惠抵扣的便利性;三是豐富產品形態,放寬個人賬戶使用限制,提高政策靈活度;四是賦予保險機構更大的業務經營空間,更好調動保險機構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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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日

  3月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在主席臺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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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3日

  今年李彥宏的三個提案全部和人工智能有關,包括了智能交通、電子病歷和人工智能倫理三方面。

  全國政協委員、百度董事長李彥宏已經連續五年提交與人工智能相關的提案。

  從2015年的“中國大腦”計劃,到2016年希望“加快制定和完善無人駕駛汽車相關政策法規”,2017年的三項提案全部聚焦在人工智能,再到去年希望國家出臺政策鼓勵人工智能的開放平臺和關于無人駕駛的提案,第一財經記者獲悉,今年李彥宏的三個提案全部和人工智能有關,包括了智能交通、電子病歷和人工智能倫理三個方面。

  談及人工智能領域面臨的挑戰,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這個領域肯定有泡沫,而且泡沫還不小,但行業走向成熟、理性的過程也是一個優勝劣汰的過程。他同時提到人們對于人工智能存在很多誤解,一種是認為人工智能會超越人、控制人,另一種是認為人工智能現在能做的有意義的事情還不夠多,對它不夠重視。

  對于第七年上“兩會”的感受,李彥宏對記者說,互聯網領域的委員越來越多,而且整個社會也越來越接受創新,新技術、互聯網、人工智能對于社會的價值。

  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待解

  李彥宏說,自己的第一個提案是出于人工智能倫理方面的考慮。

  人工智能技術過去幾年發展非常迅速,不僅理論不斷推陳出新,計算能力上越來越強,數據越來越多,可做的事情也越來越多。他認為,現在到了需要從社會的角度來考慮在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道路上什么是應該做的,什么是不應該做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對此及早地做一些規范以及預判,盡量避免人工智能向不好的方向發展。

  例如比如怎么能夠避免大量的失業,怎么能夠保證數據的安全,怎么能夠不被黑客所攻擊等等,這些問題需要及早地從一個全局的范圍來進行考慮。也只有加強人工智能倫理研究,處理好機器與人的新關系,才能更多地獲得人工智能紅利,讓技術造福人類。

  中國在人工智能技術研發和應用處在領先的位置,2017年,我國出臺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要初步建立部分領域的人工智能倫理規范。李彥宏認為,總體來看當前我國有關人工智能倫理的探討剛剛起步,尚未形成廣泛共識,這方面我們參與的國際合作也相對較少,停留在比較淺的層次。

  對此,李彥宏建議,由政府主管部門牽頭,組織跨學科領域的行業專家、人工智能企業代表、行業用戶和公眾等相關方,開展人工智能倫理的研究和頂層設計,促進民生福祉改善,推進行業健康發展,掌握新一輪技術革命的主動權。

  具體而言,一是以人為核心,明確人工智能倫理原則,加強相關研究,以老百姓的美好生活為終極目標,兼顧行業創新發展;二是強化領軍企業擔當,加快人工智能倫理原則落地,讓人工智能提供的信息和服務幫助人們成長和發展;三是加強國際交流,凝聚全球共識。積極參與全球人工智能倫理原則的研究和制定,及早識別禁區,為國際人工智能倫理研究貢獻中國智慧。抓住人工智能的戰略發展機遇期,加快倫理研究和創新步伐,構筑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競爭優勢,早日建成智能社會,用技術造福百姓。

  構建智能交通解決方案

  李彥宏的第二個提案和智能交通有關。他說,自己的一個感受是:百度做無人車這么長時間,其實越做越覺得,它不僅僅是車本身的問題,更多的是全社會的交通問題,怎么能夠更好地去解決。

  他對記者舉了個例子,此前曾有領導參觀小度機器人,問了小度對北京市有什么建議,當時小度給出來的回答是:“不堵車吧”。 這個回答代表了全網統計中高頻的訴求。

  近年來,隨著城市發展進程不斷加速、百姓出行需求日益增長,交通擁堵和安全已成為城市發展的難題,給城市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政府在交通基礎設施上投入巨大,產生了明顯效果,但與老百姓對出行質量不斷提升的要求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

  緩解交通擁堵通常以擴大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要手段,因物理空間有限,傳統方式已無法有效緩解擁堵。而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構建智能交通解決方案,可以實現對交通的“全面感知、全局決策、實時控制”,能有效緩解交通擁堵,減少交通事故,讓老百姓出行更加順暢和安全。

  比如,依靠多傳感器融合等車路協同技術建設的智能路網,可提高交通系統的感知能力,實現車車、車路的信息交互和共享,有效避免或減少交通事故,并服務城市智能交通體系優化;運用智能云、大數據、邊緣計算等技術,搭建計算平臺,分析全量交通數據,能夠預判擁堵趨勢并提前采取預防性措施;利用智能信號燈、智能停車系統,提升交通系統的調度能力。目前,新技術與城市交通治理的融合還處在早期階段,政府的政策在這個時期尤為關鍵。

  李彥宏委員建議,國家進一步加強引導,建立數據共享和使用機制,鼓勵各地探索并構建智能交通解決方案。第一,加快車路協同標準制定。第二,推進交通基礎設施智能化改造,鼓勵各地政府增加車路協同路側設備布設,開發車路協同管理平臺。第三,開展智能交通應用示范,選取有條件的城市,率先部署智能交通信號燈、智能停車等應用,并逐步向全國推廣。

  探索智能醫療應用

  醫療是人工智能展開應用的一個重要領域,近年來國家在大力推進電子病歷等醫療大數據的科研和應用。

  李彥宏提到,醫療領域數據積累確實不少,但是有兩個問題:一是數據不夠規范,可能遇到的情況是,盡管醫生描述的是同樣的病癥,但是實際上使用的語言、方式都不一樣,因此,受電子病歷質量、數據使用的安全規范和法律保障等因素制約,與國外相比存在應用規模小、層級低、進展慢等問題;二是病歷的數據沒有很好的方式能夠共享出來,供給研究人員做進一步的研發。目前,我國電子病歷雖在部分區域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共享,但不同省份間的病歷數據仍彼此割裂。

  對此,李彥宏建議,由國家衛健委牽頭,在電子病歷數據的管理、科研及使用方面統籌規劃,加快相關智能應用的探索,助力形成優質高效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一是繼續推行并完善電子病歷填寫標準,鼓勵醫療機構與科研院所、企業加強合作,提升我國電子病歷數據資源的規模和質量。二是完善數據應用的技術標準和法律保障,加快相關法律、管理規范的制定,開發數據流通和安全保障的機制。三是加快推進電子病歷的科研和應用,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鼓勵企業、國家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和專業性行業組織等聯合開展探索、擇優落地試點,推動癌癥、心腦血管疾病等重大健康問題攻關。相關技術成熟后,向基層醫療機構推廣,從供給側解決百姓看病難問題,助力“健康中國”戰略早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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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3日

  證券時報e公司訊,全國政協委員、招商局集團董事長李建紅表示,根據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招商局集團正在進行相關產業布局。他表示,今年的投資建設計劃正在籌劃之中,包括在港口進行系統產業分工,推動高速公路聯網等。“我們總部位于香港,在深圳有許多產業,都處于灣區內,目前在交通基礎設施互通、產業融合等方面都在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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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3日

  證券時報e公司訊,全國人大代表、深交所總經理王建軍3月3日在兩會人大代表團駐地接受采訪時表示,創業板和科創板兩個板塊間有合理競爭是好事情,未來在設計上如何錯位會具體研究,(兩個市場)會有重疊的部分也有差異的部分。“深交所和上交所是兄弟交易所。兄弟齊心,其利斷金,都能更好地為囯家服務。”王建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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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3日

  3月2日,全國人大代表、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王建軍在人大代表駐地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

  王建軍表示,今年是我國資本市場的重大改革之年,科創板設立、注冊制推出是對資本市場的制度再造,這需要逐步推進,先從上海開始推進,上海成功以后,一定會在其他板塊推開,創業板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改革準備,創業板的改革已經不遠了。

  此前,廣東省常務副省長林少春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目前廣東省正在按照國家要求,完善創業板改革并試點注冊制相關方面的必備條件。

  而在2月27日,廣東省地方金融監管局在回復網友提問時表示,廣東省將積極推動深交所創業板改革發展。向中國證監會商請加快推動深交所創業板改革并試點注冊制,放寬發行門檻,使得未來創業板與科創板在發行上市等基礎性制度方面能保持一致。

  談及科創板設立之后會對創業板企業的影響,王建軍表示,市場發展一定是相互促進的,有一些板塊之間的合理競爭是好的,于我們國家全局非常有利。

   

  此外,王建軍還告訴記者,今年兩會將會提為注冊制改革提供保障的建議,同時還要建議加大資本市場違法違規的處罰力度,特別是對欺詐發行,要把欺詐發行的最高刑期從現在的五年提高到無期,要比照金融詐騙罪來判。另外,還要完善資本市場違法違規行為對投資者的賠償制度。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券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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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1日

  2月28日,即將參加全國兩會履職的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鐘茂初就擬向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提交的相關提案接受了記者采訪。鐘茂初建議“對郵政集團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混改推動郵政系統的深化改革,以此促進郵政服務質量變革效率提升”。

  目前,中國郵政集團公司是大型國有獨資企業,依法經營各項郵政業務,承擔郵政普遍服務義務,受政府委托提供郵政特殊服務,對競爭性郵政業務實行商業化運營。

  中國郵政集團公司為國務院授權投資機構,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義務。財政部為中國郵政集團公司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經國務院批準,自2015年5月1日起,中國郵政集團公司由現行的母子公司兩級法人體制改為總分公司一級法人體制,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各地市、縣設置郵政分公司。

  中國郵政集團公司經營的主要業務包括國內和國際信函寄遞業務;國內和國際包裹快遞業務;報刊、圖書等出版物發行業務;郵票發行業務;郵政匯兌業務;機要通信業務;郵政金融業務;郵政物流業務;電子商務業務;各類郵政代理業務;國家規定開辦的其他業務。

  鐘茂初表示,各地郵政系統經營的各類業務中,與同類快遞行業服務相比普遍存在服務質量偏低、服務效率較差的現象。

  “從調查和體驗來看,存在諸多現象,比如承擔快遞業務,比起同行業的快遞服務時限、服務質量、服務技術水平,相差甚大,也不思跟進本行業標桿技術服務水平。存在快遞送達時長等現象,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其實際的服務質量和效率。通過郵政系統寄達的時間遠遠高于其他快遞企業,而且未寄達情況不少。”鐘茂初舉例說。

  鐘茂初表示,郵政、郵儲作為窗口部門,不少網點在存在大量顧客長時間排隊的情況下,卻只安排一個窗口對外服務。承擔郵政匯兌業務,各網點普遍存在以業務銜接不暢等各種原因延遲兌付現象,兌付手續繁瑣。陷入技術手段愈高,而手續愈繁瑣、時效愈差、效率愈低的怪圈。

  “上述現象,各地普遍存在,不是個別區域、個別環節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基層部門和基層員工素質的問題,而是系統性的體制機制問題。”鐘茂初表示。

  鐘茂初認為,從現實狀況來看,“中國郵政集團”現有的體制機制難以實現“治理規范、管理科學、運營高效、服務優良、擁有競爭實力”的目標。從其成因來看:由于存在若干壟斷性業務,使得郵政企業尚能夠在如此競爭劣勢條件下還能夠存在。目前與其他市場化企業比較,郵政集團缺乏競爭意識。

  為此,鐘茂初建議對郵政集團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混改”推動郵政系統的深化改革;盡可能減少該企業不必要的壟斷性業務,凡是可實行競爭的郵政業務部門,全部由同行業服務質量較高的企業對其兼并重組;對于郵政普遍服務,在嚴格服務條款、并合理補貼的條件下,采用外包方式,由同行業服務質量較高的企業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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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28日

  傳遞基層聲音,推進社會治理良性循環,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兩會”時間,來自各行各業的委員代表已經為出席“兩會”做足了準備,而他們手中所攜帶的提案與建議自然也成為了公眾關注的焦點。

  作為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以及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蘇寧控股集團董事長張近東今年已經是第17次走進“兩會”。過去16年,張近東提出的建議和提案70余件,不僅有關乎國計民生、行業發展的大事,如“三農”、流通、數字經濟、零售等;也有涉及廣大群眾利益的身邊事,如家電下鄉、電商扶貧、保護母嬰健康、構建養老網絡、保障農民工子女教育等。

  “人大代表就是政府和百姓之間的橋梁和紐帶,我要把社會上反映強烈的問題帶到兩會上,讓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聽到更多來自基層的聲音,并推動社會的改革和進步。”張近東表示,每一個建議或者提案都需要深思熟慮,要考慮社會的需求、行業的發展,盡可能地反映人民最關心、也最緊迫的社會問題。

  9次關注“三農問題”,持續建議創新扶貧模式

  2月19日,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出爐,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這是2004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連續第16次聚焦“三農問題”。而這也是張近東在擔任政協委員與人大代表期間持續關注的核心議題。

  2006年,張近東建言要借助社會力量做好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技能培訓,把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納入到社會發展工程。2010年則建言全面提升農村現代商業組織,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2016年,張近東又把“扶貧”納入了自己的提案當中,他建議推行農村電商教育孵化計劃,加快推進農村電商扶貧。 

  其中關于農村電商發展的提案很快就落到了實處,2017年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明確了國家支持涉農村電子商務平臺建設政策,鼓勵支持各類市場主體創新發展基于互聯網的新型農業產業模式,深入實施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加快推進農村流通現代化。

  作為一名心系農村、農民的人大代表及民營企業家,張近東不止一次強調,有社會價值驅動的企業才有未來。因此蘇寧近年來也不斷在鄉村扶貧問題上發力,從企業角度參與創新扶貧模式,在貧困縣開設扶貧實訓店,依托線上線下優勢,培訓貧困戶,助力農產品上行。

  11次聚焦流通領域,力推現代物流全方位、多層次發展

  2003年,首次當選政協委員的張近東建言加強商業發展規劃立法,促進流通現代化進程。眾所周知,21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和信息技術的普及應用,互聯網大大刺激了國內消費市場的轉型升級,網絡購物開始在中國出現并快速發展,這對擺脫計劃經濟束縛的國內現代流通業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強商業發展規劃立法勢在必行。

  此后張近東多次在“兩會”上為流通行業發展建言獻策,提出要扶持現代化流通基礎平臺建設,疏通物流發展瓶頸。2016年國務院發布《關于推進線上線下互動加快商貿流通創新發展轉型升級的意見》,這不僅標志著線上線下融合的O2O模式正式上升到國家戰略,也意味著中國的現代流通體系建設進入到了全新的發展階段。

  此外,張近東也積極建議推動綠色物流建設,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美好愿景。2015年,張近東建議要建立行業協同標準,推動物流產業綠色發展,此后又建議盡快完善法規標準,大力推進快遞業綠色包裝行動。

  張近東表示,綠色物流不僅是推動現代物流體系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設“美麗中國”的可靠路徑。

  洞察經濟趨勢,“消費”“內需”10次成為建言關鍵詞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及經濟結構的持續優化,擴大內需成為了打造經濟發展新引擎的必然要求。對于在零售行業深耕近三十年的張近東來說,洞察消費態勢,為促消費建言獻策,可謂是他最大的“本分”。

  2007年,張近東首提擴大農村信息家電消費;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張近東提出了助推零售業規模化發展,拉動內需增長的建議。2009-2012年,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張近東立足行業,相繼圍繞家電消費、現代流通體系構建、恢復五一黃金周等議題提出了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的建議。

  2009年2月,我國開始實施第一輪家電下鄉,事實證明,這一舉措不僅挖掘了消費潛力、拉動了國家內需,也帶動了以家電制造、銷售、服務為核心的國內相關行業和企業的規模化發展。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全國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8.1萬億元,同比增長9%。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6.2%,高于去年同期18.6個百分點。

  張近東認為,擴大內需、促進消費是保持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而在今年的“兩會”上他或將繼續聚焦消費升級及拉動內需等議題。

  聚焦新動能,關注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數據正在成為連接經濟增長、行業發展及個人生活的關鍵要素,而數字經濟也將成為未來中國新的經濟增長點。與此同時,如何保障數據信息的安全,如何規范數據的共享與使用,也越來越成為亟需解決的焦點問題。

  2017年,張近東建議,成立政府主導、市場化運作的數據全生命周期管理頂層設計,引導全社會實現數據開放共享,實現數據價值挖掘與信息保護的健全機制,在大數據時代的國際競逐中占領制高點。2018年,他又把共建共享數字中國開放平臺寫進了建議當中。

  在致第五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的賀信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不斷取得突破,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各國利益更加緊密相連”。由此可見,加快數字經濟發展已經成為我國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重要抓手。

  2019年“兩會”在即,張近東是否還將圍繞數字經濟發展提出新的建議,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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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28日

  粵港澳大灣區空港密集且負荷大,所排放的氮氧化物和碳氫化合物對PM2.5和臭氧污染生成具有重要影響。若空港大氣污染得以改善,無疑將直接改善該區域的空氣質量,而這部分恰恰是大灣區大氣治理的薄弱環節。

  全國兩會時間臨近。資源環境歷來是全國兩會上民主黨派關注的熱點議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計了致公黨、民盟、農工黨、民進、民建、民革等民主黨派主要提案發現,約200份提案中,27份為資源環境類提案。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還發現,今年資源環境類提案中,除了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老三件”,還涌現出不少新話題,這其中,海洋環境保護、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受關注最多。

  例如農工黨中央《關于制定和實施<國家碧海保護行動計劃>的提案》,首次提出著手制定“海十條”,并設計了計劃框架。

  民進中央則聚焦珠三角藍天保衛戰,就粵港澳大灣區空港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提出了多條建議。

  此外,致公黨中央還擬做《加強國家公園建設》的書面發言;民革中央擬提交的7份大會發言中有2份為資源環境類,分別為《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環境共建機制,提升大灣區生態文明建設水平》、《完善三江源生態補償機制,進一步推進三江源生態保護工作》。

  梳理這些提案發現,民主黨派今年關注的資源環境類話題,緊扣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題,除了關注新領域、新對象,還有針對性地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新抓手、新機制。

  “海十條”:氣、水、土之后的新綱領

  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是民主黨派資源環境類提案的“老三樣”,今年海洋成為他們關注的“新四樣”。

  我國300萬平方公里的海域,為國民提供豐富的海產品、海洋旅游資源的同時,亦在遭受生態破壞。

  《2017年中國海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2017年一年四季,都有10%以上的近岸海域劣于四類海水水質,遼東灣、渤海灣、江蘇沿岸、長江口等近岸區域嚴重污染,44個百萬平方公里以上的大中型海灣中,20個海灣一年四季均出現劣四類海水水質。

  2018年機構改革,海洋環境保護職能劃歸環境部,國家海洋局相關司局轉為環境部海洋司。

  一位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的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其所在總站原先就有海洋環境監測網,加上國家海洋局管理的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于去年底轉隸環境部,海洋環境監測二家合一。

  農工黨中央提案認為,上述改革為系統解決海洋生態環境問題建立了基礎。為此,建議借鑒以往經驗,著手制定《國家碧海保護行動計劃》,即“海十條”。這無疑是效仿“大氣十條”、“水十條”、“土十條”制定的海洋污染防治“十條”。農工黨中央宣傳聯系人向記者表示,這份提案是基于調研情況形成的。

  農工黨中央提案還為“海十條”搭建了框架:嚴格陸海銜接的生態環境空間管控,建立咸淡水相銜接的水質標準評價體系,強化陸海污染聯防聯控,實施流域海域相統籌的污染物排海總量控制制度,嚴格海洋傾廢監督管理,嚴格防范突發海洋生態環境風險,推進濱海濕地修復,實施藍色海灣綜合治理,加強海岸帶的保護和修復,完善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法規制度體系。

  民建中央《關于統籌陸海規劃推進海岸帶綜合治理和發展的提案》,亦是實地調研后的成果。

  據悉,民建中央成立專題調研組,就該問題赴福建省廈門市等地進行實地調研,與政府及相關部門進行了座談和交流,在掌握了翔實素材的基礎上,形成了調研報告。根據調研成果,提出此提案。

  民建中央提案認為,我國海岸帶治理,傳統重陸輕海的觀念和思維方式根深蒂固;海岸帶開發處于低效無序狀態,近海與流域污染日趨嚴重。

  為此建議轉變觀念,以海定陸,構建陸海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例如,把海洋生態紅線、海洋功能區劃、海洋環境功能區劃等納入“多規合一”的內容。

  實施“灣長制”,促進“陸海統籌”與“河海聯動”。理順海灣環境管理運行機制,制定海灣環境管理任務清單。以整個海岸帶區域的水環境承載能力為基礎,整合流域水環境管理體制和海域水環境管理體制,探索“河長制”和“灣長制”的對接機制。

  保護長江:治理傾倒廢物和小水電

  2019年生態環境部重點工作的第一項,就是積極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支持和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民主黨派就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中的資源環境問題,積極建言獻策。

  長江經濟帶是今年資源環境類提案關注最多的對象,有5份提案與此相關,內容涉及固體廢物跨區域轉移處置和監管、環境監測、長江保護法、小水電等。近年來,長江經濟帶地區發生了多起固廢跨省非法轉移和傾倒長江沿岸事件。例如2017年“10·12”跨省傾倒固廢污染長江環境案,警方查明犯罪嫌疑人利用長江水道,將發達地區的危險廢物非法運輸至欠發達地區傾倒,已經形成了一條黑色“產業鏈”,該案12人被判刑。

  農工黨中央《關于提升長江經濟帶固體廢物跨區域轉移處置和監管能力的提案》指出,長江經濟帶各區域固廢處置能力仍不匹配、固廢跨省轉移審批仍待優化、固廢跨省處置仍存黑色產業鏈、跨區域協同監管合力仍待增強。

  農工黨中央提案建議,加快統籌處置能力建設,運用“互聯網+審批”逐步實現固廢跨省轉移審批“網上跑”。各省、區、市摸清區域內產廢底數,制定跨省廢物轉移種類、消納處置能力及負面清單。

  在監管層,建議國稅、市場監管、銀保監、生態環境等部門聯合開展“資金流”監管方式調查,出臺相關法規,防止產廢和處置單位違法處置。

  民進中央和民革中央提案都關注到長江小水電問題。去年6月,審計署《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護審計結果》披露了小水電過度開發問題:截至2017年底,10個省累計建成小水電2.41萬座,最小間隔僅100米;過度開發致使333條河流出現不同程度斷流,斷流河段總長度超過1017公里。

  民進中央《關于協調推動長江經濟帶小水電長效環境管理的提案》認為,問題在于政出多門、信息分享缺乏、缺乏長效保障機制。

  該提案支招:建立信息共享數據,明確電站投資者或運營方實時提供電站運行和環境保護管理信息數據的責任和義務;借鑒美國等國家的水電再注冊制度,建立適合我國的水電再注冊制度。

  民革中央《關于分類施策開展長江經濟帶小水電整頓,打好長江保護修復攻堅戰的提案》則建議,強化規劃引領,嚴控新上小水電項目。

  空港大氣質量:大灣區藍天保衛戰抓手

  除了長江經濟帶,另一個備受關注的國家重大戰略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日前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要求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打造生態防護屏障,加強環境保護和治理,創新綠色低碳發展模式,建設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

  粵港澳大灣區涵蓋的珠三角地區,是我國生態環境改善最為明顯的區域之一。特別是空氣質量,是我國少有的達到國家二級標準的區域。

  但若與其他的國際級灣區比較,粵港澳大灣區的空氣質量仍有一定差距。

  民進中央《關于打贏珠三角藍天保衛戰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綠色空港建設的提案》給出了一個藥方:治理大灣區空港大氣污染。

  提案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空港密集且負荷大,所排放的氮氧化物和碳氫化合物對PM2.5和臭氧污染生成具有重要影響。若空港大氣污染得以改善,無疑將直接改善該區域的空氣質量,而這部分恰恰是大灣區大氣治理的薄弱環節。

  因此,提案建議開展空港大氣污染物排放與空氣質量改善的關聯研究,研究制定與國際接軌的排放和監管指引,組織制定總量減排計劃和管控措施,對大灣區空港環境空氣質量進行實時監測和動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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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1日

  0-2歲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OECD國家0-2歲平均入托率為34.2%,而我國則是個位數。提振生育率,是2019年的國民話題。在林林總總的回答中,總少不了“發展0-3歲托育”的聲音。

  全國兩會召開在即,“托育”再次成為關鍵詞,在各大民主黨派的提案中,其與減稅降費、民營企業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熱點獲得了同樣的待遇,被反復提及。可以預見的是,其將成為2019年全國兩會的熱點話題。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發現,農工黨中央的提案中,詳細闡述了嬰幼兒托育目前存在的困境、原因及針對建議;致公黨中央則聚焦于供給端,建議把加強嬰幼兒托育服務供給作為兌現人口政策制度設想的重要支撐;民革中央則將“建設托育服務體系,健全我國基本幼育制度”作為擬提交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大會發言的七大題目之一。

  YoKID優兒學堂創始人、劍橋大學心理學博士蘇德中表示,0-3歲托育服務在國內剛剛起步,與幼兒園相比也晚了很多。2016年國家實行全面二孩政策,但父母沒時間看護孩子等顧慮會影響生育率,因此不管是高端還是普惠的托育機構,都有利于解決社會上對應的家庭需求。

  “沒人帶孩子”影響生育率

  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出生人口減少200萬,出生率創近幾十年新低,其背后存在多種原因。究其原因之一,“孩子誰來帶”成為年輕父母們面對的一道“難關”。

  事實上,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生育觀念變化、雙職工家庭工作繁忙、養兒育兒成本高等帶來的生育率下降,對其他發達國家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兒。為緩解這一問題,許多國家將重點放在入托率的提升上。有數據顯示,0-2歲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OECD國家0-2歲平均入托率為34.2%,而我國則是個位數。

  蘇德中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生育率較低的亞洲國家中,新加坡的入托率極高,接近90%。而少子化、老齡化的日本,也在著手提高保育園的入園率。

  致公黨中央《關于加強0-3歲幼兒托育服務供給的提案》指出,在二孩政策全面實施、二孩生育率不斷提升的背景下,出生人口依舊呈現下降,這既有育齡婦女人數減少的客觀現實,也與當前托育服務短缺(尤其是0-3歲)有必然聯系。托育服務缺失直接推高養育成本,使眾多家庭的生育意愿走不到生育行為。

  農工黨中央則在《關于加強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服務的提案》中表示,近兩年我國二孩占新出生人口比始終保持在50%左右,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服務發展不充分問題較為突出。女性作為當前養育照料的主要承擔者,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照料孩子,對就業、職業發展產生一定不利影響。因此,解決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問題已經成為解除育齡女性后顧之憂,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

  貴州省政協委員、省早教協會會長石宇波認為,由老人看護孩子的隔代照料模式已達不到預期效果,這也提升了近年來社會對3歲以下托育服務的關注度。

  嬰幼兒托育先天不足

  道路似乎已經明確,即大力發展嬰幼兒托育。但目前我國托育服務發展卻存在短板。

  農工黨中央列舉了托育工作“碰壁”的原因:一是觀念落后。雖有旺盛的社會需求,但托育服務的社會化尚未成為主流觀念,仍被視為家庭問題,或是女性、祖輩的天然職責,有60%的父母為了保證工作選擇“祖輩照顧”模式。

  二是政策空白。尚無規范的3歲以下嬰幼兒照料和教育政策法規。

  三是市場混亂。由于缺乏規范,托育機構不屬市場監管部門監管范圍,民政部門也不予登記備案,在旺盛的市場需求下,大量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機構處于無序經營狀態,衛生和安全狀況堪憂,質量參差不齊。

  四是供給不足。據江蘇省婦聯調查,有62.3%的受訪者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的需求,但35.5%的受訪者反映居住地附近沒有托育機構。

  石宇波表示,目前市場存在小、亂、散的現象,沒有明確的主管部門,也沒有規范性指導意見,這樣就造成了設施標準的缺失、課程體系的不完善。從部分國外出臺的政策來看,獲得一個托育中心的執照,可能比拿一個大學執照還難,因為針對的是最弱勢、年齡最小的群體,所以格外謹慎。

  “托育行業對人的要求特別高,即便是相同的設備,換人后可能無法做到同樣好。育嬰師、早教師都應加強培訓。目前我們在高校基本沒有開設這個專業,即便開設了也是近兩年才有,很少,據不完全統計,可能還沒達到1%。人的問題不解決,一個行業就沒法大范圍的復制或推廣。”石宇波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明確頂層設計是當務之急

  據農工黨中央的測算,如2020年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達到10%,可帶動托育服務業產值近900億,帶動約100萬人就業;若2035年入托率提升至30%,產值將約2000億,可帶動約200萬人就業。

  不過,無論是民主黨派提案,還是受訪專家,都認為應首先明確頂層設計。

  農工黨中央建議,由衛生健康部門牽頭加快制定相關政策法規,明確政府的責任和義務,明確教育、人社、民政等行政部門的具體職責;致公黨中央則表示,應將幼兒托育服務補充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建立與之相匹配的財政支持制度。

  “應首先明確一個牽頭部門,形成家庭為主導,政府來引導,社會各界來參與的局面。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紅線,應該劃出來。”石宇波建議。

  事實上,部分地區已率先“吃螃蟹”。如上海出臺“1+2”文件,支持社會力量依法舉辦托育機構,提供稅收、補貼等支持性政策,加強托育機構標準建設,新增托育點,加大從業人員培訓等;四川則出臺意見,強調加強部門協作和示范引領,鼓勵用人單位在工作場所為職工提供福利性的嬰幼兒托育點;湖北則啟動了托育機構服務規范的地方標準制定。

  前不久,國家發改委等18部門聯合印發《加大力度推動社會領域公共服務補短板強弱項提質量 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行動方案》,指出要制定行業準入標準、管理規范和監管標準,明確嬰幼兒照護服務對象、服務內容、從業要求、設施設備、技術流程等規范標準。

  蘇德中表示,不管是標準還是規范,國外已相對比較成熟,包括場地大小、室內外的環境要求、師生配比、衛生安全等。在英國,政府會為托育中心評級,給予家長清晰的指引。但是,由于國情不同,不應簡單照搬國外的經驗。

  他告訴記者,由于家長信任度高且重視隱私權,美國的托育中心極少有監控設計,更不要說把監控連在家長手機上,這就與我國家長的訴求不同。因此除了借鑒國外經驗,我們必須要綜合國情、文化、國內家長的期望和需求去制定合適的標準。

  鼓勵企事業單位提供托育

  托育服務該如何定位?有觀點認為,應堅持公益性,鼓勵非營利性,控制營利性托育服務占比。

  石宇波認為,這可能只是一種美好的愿望,當前階段要做到很難。如果限制營利,又去做比較困難的事情,除非政府兜底,但0-3歲既不屬于義務教育范疇,又不是必需。入托難因為供給少,入托貴因為投資成本高,在政府無法托底、社會公共福利達不到的情況下,只有充分引入更多人參與行業競爭,才能去偽存真。

  “有關部門可以充分利用社區、商場、閑置區域等先做出樣本,引入社會第三方來參與管理。”石宇波說。

  蘇德中則表示,托育服務要盡可能滿足不同家庭的需求,不能全是普惠的,也不應都是高端的,因此可以考慮兩套不一樣的監管及支持體系。從支持角度,對需求方來說,政府可以給予家長、家庭經濟上的補助,如一定百分比的學費減免;對供應方來講,可以在租金、稅收、裝修費、教具費等方面給予企業補貼。

  此外,在民主黨派的提案中,都提到了支持鼓勵企事業單位提供托育服務。

  作為較早進入托育行業的從業者,蘇德中表示,若企業提供場地,托育機構作為第三方來運營,不但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與收費,更可以解決員工的核心需求。當然,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社會上的托育機構先要有足夠的經驗才能開展企業托育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有媒體報道稱,走在托育服務建設前沿的上海,出現了一邊家長入托無門,一邊新增托育點招不滿的窘境。由此可見,若想讓托育服務滿足個體差異和不同的家庭需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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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27日

  2019年被認為是新一輪農村改革的開局之年,其中農村土地改革也被視作改革的“主線”,備受各方關注。

  目前,《土地承包法》已經完成修改,《土地管理法》修正案也已完成了初審,農村“三塊地”改革試點則再度延期,同時,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也正在加速建立。從今年全國兩會前已公布的民主黨派集體提案來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依舊是各個民主黨派均有提及的重點議題。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這些提案發現,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相關提案,主要圍繞進一步完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加快推進相關法律修改等。其中民盟中央提到,目前農村土地流轉法制保障欠缺,導致改變土地用途,出現“非農化”與“非糧化”等問題,建議構建穩定清晰的土地產權制度,其完善土地流轉相關政策法規,優化土地流轉市場環境。

  完善土地流轉制度

  目前,全國家庭承包耕地流轉面積已超過5億畝,農村承包地流轉機制被認為已初步建立。

  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近期表示,2019年是新一輪農村改革的開局之年,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仍然是深化農村改革的主線,要以土地制度改革為牽引,推進農村改革。

  致公黨中央《關于推進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的提案》認為,依托土地經營權流轉實現適度規模經營,進而推動要素的優化配置、提高土地產出率既是當前農村土地改革的重要目標,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途徑。

  這份提案指出,目前,當前土地經營權流轉存在農戶短周期流轉偏好同農業投資長期性的矛盾愈發突出;土地流轉服務體系仍不健全,信息更新不及時、傳輸效率低、規模小;“糧經倒置”顯現,實踐中土地“非糧化”“非農化”等現象凸顯流轉風險等問題。

  其中,關于農戶短周期流轉偏好與農業投資長期性矛盾突出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告訴記者,雖然這種現象由多種原因造成,但最根本的還在于此前的農村承包地產權不明確不穩定,造成了農民對土地長期租賃后的預期不穩定。要解決這一問題,應當進一步落實農民土地的承包權。

  而土地經營權流轉后,農地非農化的“大棚房”等現象有所加重,這被認為將會威脅糧食生產,因而在此次提交兩會的提案中,也引起了多個民主黨派的關注。

  民盟中央在《關于加強土地流轉法制保障的提案》中指出,目前,農村土地流轉法制保障欠缺,導致改變土地用途,出現“非農化”與“非糧化”,流轉不規范等問題。

  實際上,從2018年8月開始,自然資源部、農業農村部聯合部署在全國開展“大棚房”問題專項整治行動。而近日發布的2019年一號文件也專門強調,要鞏固“大棚房”問題整治成果。

  民盟中央認為,這主要是由土地產權制度存在障礙、土地流轉存在非法行為和市場環境不成熟三方面原因所致。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構建穩定清晰的土地產權制度,其次要完善土地流轉相關政策法規,最后,應當優化土地流轉市場環境。

  而致公黨中央則建議,應當建立土地經營權流轉與糧食安全協調機制。在實行土地經營權流轉用途管制基礎上,強化對地方政府和鄉村集體的糧食生產績效考核力度,將其與干部使用相掛鉤,形成協同共抓糧食生產的新格局。同時,強化市場協同配合,堅持發揮好“最低保護價格”的政策托底作用,配套實施與種糧面積掛鉤的補貼政策、種糧農業保險補助政策。

  建議有償使用部分宅基地

  除了承包地經營權流轉,作為農村土地中最受關注、價值最高的宅基地的相關改革,同樣是此次民主黨派提案議案關注的焦點話題。

  不過,在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與需要“全面推開”的農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和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不同,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被認為應當“穩慎推進”。

  具體來看,一號文件提出,要拓展(宅基地)改革試點,豐富試點內容,完善制度設計。抓緊制定加強農村宅基地管理指導意見。研究起草農村宅基地使用條例。開展閑置宅基地復墾試點。

  而民進中央則在《關于推進我國土地制度改革的提案》中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保障農村村民實現戶有所居的權利,對村民在集體建設用地中超過一處的宅基地實行有償使用,村民已獲得的宅基地使用權具有完整的用益物權屬性,可以繼承和有償退還給集體,也可以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和外部出租、轉讓、抵押、擔保。

  按照現行法律,宅基地所有權屬于農村農民集體成員所有,農戶只有宅基地使用權。但我國實現宅基地一成員資格申請可無償取得的制度。農村村民在法定情況下,可向村民委員會提出宅基地使用申請,在通過村民會議和鄉、縣兩級政府批準后,可以無償獲得宅基地使用權。

  對此,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廖洪樂表示,村民無償獲得宅基地的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續,這樣的制度設計會刺激農民通過分戶獲取宅基地使用權,一戶一宅難以實現,最終導致土地越發緊張。但有償獲得的關鍵,是不能將宅基地有償使用所獲得的資金,作為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而應該更多地交由宅基地所有權人,也就是村集體來使用。

  此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守英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曾表示,對于宅基地資格權,也就是過去的集體成員權,是指只有集體成員可以對本村宅基地有初始的獲得權,但資格權只是指集體成員有權獲得宅基地,獲得方式如何、有償還是無償,目前還沒有定論。

  劉守英認為,不能無止境地對集體成員無償提供宅基地。可以參考承包地,對此按時點劃斷:設定的時點前的集體成員,可以無償獲得宅基地,在這個時點后的集體成員,獲得宅基地應該有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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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26日

  從目前已經公布的民主黨派集體提案來看,民營企業發展也將成為2019年全國兩會的熱點問題。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建議,重點圍繞減稅降費、支持民企融資、防控債務違約、營造公平法制營商環境等展開。

  全國兩會召開在即,在穩就業、穩預期等政策導向下,民營企業如何發展備受關注。

  2019年,針對小微企業普惠性減稅、涉企政策的制定征求企業意見、清理拖欠民營企業賬款等工作在推進。從目前已經公布的民主黨派集體提案來看,民營企業發展也將成為2019年全國兩會的熱點問題。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這些提案發現,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建議,重點圍繞減稅降費、支持民企融資、防控債務違約、營造公平法制營商環境等展開。

  建議養老保險調低5%

  原定于2019年1月1日將企業社保移交稅務征管的工作,并沒有如期進行。社保轉交稅務的改革,實際上暫緩執行了。今年民主黨派的集體提案多建議出臺過渡期政策,應給予中小企業政策傾斜,并降低社保費率。

  致公黨中央《關于切實降低中小微企業稅費負擔的提案》指出,社保費率征收政策變動后,沒有為統一征收預留足夠的緩沖期,政策缺乏執行柔性。社保繳納不規范的中小微企業,難以快速適應新的征收政策。社保費中五險一金的企業繳費比例部分,對中小微企業而言偏高,中小微企業對此負擔偏重。

  為此,致公黨中央建議,為統一征收預留足夠的緩沖期,五險一金的企業繳費比例部分從目前的36.5%適度調低到30%,具體而言,養老保險調低5個百分點、失業保險調低1個百分點、工傷保險調低0.5個百分點,來兼顧降低企業稅負與基金平衡的需要。

  民建中央《關于繼續加大減稅降費力度促進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的提案》建議,進一步降低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社保費率,由目前的五項總費率38%左右,下調至28%-30%左右。

  民盟中央《關于以結構性政策解決社保費征管結構性矛盾的提案》建議,在降費率之外,還應多管齊下,推出對民營中小企業有所傾斜的其他結構性政策;設置過渡期,避免稅務征管后企業社保繳費的過快上升,穩定企業實際繳費負擔;明確職工養老保險未來資金缺口的彌補渠道。

  除了降低社保負擔,增值稅實質性減稅等更大規模減稅政策,也為業界所關注。

  農工黨中央《關于為民營企業構建公平法治營商環境的提案》指出,當前國家有關部門已陸續出臺若干減稅降費的政策措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經濟界普遍認為,出臺若干零星的稅基減稅政策,不如通過有效降低名義稅率,切實緩解實業界對稅收的心理負擔。建議選取企業最為關心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為突破口,適時啟動合理下調相關稅率。

  民建中央上述提案建議,合并增值稅稅率,將10%稅率檔與16%高檔稅率合并,合理采用二者之間的某一值,對原10%稅率企業采取超稅負即征即退等稅收政策,保持稅負不變。在增值稅上,給予小規模納稅人以更大減稅力度,比如將500萬銷售額標準提高至1000萬,將現行3%征收率降為2%。

  賽意企業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唐大杰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有關民企發展的問題中,市場比較關心稅費、社保、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但2018年底對民企調研時發現,環保也是企業很關心的問題。部分地方出現環保一刀切、任務層層加碼等問題,對民營企業的經營也帶來了影響。

  多措緩解民企融資難問題

  隨著資管新規的落地,非標融資的收縮,民營企業融資承壓,2018年民企債券違約事件增多。

  為緩解民營企業融資困難,貨幣政策已經有針對性地給予定向寬松。不過,由于民營企業缺乏抵押、貸款風險較高等,融資問題實屬普遍難題。

  農工黨中央《關于切實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提案》建議,構建融資服務體系,推動建立由政府、銀行、中小企業服務中心以及其它融資服務機構參與、聯合協作的融資服務體系,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政策咨詢和專業輔導。試點推廣“銀稅互動”,中小企業無需擔保,即可將企業納稅信用轉化為銀行貸款信用等。

  致公黨《關于加強大型國有企業對小微企業支持力度的提案》指出,找準大型企業與小微企業合作過程中存在的“痛點”與“難點”,協同發力,綜合施策,有助于從根本上改善小微企業融資環境。

  該提案建議,在融資促進方面,對于主動參與供應鏈融資、為上游小微企業提供融資便利的大型企業,應該給予正向激勵。

  民盟中央《關于進一步推動票據市場支持民營企業融資的提案》指出,票據融資具有成本較低、與實體經濟關系密切、高度貼合民營企業、兼具靈活性和高效性等特點。建議支持票據市場發展,并拓展票據市場非銀資金來源,降低票據融資資金成本等。

  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秘書長王志凱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他們對江浙一帶企業進行調研發現,民營企業更關注國內市場,要促進民企發展,應激發國內市場潛力。民營企業要拓展海外市場,但國內市場地位仍然重要,很多外企都在盯著中國市場。

  王志凱認為,中國發展到當前階段,財政應真正轉型為公共財政,投資應更多交給市場,政府應加大教育、醫療、衛生、社保等投入力度,讓大家有錢消費、敢于消費,來真正激發國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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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26日

  在全國兩會即將到來之際,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2月25日召開例行新聞發布會,并邀請多位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到會交流,話題涉及大眾關注的重點,包括消除狂犬病、疫苗全程可追溯、流感防控等。

  在發布會上,針對今年1月我國流行性感冒死亡數為143例、為3年內同期最高這一現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我國流感疫苗的接種率還比較低,徘徊在2%左右,流感的防控應該更加積極,要鼓勵大家積極打疫苗。“大家不要對可防控疾病的疫苗免疫、疫苗接種失去信心。”

  在促進規范合理用藥方面,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醫院院長葛明華表示,以往藥師更大的功能是發藥,而這幾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以更多地參與到臨床工作,包括從事前的醫囑干預、事中的醫囑審核、事后的醫囑監管這三方面,藥師都能和臨床醫生一起決定藥物的治療方案。

  狂犬病疫苗應轉向“為狗接種”

  近期,一則9歲男童患狂犬病死亡的消息,再次引發大眾對狂犬病的強烈關注。目前,距離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2030年全球消滅犬傳播的人狂犬病”目標愈發接近,該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今年提出的其中一個提案就是關于如何消除狂犬病。狂犬病是一個典型的人畜共患病,世界上先進的國家消除狂犬病靠的是把疫苗打給狗,通過這樣的“大健康”策略,有助于更好地把狂犬病控制住。

  高福詳細說,規范犬只的管理是防控消除狂犬病的關鍵,如果犬的狂犬病沒有得到消除和控制,那么人的狂犬病還會產生,所以規范犬只的管理非常重要。

  此前,H7N9的防控也采用了此類措施。高福解釋說,H7N3疫情在2013年出現,當時采取了關閉活禽市場、限制活禽交易等措施,這也是運用了“大健康”的理念。所以,2018年沒有聽說過H7N9,這是堅持預防為主、聯防聯控所取得的偉大成就。

  而規范犬只管理的關鍵在哪?高福表示,最關鍵的就是“強基層”。為此他建議城市中要把責任落實到社區服務中心,而在社區要把責任落實到人;農村要把責任落實到鄉鎮、村。這將是未來相關工作考核的一個重要指標。“也就是說,某一個鄉、某一個村,今年有沒有(發生)狂犬病,那里的流浪狗是不是都打了疫苗,這應該是我們的工作重點。”

  疫苗等藥品應建立追溯體系

  2018年,長春長生問題疫苗事件發生后,如何確保疫苗等藥品生產、流通、接種等過程的安全?除了加強監管外,我國還需建立完善藥品追溯體系。

  “如果出現藥品安全問題,我們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就是怎樣迅速使有問題的產品和使用者脫離,我們專業上叫‘召回’。”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院協會副會長方來英說,這需要建立一個覆蓋藥品生產、流通、使用全過程的追溯系統。

  追溯體系的建立,對于藥品不良反應監測、減少假藥混入正常流通體系等方面,都能產生巨大的積極作用。

  方來英表示,有了追溯體系后,對藥品不良反應的監測可以做到很精準,具體到哪個患者和哪個批次。同時,此舉能夠有效提高造假成本,減少假藥混入正常的流通體系。如果有一個全國的追溯系統,通過大數據管理,就可以監測到藥廠是否生產過該批次藥品。“某個藥品一個批次做了50萬片,結果一看流通領域有60萬片,那就有10萬片是假的,這對打擊假藥有好處。”

  如何完善藥品追溯體系?方來英認為,建立追溯體系需要進行附碼。國家要建立統一的附碼體系以及標準體系,并明確實施這個標準應該是藥品生產企業和流通企業的法定責任和法定義務。

  與此同時,建議國家在建立制度之時應充分利用社會各種資源,比如可以進行源代碼開放,讓更多人投入到物聯網建設當中,促進我國醫藥事業發展。“我們用上個3年時間,建一套藥品附碼系統,進而建立一套追溯體系,這不是不可能的。”方來英說。

  接種流感疫苗應更積極主動

  2月19日,國家衛健委疾病預防局發布了2019年1月全國法定傳染病疫情情況,流行性感冒死亡數為143例,為3年內同期最高,并超過去年全年死亡數據。

  對于上述數據,高福認為,這與我國醫療機構檢測能力的提升相關。“普通感冒和流感是兩個不同的病,一定要區分。我們檢測能力的提升,可能過去普通感冒沒有檢測到它是什么,現在的醫院會告訴你它是流感,所以你看到這個數據跟我們各個醫院檢測能力的提升也有非常大的關系。”

  在高福看來,我國流感疫苗的接種率還比較低,徘徊在2%左右,流感的防控應該更加積極,特別是應該鼓勵大家要打疫苗。“如果感覺自己是流感,首先是要到醫院隔離自己,不要鼓勵得了流感的同志來上班,這個傳染源到了單位,就會一下子把大家傳染了。”高福說。

  針對近期發生的一系列疫苗安全事件,高福表示,我國免疫規劃疫苗的接種率持續保持在90%以上,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覆蓋率,我國的傳染病才可以得到很好的防控。“大家不要對可防控疾病的疫苗免疫、疫苗接種失去信心。”

  對于接下來疫苗的發展,高福表示,國家免疫規劃工作組已經成立,中國疾控中心也已經成立了技術組,分門別類地對疫苗這幾年發生的事件進行分析,看看哪些是管理上的問題,需要國家整個免疫規劃的工作組來解決這個問題,或者需要專家委員會里的工作組來解決這個問題;哪些又是技術層面的問題,需要疾控中心聯合生物制品研究院等機構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

  高福指出,好疫苗的標準是安全、有效、可控,所謂可控就是指質量可控。“總的來講,中國的疫苗應該是世界上最好的疫苗之一,大家不要因為出現問題我們就回避問題,因為出現問題我們就對自己研發的疫苗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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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26日

  3月份,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即將召開,為中小微企業、民營企業減稅降費有望成為兩會熱點。近期,記者采訪獲悉,今年不少民主黨派擬提交的政協提案建議進一步為企業減稅降費,其中涉及調整增值稅稅率結構和降低增值稅稅率的相關提案比較集中。

  致公黨相關提案提出了“切實降低中小微企業稅費負擔的政策建議”,建議完善中小微企業增值稅稅制,這包括允許中小微企業按營業收入的一定比率作為進項稅額。為解決較多中小微企業獲得進項稅增值稅發票難的問題,建議對難以獲得增值稅進項發票的中小微企業,允許其按當期營業收入的一定比率計算增值稅進項稅額,解決進項發票難以取得而增加稅負的問題;提升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免征點、降低3%的征收率。為給小微企業特別是個體工商戶帶來切實的減負獲得感,建議將每月3萬元銷售額的增值稅免征點提升至5萬元,并參考國際最低做法,將增值稅簡易征收稅率降低至2%。

  在增值稅層面,民建中央相關提案建議進一步調整增值稅稅率結構。如合并稅率,將10%稅率檔與16%高檔稅率合并,合理采用二者之間的某一值,對原10%稅率企業采取超稅負即征即退等稅收政策,保持稅負不變;同時繼續擴大小規模納稅人銷售額標準,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稅率。如將500萬元銷售額標準提高至1000萬元。由現行3%征收率降為2%征收率。這樣才能有效保障政府實質性減稅承諾得到落實,讓企業切實得到減稅的獲得感。

  在體制機制上,民進中央建議進一步統籌規劃我國的稅制改革,將長期減稅政策與臨時性減稅政策進行優化組合;建議適當考慮進一步降低增值稅的法定稅率。

  民建中央相關提案建議研究制定針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社保費減負政策。進一步降低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社保費率,由目前的五項總費率38%左右,下調至28%-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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